行医见闻·误诊的代价

文 / 史晨

2/13/2020 9:33:40 AM

辞去医务科主任后,我回到特检科工作,定时预约做胃镜肠镜检查,用所学的医疗技术继续为病人服务。躲开繁杂的人事纠纷令我清净,心情甭提多舒畅了。
某天,外科孙主任约来病人,他年过五十,是后桃林的一位大队书记,不过农村现在也都换了称谓,叫做什么公司什么总经理了。此人在某疗养院做过钡餐透视,初步诊断胃癌,又立即进行胃镜检查,结论与钡透一致。他经友人介绍,来我院找孙主任做胃癌根治手术,老孙不太放心诊断,手术前让我再次复查确诊。我院这日本奥林帕斯胃镜还是很先进的,进镜顺利,我仔仔细细观察也没看到胃癌的影子,为了保险,还在胃底取了两块组织进行活检,以免我的误诊。
临床上医生做出诊断是很慎重的,尤其是癌症,这等于给病人判刑,可要推翻别人的诊断,那更要慎之又慎!比自己做诊断还要困难。他的病理报告不是癌,是不是我没取对地方?因为目前“一点癌”也常有发生。为对病人负责任,为对自己有肯定,我邀请市立医院林崇茂主任再来我院复查,他可是青岛市消化内科的权威,内镜学会的理事长。林教授的诊断与我一样,他还鼓励我要自信,要对自己的业务能力有肯定!
患者胃癌的诊断推翻了,病人得到解放,否则胃大部一切除,周围淋巴结一清扫,不知会对以后的健康造成多大的伤害啊!病人高兴,家属高兴,亲朋高兴,大夫高兴,护士高兴……
可高兴不到一天,新书记来医院探病,“病人”马上高兴不起来了。因为老书记患“胃癌”,领导班子马上改选调整,未经老领导的同意,立即换上年轻的接班人走马上任了。
这就是误诊的“代价”,医生这支笔竟能影响到官员的任免,谁都没想到。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史晨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秦城监狱关押过的两位即墨人

文 / 李知生

2/13/2020 9:32:30 AM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区北部,燕山东麓,西面群山重叠,北、东、南面则是一望平川。秦城监狱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监狱之一,曾关押过众多高级别囚犯,有“中国第一监狱”之称。
秦城监狱前身是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功德林监狱),位于德胜门外功德林庙街1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1955年根据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指示重新选址修建,新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附近秦城村,因此将这座监狱习惯称呼为“秦城监狱”,1960年建成开始关押犯人。“南桥北秦”,指的就是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和北京的秦城监狱,两座监狱都是以囚禁高官与名人而著称于世。
秦城监狱一开始就由国家公安部直属管辖,先后关押过晚清乃至老民国北洋时期至国民党的一些首要人物和战犯、各类大案要案的案犯、美蒋特务等,再有四九年之后历次运动中落马的中高级领导人物。
秦城监狱曾经先后关押过两位即墨人:一位是韩庆恂(1913-2001),即墨区金口镇枣行村人,其堂兄韩庆堂是当年的武术状元,杭州国术馆著名武术教练。他跟随堂兄在杭州学武时,被国民党军统总部选拔进入军统核心内勤,逐步升迁至军统上校衔高级特务(军统最高军衔为少将),先后在军统闯荡十六年,是军统局长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之一。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韩庆恂曾奉戴笠指派为小组长,带领30名内勤特务看押过张学良两年。1939年元月,韩庆恂等三人跟随戴笠,到香港两次刺杀跟随汪精卫投靠日本的铁杆汉奸、时为香港《南华日报》主编的林柏生(两次刺杀均未遂,林先后担任汪伪宣传部长、伪安徽省长兼保安司令等职,是汪精卫的心腹和汪伪政权主要成员之一,1947年10月8日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在南京处决)。 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时,韩庆恂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拒绝跟随去台湾,于1949年秋天回到家乡,当时的即东县枣行村,随即到即东县公安部门进行国民党军政人员登记,投案自首交代了自己的军统历史。1950年春,被公安部派员逮捕,自此数十年与家人断绝了联系。直至1975年第七批(最后一批)特赦国民党军政人员时,公安部门才告知家人,韩庆恂在北京秦城监狱服刑。韩庆恂被特赦后继续留在北京,由公安部内部控制,直至1984年才通知即墨有关部门,将其领回即墨原籍。韩庆恂回到家乡和家人团聚时,已经是70多岁。他体格高大硬朗,经常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当时这些特赦人员享有一份生活补贴,使他们安度晚年。即墨县政协聘请韩庆恂为五、六、七、八届政协委员,为政协文史委撰写了不少他所经历的国民党军统内幕史料。2001年,韩庆恂在家乡去世。
即墨另一位曾经多年关押在秦城监狱服过刑的是于民一,又名于秉南,1914年生,即墨区鳌山卫街道新河庄人。1930年代初期,于民一在即墨县立中学师范速成班毕业后,在即墨城里的后庵街小学担任教员,国民党中统在即墨小学教师中发展地方组织时,于民一被发展为中统外围组织“三民主义革命青年社”成员。七七事变后,于民一和即墨的教师青年学生一起,加入到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抗日游击队中来。于民一和即墨城东关的江涛、鳌山卫的张仙洲、冯廉生等人最先参加由国民党青岛沧口铁路支部干事孙殿斌拉起的第二纵队,任中队指导员。1938年秋天,孙殿斌在即墨东部的三个支队被韩炳宸兼并后,韩炳宸又带领所部投靠了驻即墨城的日伪军。于民一耻于当汉奸,愤而脱离该部西去刘家庄,投奔与中共失去联系的李兆歧鲁东行辕特务团,担任连指导员。据李兆歧介绍,他与已恢复党组织关系前来策划特务团起义的崂山王家泊子人王云九认识(王云九在其回忆录中有记述,原件现存城阳区档案馆)。
1938年冬,当特务团起义北去黄县根据地后,于民一在八路军65团担任连指导员职务。1939年3月,65团在审干时,团政委王云九将于民一等七八名有国民党员和国民党嫌疑的人送胶东军校去学习。于民一由于在军校期间学习积极,表现很好,在7月被发展为中共党员,由此于民一成为鳌山卫最早参加中共的共产党员。军校学习后,于民一被安排在胶东大众报社担任校对和编辑工作。抗战后期于民一被调离胶东,去沂蒙山区山东分局《大众日报》社工作,担任报社总务科科长。1945年春,于民一奉命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整风审干),恰逢原65团政委王云九也来分局参加整风学习,在王云九的证明和引导下,于民一交代了自己参加国民党中统外围组织的问题。1945年秋,山东八路军主力奉命进入东北,于民一跟随山东分局机关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总部,由龙口渡海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担任宣传工作,先后担任《安东日报》社印刷厂厂长、《辽东日报》社新闻学校秘书主任、《东北日报》社业务科科长、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教育科科长和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等职务,行政12级。1955年冬肃反时,他的历史问题被再次提起,1957年6月,吉林省委五人小组将于民一定性为“历史特务”,开除党籍后调出省委机关降职使用。同年7月反右开始,《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公开点名批判于民一,使得于民一的历史问题进一步激化。11月,经五人小组重新决定:“将于民一清除出党,送劳动教养”。由于于民一不服处分,多次上告,于1960年被判刑七年。“文革”开始后,于民一即将出狱,有一起关押的犯人举报他认识刘少奇、彭真等人。有关部门秘密将于民一转到北京,准备让其揭发刘、彭等人的问题。结果,于民一揭发了许多有关江青的问题。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发现后,将有关揭发江青的材料销毁,把于民一长期关押于秦城监狱。
打倒“四人帮”以后,吉林省公安厅在审案时发现了于民一案的问题,向党中央打了报告:认为于民一在“文革”期间也是受迫害的,于是中央“三办”指示对此案进行复查。经反复审查后,认为当年五人小组的决定是错误的,应立即解除对此人的关押,恢复组织关系,对长期关押造成的精神分裂症,应送精神病院治疗。
1987年8月28日,吉林省委宣传部对于民一的历史问题彻底平反,平反书中最后说:“经复查,于民一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肃反中将其定为历史特务,实属错案。经省纪委批准,撤销原省委五人小组所作的结论,彻底为于民一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党龄连续计算,恢复原行政十二级工资级别。”出狱后,于民一由于长年关押已经失去工作能力,有关部门为其办理了离休手续,1990年代在长春去世。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北郭居士/李知生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李修文:我的心是乱的,现在没法写作

口述 / 李修文 整理 / 何映宇

在这样一场灾难中,如何保障人的尊严、人之为人的根本,已经成为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武汉封城的第二天,我原本准备一早就回湖北荆门老家过春节。我也没想到会封城啊,结果就走不了了。我老家也有几百例感染新型肺炎,我父母的情况我也非常担心,但我没有办法,现在只能是“一种相思,两地哀愁”。
我的生活习惯平常晚上睡得很晚,因为原本第二天要回老家,我就早睡了,准备第二天早起,谁想得到凌晨2:00发了通知要封城。既然走不了,那就买了很多菜,囤积着,以备未来之需,一直吃到今天。
迄今为止,我已经14天没有外出了。现在武汉大街上基本上空无一人,只有仅剩的几家药店还开着。

最恐慌的是现在

我楼下就有疑似感染的病人。好多朋友说要给寄东西,我说不要了,我们这栋楼有了病例,如果快递小哥再被感染了,那就会影响更多人。这不已经有新闻报道快递小哥被感染上了吗?现在武汉唯一还有的快递就是顺丰,顺丰小哥到我们这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你进我们小区不要进我们这栋楼,因为已经有了疑似病例。
最恐慌的是现在!
你知道恐惧也是分层的,前一天的恐惧和今天的恐惧是不一样的。老实说我前两天并没有觉得多么恐惧,但是现在我明显地感到了大家的恐惧在升温!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湖北通知的是2月14日上班,我认为可能做不到,即使是坐班的话,也可能是极少数一部分人。目前看来,我们还要做好长期的准备,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个人非常反感朋友圈里“把武汉还给我们,把我们还给武汉”这样的口号,它们忽略冒犯的是一个个个人的具体处境。此时此刻,还有多少人住不上医院,还奔走在各大医院之间?他们是该指责的对象吗?这难道不是求生的本能吗?如果我有了疑似的症状,今天住不上医院,那我明天早上要不要去看看能不能住院?那他不就成了移动的病毒传播者了吗?可是,这能怪他吗?我绝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说什么他们就应该呆在家里,不应该跑出去把病传染给别人,如果那样的话就没有天理了,那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都全部摧毁了!他可以被隔离,呆在家里,但要有人管他啊!
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我身边认识的人得病的越来越多,离我们自身越来越近。我前两天还可以下下楼,这两天我怎么下楼呢?前两天还可以通风,这两天怎么通风呢?我楼下就有了几个疑似病例。因为还没有做上核酸检测,只能居家隔离。在我看来,这样的办法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这不就是闭上眼睛骗自己吗?人是有求生本能的,有人会守在自己的家里等着病情加重,甚至等来自己的死亡吗?人的求生本能必然要求他出门为自己的生存呼喊,而在求救的过程中,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传染源。
即使要隔离,也应该像昨天下的通知那样,及早地征召宾馆、体育馆等场馆。武汉现在号召“社区负责制”,但实际上社区做不到,因为防控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如果没有专业人士来负责,因此我认为实际上这是无效的。现在唯一可信的就是仪器,仪器在医院,当然就要奔向医院了。所以只能苦熬。

我的心是乱的,现在没法写作

我觉得现在武汉缺乏一种清晰而有力量的声音,在巨大的恐惧和困惑之下,所有的人都在猜疑和苦熬。如果有人得了病,他会不断回忆自己曾经与谁接触过导致自己被感染,长此以往,心理上肯定会出问题。现在我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还要封闭多久,很难对时间做出某种规划。事实上,在这样的心态下,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是个作家,很多人说你可以写作啊,那怎么可能?生活已经把你打回了原形,水落石出之时,你就要承担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境遇下的职责,尽一个人的本分。至于写作,那是以后的事,而且我认为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
封城之前,元月四日我去南宁出差,同行的一个青年作家对我说,情况可能比较糟,当然他可能也只是一种直觉,谁也料不到情况会恶化成这样。那天我戴着口罩去的南宁,到了南宁晚上喝酒的时候,大家还笑话我说你果然来自疫区啊。回来之后开两会,市里开完省里又开,这么大型的集会,大家就觉得这应该没事了啊。我们都没有想到疫情会发散和扩展到这样的地步。这一次的疫情,传染性太强,潜伏期太长,这就是它比SARS可怕的地方,传染者他不发热也没有其它症状你怎么知道他被感染了呢?
我特别觉得这次灾难中的年轻人非常可怜,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他大年三十的晚上就已经发烧了,高度疑似。到我们这个年纪,在这座城市中,多多少少有点资源,可是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刚到武汉没多久,20来岁,刚刚毕业,刚刚结婚,如果又是外地来武汉的人员,他们在武汉的人脉资源就更要比我们少得多,他们还没有享受这座城市给予他们的便利,就遇到了这样的灾难,很容易就乱了方寸。生了病没有办法确诊,没有办法住院,他们内心的焦虑、压力你都能感同身受,可以说是走投无路。
一个大学老师,她的老公和父母都已经感染了,好像父亲已经去世了,她自己也高度疑似。在封城的情况下,她半岁的孩子谁来带?她发出的求救之声多么悲哀,已经不是救她的命,而是谁来救他们的孩子的问题了。
看见的听见的全是生离死别啊!
我很反感一种说法:“武汉按下了暂停键。”这是暂停键的问题吗?好像恢复了暂停键,一切就都恢复正常了似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去过汶川,我的一个巨大的感受就是:创伤将永远停留在它遭到创伤的地方,一辈子都无法弥补!
本来确实打算写点东西,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尤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殡葬车在前面开,一个小女孩在后面跟着喊着妈妈妈妈。看到这个视频,我就受不了了,我的心特别乱。我所在的小区比较大,有一天我还听到一个中年男子在喊妈妈,那天又下着雨,真是“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它迫近得太厉害!那天以后我的心都是乱的,也没法写作,也读不进书了。
我认识的朋友染病的越来越多,所以接到的求救也越来越多。我的同事、熟人,不管是疑似还是确诊的,我尽可能帮他们做做协调:怎么样能做上检测,怎么样才能住进医院。但是前几天还有些医院的朋友可以帮帮忙,这两天根本就不行了,连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自己得病了都住不上。这真是真实的绝望。我倒没有那么矫情地说什么“写诗是可耻的”,但确实,个人生活和个人内心的一道分水岭已经产生了,所以你很难再像过去一样生活。
我有些医护朋友,我每天都和他们聊聊天。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他们自己缺防护服,防护服根本不敢脱。湖北省红十字会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协和医院缺防护用品是千真万确的。有一天,她中午给我发了个微信语音,说她女儿在北京没有口罩,问我能不能帮忙解决。我也没办法,我是有口罩,但是我也寄不出去。后来我就叫我的朋友们,几个几个的口罩给她女儿寄过去。至于红十字会的情况,我也是通过朋友圈了解到的,真实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它至少影响了我一个选择,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唯一能做的可能也就是捐助一点钱,那现在我肯定要重新考虑我的选择。
加缪《鼠疫》我经常读,但是我不太喜欢那种通过一部小说来认识一个民族的处境。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都在鲁迅先生的笔下被展现被揭露过。我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双黄连可以抑制新型肺炎病毒的新闻出来后,网上一下子冒出来很多嘲笑购买双黄连的人的智商的各种段子,我看完以后特别愤怒!你和他们难道不都是可怜人吗?嘲笑他们,你和那些吃人血馒头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嘲笑一个和你一样悲惨的人,和鲁迅先生笔下批判的人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如何通往自己的现代性,固然跟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关,更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里面具体的人有关。我们每个人都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了,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做好自己这个人,否则就是几千年的悲剧不断循环往复,事实上,像这样的事历史上一再重演过。
宁浩导演很担心我,每天都会和我通电话或者微信联络。我记得当初拍《疯狂的外星人》的时候,大家还说,中国人是我们拍的这样吗?为什么不去拍《战狼》这样的电影呢?《疯狂的外星人》本质上是通过科幻的外衣来反思中国国民性的一部电影。它还是走在鲁迅先生所开创的道路上,刻画人物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人物的身上有没有阿Q的影子。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要重新从鲁迅出发,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无论在灾难之中,还是在灾难之后。我觉得经此一劫,它可能成为中国作家重新出发的一个起点。
很多作家在写目前的灾难,但我写不了,就算要写,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静和理智,就像我刚才讲的: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在这样一场灾难中,如何保障人的尊严、人之为人的根本,已经成为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作者是湖北省作协主席,原载 新民周刊
(本文系转载,不代表本文丛观点,如涉版权问题,请与编辑联系。)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识破乌托邦——读《昨日的世界》(中)

文 / 学周

2019-12-30

在战争间歇期间的旅行中,特别让茨威格激动和受教益的一次是去到新的俄国,自从列宁的党登上俄国政坛,俄国对一切有知识的人都富有吸引力,“有人热烈赞美它,有人疯狂反对它”,没人知道那里的真实,宣传和反宣传同样激烈,“但是人们都知道,那里很可能正在进行一次全新的实验,不管这种实验是善是恶,他们很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1928年夏天,茨威格受邀参加纪念托尔斯泰诞辰二百年纪念活动,这使得他的俄国之行淡化了政治色彩,茨威格欣然前往。
茨威格在苏维埃呆了十四天,“我又看、我又听、有时赞赏,有时厌倦,有时欢乐,有时生气,就像不冷不热的交流电的电流一样。”茨威格看到,莫斯科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那里有壮丽的红场,旁边是宫墙和洋葱头形屋顶的建筑,有一点鞑靼人的、东方的、拜占庭的奇特风格,这也是古老俄罗斯的风格;在红场的另一端矗立着现代化、超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犹如一群陌生的美国巨人。”“被蜡烛烟熏黑的古代希腊正教的圣象和镶嵌宝石的圣坛在暗淡的教堂里影影绰绰地放金光,而离教堂百步远的地方却是一口水晶棺材,里面躺着穿黑色西服的列宁遗体。”红场的一边是疾驶的小汽车,一边是瘦马拉着的马车。大剧院依旧是皇家气派,而郊外则是一片凋敝。但新生的苏维埃“现在想要一下子变成现代化,超现代化。”因为急于求成,反而造成了混乱,莫斯科人满为患,“由于机构臃肿,所以办事效率很低,到处是等着办事的人群。本应该订出各种’制度’来,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结果把一切事情都耽误了或者错办了。”总之莫斯科矛盾错位无处不在,拨苗助长无处不在,自以为是无处不在。茨威格记述了一次参观工厂的经历:“他们让我参观那些中型的工厂,并且期待我们会赞扬他们,好像在欧洲和美洲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工厂,我们不得不装出一番笑容。一个工人曾非常自豪地指着一台缝纫机对我说:’这是电动的。’然后以期待的眼光看着我,似乎我应该大大赞扬他们一番,因为工人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产品,所以他们虔诚地相信,是革命,是革命之父列宁和托洛茨基设计和发明了这一切。于是我强打精神赞扬一番,而在赞扬的同时又暗自觉得好笑。”茨威格怀着同情说道:“俄罗斯国家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并且像一个有才能的心底善良的大孩子。我们总是这样想而且反问自己:这个国家真的会像它打算的那样迅速地改变就面貌吗?也许宏伟的计划会变得更加庞大,或者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罗莫夫式的怠倦中变成泡影?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信,有时候觉得怀疑:我越看得多,心里就觉得越糊涂。”
在去拜谒托尔斯泰墓的途中,茨威格与陪同的卢那察尔斯基有一番讨论,茨威格把自己看到的矛盾和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他好奇托尔斯泰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心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矛盾?俄罗斯人究竟是怎样的民族?卢那察尔斯基说了这样一番话:“他(托尔斯泰)作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想把数千年世界上的一切在他手中来个翻天覆地。”紧接着补充道:“完全像我们现在似的,相用一种方案改变一切。如果有人把我们称之为有耐性的人,那么这是把我们俄罗斯人看错了。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心灵都是有耐性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却比任何民族都没有耐性。我们总是立刻想知道所有的真谛,即’真理’。结果这位老人就是因此而心里备受痛苦。”
在俄罗斯,茨威格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索,他强烈感觉到“他们内心急于求成和有点朦胧的陶醉感。”作为一位洞彻历史与现实的思想者,茨威格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因为他们是人,而人总会有热情的冲动。而他们所有的人全都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们不得不忍受物品的匮乏和短缺之苦,都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使命。过去他们在欧洲人面前的自卑,现在变成了高度的自豪,好像他们超过了所有的人,走在了别人的前面:’光明来自东方’,他们是未来的救世主;他们想的就是这样诚恳和正直;这就是他们所认识的‘真理’,别人只能梦想的事情将由他们来完成。”在俄国,茨威格遇到的几乎都是“我们”而不是“我”,到处受到来自“我们”的隆重欢迎,这会很容易丧失自我,不由自主赞颂这个新政权,茨威格也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在俄国有时几乎也大唱赞歌,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我的头脑近乎发昏。”
然而,茨威格终于没有跌入苏维埃魔术般的迷境之中,“与其说是归功于我内心的克制力量,倒不如说是一位不知姓名的陌生人的提醒”,这位陌生人是谁,成了茨威格终生的谜。在俄国的每时每刻,茨威格身边总有人陪伴,其中一位女大学生兼着翻译,更是须臾不离,在一次与大学生热情会面之后,有几个人把他送回旅馆,这是十几天来难得有的一个属于他一个人空间和时间,茨威格在脱外衣时,听到衣服口袋里有纸张的沙沙声,原来有人趁他不注意塞给他一封用法文写的信,信中写道:“您不要相信他们向您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他们向您展出的让您看到的一切,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让您看。您要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他们没有把真心话告诉您,他们也不敢,只是讲了允许讲的话。现在我们大家都受到监视,恐怕您受得监视更多。您的女翻译每天都向上级汇报您说的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走一步都有监视。”按写信人的要求,茨威格烧掉了这封自始至终也不知道来路的信件,自己也陷于更深的迷茫。茨威格不懂俄语,无法与民众交谈,其实即便他懂俄语,能接触到民众的机会也会很渺茫的。“更何况只有十四天时间,就所看到的,也不过是一望无边帝国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但他自己也坦承“如果我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那么我一定要说,我得到的印象,在细节上是相当动人和鼓舞的人的,但从客观上讲,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很多作家从苏联归来,都很快出版了书籍,或赞或骂,而茨威格只写了几篇文章,“我认为我采取的这种保留态度是正确的,因为三个月后,俄国发生的事就不像我看到的那样;一年之后那里发生的剧烈变革,当时说的每一句话却被斥之为谎言。”总之俄国暴风骤雨式的变革是茨威格一生中极少经历的。
茨威格行将进入自己人生最后的美好时光,就像一个人行将就死时的回光返照,这段时光显得弥足珍贵。在风平浪静的最后几年外出旅游是惬意的,回到家乡看到的景象更是让人心旷神怡,小小的萨尔茨堡极具浪漫色彩,很对茨威格的胃口,这里已经成为欧洲艺术家聚会的中心,命运似乎格外垂青于好客的茨威格,他在卡普齐纳山上的房子成了他欧洲朋友的落脚处,晚年茨威格不无自豪的说道:“有谁没有到我那里去做客呢?”他开列的客人名单几乎囊括了他那个时代一流作家、记者、艺术家、音乐家、学者、演员、画家,以至于茨威格竟然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我交了好运。”这个时候,谁能想到,这座房子对面的贝希特斯加登山上住着一个将破坏一切美好的人——希特勒。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于学周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生日吟(歌行体五首)

诗 / 文健

生日吟

上索最早下迎新,我以此法治学问,
虽然默默常无闻,杖国年龄已迫近。
夜来再度梦娘亲,叮咛休要做坏人:
宁为穷人莫丧心,心正见识自不损。
是语解我大郁闷,须凑福根一杯饮,
酱豆一碟太寒碜,猪头佐酒超过瘾。
飞光马路车辚辚,泪下两行生日吟。
(2013作)

读荆昱赠诗引

我看问题大于天,人看鸡毛皮离蒜,
学问眼不到处有,穷年抠搜白了颠。
人生难得有道路,有路苦叹少盘缠。
祝兄如今腰万贯,盼尔哲思标青简。
(2013作)

代王蕾答某佛学院高僧《非等闲》歌

东西南北多墓田,墓如馒头人充馅。
贪者不贪廉更廉,多吃多占非等闲。
(2014作)

圣诞祝辞

基督来中原,时光耀东汉。
教人博爱无限,忍任唾面自干。
悠悠一去二千年,今日普天庆圣诞;
庆贺钵满箱满黄金满,庆贺心安体安得大安;
爱则能高瞻,忍则智通圆,
遥看齐州九点烟,从此由你驰心愿。
(2014作)

悼李医师

刪刪删删,何不刪你考妣,
叫他子嗣悄无气息,
本也无你!
从此黑夜天黑,白天天碧,
鬼不汹汹光天化日!
人自由怒,人自由喜!
黎明即,
李医师去矣,
天际一抹光亮,定然是其足迹!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文健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我的仲家洼·听到梨花细碎

文 / 老陶

2017-01-21

仲家洼,地界没有明显划分,东至镇江路,西至延安三路,南至扬州路,北至延吉路为大致区域,1997年开始改造,现在大致划分为云溪小区,东仲小区、北仲小区、西仲小区等。
据官方数据,仲家洼起源于明代,由孔子得意门生子路的后裔在此建村,因得名仲家洼。

西仲粮店位于四道湾儿下边儿,对门是“永茂里”,永茂里从外形看是个方形,进到里面却已是错综狭窄,全无条理,只因后些年住户的增多插建而成,玉凤住在里面。玉凤比我大一年级,瘦高,上学的时候结帮打架,很有名气,四人帮倒台前,学校风气不好,太多的学生不去上课,围绕着学校周边转悠,各种事情时有发生。玉凤就是其中之一,整日里忙碌,仗义,热衷调解是非,平衡各方势力。调解有两种方式,以自己的威望化解,调动更高势力化解,尽力不开战,都不奏效,就只有约仗血拼,身在其中,难免打了别人,也伤了自己,那个年代,这种现象并不稀奇。他有一句话让我很深刻的记到现在,是在一次战后,他喊道:我怕什么?头已经破了!我觉得他讲了一个道理。
见到玉凤基本上都在酒后,喝酒伴随着他的整个高中,丰富的阅历使他倍感老道,他的名字取得却像一个女人。前些年路遇过,看上去很沧桑,瘦弱,疲惫,脸色黑黄,行动迟缓,眼里挪动着几丝无力的杀气。
玉凤的妹妹叫玉琴,和我小学是同班,班长,上初中又分到了一个学校。玉琴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是文艺宣传队的,经常在舞台上表演,我没那个才能,混在学校合唱团里淹没在团员中,合唱团排练的时候都安排在放学后,捞不着玩,就耍了个心眼儿,合唱时跑调,果然,指导老师就慢慢走到我的身旁,仔细听,停!再来一遍,伟大领袖…预备—唱!然后,我被开除了。
我很羡慕男班长和玉琴同台。玉琴从小就梳一条大辫子直到上中学,她坐在我前排位子,我听课的时候可以极其方便地注视她,从侧后先看到她长长的睫毛,记得五年级的一段时间已无心上课,脑子里都是她,为她着迷,直到现在还时常想起她。非常奇怪,自我中学开始却不懂得了儿女之情,上课时女同学给我扔纸条,办黑板报的时候学妹向我扔粉笔头,都没有让我产生兴趣,对异性没一点向往,隔到二十几岁了才忽然感到身上有欲望是针对女人的。
我小学的时候被家族亲们称作后起之秀,后来才觉到自己只配做个散淡的人,那时写作文和画画在市和区经常得奖,所以我的好铅笔盒有很多,我瞒着家里送给了玉琴一个,可只见她使用过一次。以前的铅笔盒是金属的,用个时间就磨绣了,我得的奖基本是塑料的,样式有变化比金属一贯的条盒样子漂亮多了。
上初中后,学校组织绘画班,我报了名,在去报到的时候,发现玉琴坐在里面,我不知道何故,躲门口迟疑了好一盼子,在玉琴终没看到我的时候转身离开了,这件事困扰了我很久,有向往参加画画班,但又害怕和玉琴一起,我至今搞不清楚,难道这也叫做青春?
有玉凤在一个学校,没人敢欺负玉琴,玉琴也许不知道这些,玉凤和我也算友好。有次我提着棉布袋去买粮的时候遇到过玉琴,我的脸滚烫,低头走过她,拐进粮店,余光看到她站立在那里诧异地看着我走过,还有一次我路过四道湾儿,同样的情景又出现了一次。
前几年,满世界流行同学会,我参加了一次,在我进门的时候看到了玉琴,是很确定的,我一直盯着她的正面、侧面和背影的连续画面,看着她上了店门的台阶,忽然她顿住了,扭身看向我,抿嘴笑着,说:来呀!同时将手伸向台阶下的我,场面如同我们曾经有过亲近的关系。我的心蹦蹦跳,急忙说:不不,你先进去吧,我抽棵烟。随即,我退回几步,连吸了两支,被烟顶的越加恍惚。
待我进到酒店会场,同学们相互的热情使我无法环顾,直到班长主持开始,我才定睛看了四周,30多个同学,满满一个厅,却始终没有找到玉琴。
宴会开始了以后,我问起男班长,班长说:真惊了,你不知道?
我问:怎么了?
班长说:她高一的时候就死了!
我脑袋嗡的一下:我高中退学了,但怎么没听说呢?
班长说:不会吧?那会儿呼隆大了,叫教导处那个邓主任给踢蹬的,埋在小工厂后面,玉琴有个日记本,给家来发现了,也判了,但糊笼人,都说邓主任调到了即墨一个学校,还是干教导处主任,他舅很厉害。
我说:刚才看她走进来了,还看她拿笔站在签到簿那里呢。
班长猛地站了起来,转身跑去拿了签到簿翻找,上面确有郑玉琴的名字,他大声喊道:一停,有谁看到郑玉琴了吗?短暂停顿了一霎,有个同学笑了起来,另个男同学起立说:让我们祭奠一下吧,随后把酒撒在了地上。
西仲有个四道湾儿,曲折,弯了四下,坡底有个粮店,供应者这个片区的粮食,你带上钱和粮票,就可称得定量的果腹之物,你把布袋套在镀锌板做的漏斗上,咣咣两声,布袋就鼓了起来,回去制作成食物,与家人过生活。
粮店对面的永茂里,进门侧面有间孤独的旧屋,已经废弃,堆着杂物,几近坍塌,从这里往南距离小工厂大约300米。每在夜晚,会有嘤嘤的哭泣声,这里的人们并不害怕,即使恰好路过,也放轻脚步,却都会用心去发出一个感应,汇集一簇宽慰,如同送去一枝花,屋子的哭声就渐渐平息,暂时稀释生命的苦楚,粗糙的仲家洼绵长而细软。
西仲,外围靠西,地势高,于黄昏的时候,是逆着光的,尤其夏天,逆光里的房屋高矮不等,屋子的边缘泛着光芒,瓦的粘合剂是黄泥,房顶上也就长了青草,在黄昏的光照下,草被植入了金色,记得我时常跑到河对岸遥望西方,炊烟弥散在其间,一层层的蔓延到很远,抽上几支烟,也顺着心绪想到了很远,也能想到玉琴,直到青草沉为黑色。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老陶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末日风景(诗三首)

诗 / 在海一方

2/11/2020 11:02:04 AM

末日风景

已让快递把灵魂寄出
便宣布这最后一个黄昏
步伐整齐走向天堂
说那边早有安排
哥儿们尽管放心

为戏仿一己廉价的梦呓
拒绝整个世界和它的来源
青面獠牙的武断
不便咬死哥白尼
却撕碎了达尔文

泯灭良知就意味着黑心
忙着去涂抹共睹的事实
哪有空来建立信心?
不过是撒旦可口的小菜
一碟碟糗馁的祭品

人物

并不想统治全埃及
但从你身上飞出
克娄巴特拉的幽灵
要囚禁我和你
像海达那样纵火
只烧身边的荆棘

不只是毁灭的激情
因为这激情单一
不只是幽暗的深渊
这“不只是”,就
给出另外的陈述
如若可能,就可能
成为另外的尝试

水仙传奇

那水仙花永远鲜嫩
让我力挺古老的神祗
你也来吧,大家
都坐上辩护席

审问为什么自恋?
因为主体不可分享
就像粒子不能切割
除非爱能把它击碎
你的山川日月
你的地震海啸
仅属于你自己

头颅掉在地上
也别拿去,比
人家脚上划破的皮
多大点儿事呢
创可贴在哪里?

自恋从来都是自毁
水中倒影一碰就碎
人无法拥抱自己
可怜的纳喀索斯
离开那致命的水潭
去找伤心的厄科
让林妖的歌再次响起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在海一方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疫情国难中的脑残现象

文 / 祈萌之

2/11/2020 10:57:31 AM

万分危急的疫情国难中,有人也没忘记美化政府,网上传播:“这样举国都在经受的巨大灾情,如果发生在欧洲国家,早乱套了!因为他们是大社会小政府,那里的小政府没有能力处理这样的巨大灾情。但我们是大政府,有强大的政府力量,能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应对这场灾难。这真是中国人的幸运!我们为有这样的政府感到骄傲!”
说“大社会小政府”话的人,虽然是脑残,却与近些日子常在媒体视频上亮相发声的某院士不同:
某院士先是告诉全国人病毒是可控可防的;不几天她又借助媒体告诉全国人双黄连是可以防治病毒的;不过双黄连事件把这位院士狠狠地抽了一个耳光!但这位院士不记性,昨天她又在媒体上发声“我们有强大的政府力量……”。对每天都有大量的病患者增加,每天都有大量的病患者死去——忧心如焚的人们听了这位院士的废话,当然要骂她良心被狗吃了。
很显然,这位院士不是脑残,她的说法与做法都是有一定目的的。
至于说“大社会小政府”的人,她的话是心话。这样的心话,显然是经过洗脑的结果。
中国既有不少无知的人;也有大批愚昧的人;更有不计其数的脑残。
人无知不要紧,无知可以学习,通过学习可以改变无知的精神状态。
可怜的是,有的人虽然无知,却并不知道自己无知,由于缺少谦卑,竟然愿意多说话。说得越多,越暴露自己的无知!例如“中医不治病”,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经验之谈,是他们的基本生活常识,是他们在就医中拿中医与西医对比的结论。无知的人无视这个常识,却相信别有用心的权贵鼓吹中医的那些假话。
愚昧也不要紧,愚昧可以通过启蒙改变愚昧的心智状态。实际上就是那些已经进入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人类,也都必然地经历过启蒙。启蒙是人类前行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所以启蒙并不丢人,不启蒙才白丢人。
不过有种愚昧不但可怜,更可鄙:
像阿Q与人争辩:“赵太爷地都有六百亩,他的话能错了吗?”进而又为自己穷得叮当响辩护:“我祖上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阿Q这类人所以让人鄙视:你祖上当过皇帝又怎样?你目前不是穷得无立锥之地?今人的愚昧并不比阿Q逊色:不少人动辄在世界面前“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实际上这些人的可笑之处在于——你有五万年文明史又怎样?你现在不是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国家?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保险免费。你的国家除了高官什么都免费外,老百姓不是什么都不免费?你喊“五千年文明史”,岂不是在世人面前抖擞着出丑?
不过,比无知、比愚昧更可怕的是,那些在洗脑中变成的脑残!
凡是脑残,大都不相信常识,却相信权势的谎言。不相信事实,却相信教科书的假话。不相信科学,却相信没有科学的古代文化!不相信自私是光明正大的天性,却相信骗人的为人民服务。不相信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不过是中国人有限地回到了常识立场上创造的,却相信是政治家的英明伟大带来的。
例如在这场空前的疫情国难中,明明是政府官员隐瞒了病毒实情,延误了最佳防疫治疗时间,脑残们却非要趁机高喊“我们有强大的政府力量”!脑残们看不到政府官员延误最佳防疫时间是种不可原谅的罪责:每天都有大量患者增加、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死去!至于这场国难造成无法计量的国民经济损失,脑残们是连想也不会想到了。
中国以前有两个流行的笑话,听了虽然让人恶心,却很形象、很生动地传达出今日脑残们的丑陋本性:
(一)皇帝由于天天临幸,对女人已兴奋不起来了,所以经常到了临幸时刻,告诉太监们“今晚不临幸了”。岂不知,不管皇帝是否临幸,太监每晚的忙活必不可少:每到晚饭后,太监们都要忙活做各种准备工作,为皇帝选择女人,对被临幸女人进行详细的全面体检……可谓忙得不亦乐乎。但没想到忙了半天后,竟是皇帝“诏曰”:今晚不临幸了。太监们白忙活了半天!
于是民间流行起这样一个说法:“皇帝不急,太监急”。
(二)访华的外国传教士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皇帝:“太监体制是一种灭绝人性的残忍制度”。太监听了怒不可遏:“能当上太监,是皇上对我们的恩宠。你懂什么!”
想想看,今日的脑残们与昔日那些奴性到骨子里的太监还有区别吗?
无知与愚昧都可以通过学习与启蒙得到救治,只有脑残是不可救药的。中国的脑残有多少?不知道,有人估计有几千万人属于脑残。不过,看看生活中到处都有脑残,这个估计数量不是夸张吧?
这样的国家与国民动辄向世界叫嚣“我们有大国的担当精神”!这种叫嚣与文革中的脑残没有区别:
文革中的国人——连饭都吃不饱,却跑到大街上游行示威:“我们要去解放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
想想看:今日的脑残与过去的脑残还有区别吗?
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无知、愚昧的人?只有一个答案:未经过启蒙的民族必定有大量无知的人,有大量愚昧的人!所以当代著名学者李慎之斗胆与老总较劲:不启蒙,中国人没有希望!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脑残?这个问题都知道:这是洗脑造成的人性畸变。怎样抗拒洗脑,保持人性不畸变?没有其它办法,只有启蒙!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祁萌之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散点闲话·餐桌上的风景

文 / 闲砚

2018-10-04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交场所,古今中外的餐桌之上,实在是风情万种,大相异趣,意味无穷,难以尽述。
当年一念之差,几乎错过了袁枚的《随园食单》。近几日翻出再看,虽不像当年那样拍案叫绝,却是倍感妙不可言。
记得当年以为只是菜谱,一看之下方知是,但不全是。一卷食单,学问大了,无论是下厨爱好者、食客乃至吃货,都不枉一读。那篇篇透露出的都是精致和睿智。
如今,人们口袋里多了些银子,餐桌上,生猛海鲜山珍海味无奇不有,也许有心精致,只是这品位和智慧未必够格,口味未必精到,优良厨师更是难以觅得。至于大酒店的那些后厨,我多少知道些内幕,不存侥幸之心也罢。倒不完全是技艺问题,少了一份敬业和匠心而已。
看古之雅人的精致,想今人真是白白糟蹋了东西,只是那吃的胆量,恐是古人所未必能及的。古人品味,今人拼胃罢了。不过,富贵未必买得到精致雅趣,倒是自古如此。
《戒单》按语:为政者兴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饮食之弊则思过半矣。虽是论吃,岂止论吃?
“为政”一言极是。当今为官者若懂此理,则劳民伤财之政绩(面子)工程之流弊或可禁;治吏之道若尊此理,则此流弊或可除。免得各级官员,为官一任,处心积虑,弄虚作假,为害乡里。
看“戒耳餐”“戒目食”两则,想今日餐桌上常见之风景,不禁哑然失笑。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闲砚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青保”老兵话抗战

口述 / 程谋洪 整理 / 李知生

2/11/2020 10:46:14 AM

今年(2015)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为了全面梳理八年抗战时期在崂山活动的游击武装情况,崂山区史志办公室在编写《崂山抗战》一书中,为了史料的真实性,于2015年4月至5月开始对抗战老人和知情人的口述史料征集阶段。编写人员李知生、宋立嘉、林先建、时瑜等人,先后三次采访程谋洪老人,程老说起当年抗战经历,情绪高亢激动,表演怀抱子弹箱跃进攻打石屋岩日军时,还能在眨眼之间匍匐在地做出数个侧翻滚动作,想不到年近90岁的老人会有如此惊人之举,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程谋洪,1926年出生,青岛市崂山区毕家村人。1942年春天,应征在王维玉、牟凯智的国民政府山东保安第十三专区特务第二大队入伍。1943年第二大队在王维玉大队长的带领下投敌,毕家村一带被“青保”(青岛保安总队的简称)接收,程谋洪加入青保崂山抗日武装后,先在董修璋的第三大队任大队部通信兵,后在特务大队部任通讯兵,此后跟随青保直至抗战胜利。亲身经历崂山抗战大小无数次战斗,在五龙涧战斗中手臂受伤处至今伤疤明显。抗战胜利后程谋洪参加国军海军,曾经在江防“民权”号军舰上当士兵。1949年春天请假回崂山探家脱离军队。回村务农直至老年,现居住在崂山腹地的毕家村长子家安度晚年。

参军后遇兵变转投青保

程老回忆说,“我是1926年1月8日生人,我们弟兄姊妹8人,我母亲先去世了,我父亲拉扯着我们过日子,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到了我好上学的时候,我父亲在青岛市里卖崂山出产的木炭,我跟着在无棣二路小学上了些日子的夜校,并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日语会话。当我十多岁时母亲去世后,跟着父亲回家照管家业。1942年上王维玉的二营在这里抽兵,村长地保都不用抽,净在像我们家这些穷的庄户孙人家抽。当时我家应该我哥去,我哥瘦瘦弱弱的长铁骨瘤,地保说叫老二去,别看老二小,身子骨可比他哥强多了。就这样我就当兵了。”
“参军后出操值星官披着带子报出的番号是:94军暂编第十二师第四团第二营,营长叫王维玉。进去后副大队长牟凯智看好我了:小孩真聪明。叫我跟着他当勤务,就是通讯员,背着望远镜、两杆旗语,图章什么的。”
程老说,“这个营怎么到崂山来的?原来是王维玉做了个假情报,说是潍县(潍坊)至青岛段胶济铁路的一个护路队100多人,一挺92式重机枪、三挺歪把子轻机枪,全是日式装备,不见王维玉不投。就这么样赵保原接到情报后,赶急派王维玉的二营到崂山来,接应这个护路队来投。王维玉来到崂山后,就扎根在张家村(老名兔儿石村)住了下来。后来,王维玉营改为山东第十三区特务第二大队。二大队进了崂山将近一年,赵保原一看不对,这不是要拉出去投奔八路军吗!就派来一个团(李知生插话:是不是黄爱君的二团?)对,是黄爱君的二团,就把二大队打垮了,牟凯智要二大队北去胶东根据地投靠八路军,王维玉不同意,结果牟凯智领着几个人回了胶东八路军那里,王维玉就带着那些人投靠了李村康建夫大队的二鬼子。在刘家下河住下后鬼子给补充了一些武器弹药,王维玉想再拉出来抗日,结果有内线给鬼子说了,青岛的鬼子就耍了个花招,说要调二大队的人马去胶县驻防,派了些烧木头的汽车来,拉到市里湖北路警察总局去,说要开会,结果人进到警察局大院后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墙头上都架上了机枪,大院里停着小坦克,进去后把枪都被下了,人统统被赶进大会议室里,点名叫排长至大队长当官的出来,出来一个拷上一个,王维玉他们叫日本人给害了。我当时指头上生了一个蛇头疮(疽),疼痛难忍,告假回家养了些天,就没摊上这回事。青保把二大队的地盘过来占了后,我就在青保干,那个时候小,在董修璋的第三大队部还是当通讯员,后来特务大队长许京武看好我了,把我要了特务大队去在大队部当勤务。”

五龙涧战斗胳膊受伤

据程谋洪老人回忆,他是1942年打秋千时参军的。在胶东地区,打秋千是春天的清明前后。参军不久,二大队就打了五龙涧一仗。程老指着胳膊上的伤口和膏药,心情沉重地对我们说:“那一仗日伪军从李村出发后,从戴家上流、毕家上流等地向五龙涧谷压下来扫荡抗日游击队。当时五龙涧南山上的消息树(信号树)倒了,又扶起来,扶起来又倒了,一连着两次,中队长冯正恒问怎么回事,上去看看。结果是日军从李村出来后走戴家上流偷袭,把看消息树的老百姓给抓起来绑在树上,把放倒的消息树又给扶了起来,用来迷惑游击队。看树的老百姓趁着日军不注意,把树用脚又给勾倒,日军发现后又给扶起来。”
程老说:“我们往上爬的时候,鬼子把机枪就架在消息树那里的石头上,我们一露头,鬼子的机枪就响了,一梭子子弹就打伤了我们三个,我伤在嘎巴(胳膊)上,少半只嘎巴的皮肉全都碎了,加上一只手掌,都成了血葫芦。排长杨友贵是东乌衣巷人,人高马大地,就用嘎巴夹达着我,把我夹达到山下一条小沟里,说:你赶紧跑(手指着往那里跑,就是蓝家庄的南山方向)下去顺着小道往蓝家庄跑,找蓝孝感他娘(抗日战士的母亲)给你换换衣裳,换上衣裳你就回家昂!等打完仗找言午(姓许,许军医,游击队为了说话简洁清晰,将其姓名拆开称之为言午医官)医官给你上药。我就擎达着嘎巴(胳膊)漫山越岭一路小跑下山到了蓝孝感家,蓝孝感他娘找了些破衣裳,赶急给我换达上,我就跑回毕家村家了。伤口当时跑路紧张也不觉着大疼,来家后就不行了,那个罪遭滴,我的亲娘!就疼死了!来家不久,一辆日本鬼子的汽车拉着鬼子,就顺着华阴集朝着毕家村来了,家里人说不好!鬼子的汽车又来了,赶紧跑!到南山上藏着去!我又擎达着嘎巴,顺着村前的小水沟弯着腰,跑了南山上去躲着,结果汽车进村没发现情况,也没停下又开走了。打完仗后言午医官来了,给上的一块黄膏药,挑出块碎骨头来。言午医官人很好,技术精湛。我在家养了两个月,不疼了,就又回部队了。”

石门山战斗被俘

“我被俘是石门山那一仗(据李先良在回忆录中说是1943年7月27日)”,程老非常揪心地回忆道,“当时孙克送的一大队、董修璋的三大队一连几天收拾鬼子、二鬼子,他们吃亏没占着便宜,就火了,总队长(日伪青岛警备总队长)马文英亲自带队来打,那一仗打得最凶了,鬼子、二鬼子也不知道从哪里调来那么多的人,分八九路围起来打石门,除了用汽车拖来大炮、重机枪,天上还有几架飞机来回飞,一个是投炸弹轰炸用机关枪扫射,再一个是观察着哪里有青保,就投信筒指引地上的步兵来围攻。双方打起仇来了,青保也豁上了,堵着各处来的同时打。当时三大队长董修璋叫我给一中队的苏盛三队长送信,叫他们别往敌人集中的地方去,分散抢过北宅大道,到观崂石屋(今观崂村,地处南北九水之间的崂山深谷中)去集合。结果爬上山头一看,人家精明,早从别的道儿走了。我被鬼子给围上撤不下来了,我投完了手榴弹后,赶急找了个绝壁上的隐蔽处,我身子小,贴了壁子上就能躲过去。在我上边一个炸断一条大腿的伤员,不知道叫什么,也拖着那条腿爬了过来,把那条好腿搭在我身上,结果鬼子上来一枪把他打死了,可是没滚到山下去,被皮带扣给挂在树丫子上了,就在我眼前晃荡着。结果招惹来鬼子上来看见了我,把我给抓着了。那些帽子上带着小忽打的鬼子兵上来,用日本话问我是八路还是土匪?我在无棣路小学学会的那些日本话,这回起了作用,我赶急说是土匪,日本鬼子就不杀了,如果说是八路就要命了,当时就被打死了。鬼子用小绳套了三个扣,把我脖子胳膊绑起来牵着带到了源头村(法海寺),当时我们被抓的一共大概有七八个人,在南河崖边逼着我们跪着给照的相,一个鬼子军官官挺大的,腰上拖着刀,把我点出来叫翻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的上衣布袋里有在无棣路上学的学生证,我就撒谎说是家里的老母亲有病,回去看家,被青保抓去顶差,赶上打仗被你们抓来了。鬼子军官听了后挥了挥手,就把我带到一边去,那些俘虏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来把我发托到胶县城去,在胶州警备队部收接电话,我时刻想着跑,三个月以后,就在一家裁缝店做了一套衣服,要了个黑胳膊箍,让店里给用白线给绣上个“孝”字,打听好了从北京到青岛的快车,到青岛时只在沧口停一站,然后直接到老站。有一天我就偷着上了一趟这样的快车,到了沧口后出了车站,跑到侯家庄我姐姐家,找到东李我认识的青保内线,一村一村的派人把我送进了山里,又当了青保。那次本来想从胶州带出一棵枪来,但是不敢,那样就要命了,不等到沧口,非翻腾了不行。”

青保攻打大崂据点之战

1944年9月28日,青保总队长高芳先,集中一、三大队和特务大队等优势兵力,向日伪插在崂山心脏的大崂据点发起攻击。程老回忆说:“秋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当时青保的兵力几乎都围上来了,我在特务大队给副大队长王廷先当勤务(警卫员),兼着大队部通讯兵,不在前面冲,在后边跑腿送命令什么的。据点的楼房是方方的,三层高的碉堡,东南角和西北角上各有一个圆圆的炮楼,是钢筋水泥灌的,非常坚固,大崂据点当时没有鬼子,只有二鬼子。当时里边大概驻有二鬼子的一个中队,是从胶县(胶州)调过来的。 据点周围挖了很深很宽的壕沟,壕沟外面用铁蒺藜拒马围着,铁丝网盘拉的密密的,没法进。炮楼上的二鬼子把机枪架在炮楼上,拼命往四下打枪投手榴弹,还有掷弹筒也往下打,人根本靠不近炮楼。靠不上炮楼怎么办?特务队地杜冠峰(青保习惯叫法,全称为渡贯峰作)、坂本、季良介他们三个日本神枪手,靠上来趴在南河沿上,封锁住炮楼二鬼子的机枪,敢死队就扛着方桌往上冲,四下不冲的人就拼命喊着冲杀助威。方桌上面钉了三层棉被,头着都实验过了,把棉被浸上水,不管机枪还是步枪,子弹只能打透一至两层,再就打不进去了,这个在打黄山据点的时候就实验成功了。桌子下面的人拿着铡刀,把铁蒺藜都砍断压进壕沟里去了,然后垫上柴草,敢死队的姜子堂就抱着炸药包首先贴上了东南角的那个炮楼,贴好的炸药包用木棍顶着,人就顶着桌子撤回来,然后杜冠峰他们用机枪扫射炸药包,引爆后的炸药就把这个炮楼呼通去了下面大半截,上半截还没事在那里悬着。这时据点里的二鬼还是拼命的往外面打枪不投降。到下半夜下起了小雨,真是天助,风凉一点也不热,正好打仗。敢死队顶着桌子又冲上去贴炸药包,将西北角上那个炮楼又呼通炸掉了,这下子据点里面的三层楼板都堆碎下去汊了渣,二鬼子一个也没跑掉,不死的都俘虏了。那几个投过来的日本兵的枪法真好,在晚上黑影里他们一打一个准,打的二鬼子不敢抬头,就这么叫青保把据点给端了!”
“青保打据点总么都是晚上打?一个是鬼子的援队道上有青保截着打,不好走来不了。再一个是鬼子的飞机晚上不能起飞,不怕他头上来炸,所以青保就放心大胆的围着据点打就行了。那时候青保一听打仗就来精神,浑身的血发热,不用当官的催,自己就拼命的打,那时候几乎每天打仗,真歇着不打仗,还真没精神了!”

参加石屋岩战斗

当回忆起打石屋岩战斗解决日本黑须部队时,程老说:“日军在坟茔地里占据有利位置顶着,青保机枪射手的子弹打光了,送不上不去怎么办?步枪掩护着,手榴弹撂一排,趁着烟雾之际,我抱着一铁盒子弹200发,打着滚就冲上去了(说到这里老人两眼灼灼有神来了精神,站起来突然来了一个扑倒在地动作,一位89岁的老人躺在地上两手抱在胸前,眨眼之间就在地上完成数个侧翻滚)。当时我17岁,背着两支匣子枪(大队长一支),那个时候不怕死,听着打日本鬼子小过年。”
“鬼子来了些汽车增援都停在陡阡口上,支下炮就朝着陡阡口里打上了,部队这时候就往太清宫山里跑着撤,已经下午两三点了我们还没吃饭,司务长领着伙夫就把饭摆在路边上,咸菜切成一块一块的,饽的白面单饼摞着,队伍一边走一边拿着吃,害咔(渴)了就舀筲(水桶)了的水哈(喝)。”
5月6日,当崂山区史志办、区档案局由李知生、林先建、时瑜三人再次采访程老并录音、录像结束时,我们问老人想不想到当年曾经战斗过的石屋岩遗址看看,老人说“非常想念,当年打完仗后至今已经七十多年了,由于历史原因,很少提及这些事,一直没有再去看看,如果你们方便,一定要带我去看一看!”临走时我们再三祝福老人有个好心态,身体健康长寿!


程谋洪老人在自己居住的斗室前,正在讲述当年崂山抗战时期的烽火岁月,左上为崂山文史爱好者宋立嘉先生


程老在五龙涧对日军战斗中,胳膊上受的伤至今每逢下雨阴天,还是疼痛发胀,需要吃药和贴膏药来消解痛苦


老人到老还保持军人作风,其居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的小平房里,冬冷夏热,老人吃住都在这方斗室里,但卫生收拾的一尘不染。看到他那整理的非常方正的被头,光洁的火炕,窗台上摆放的小耍物,很是令人难以想象是一位89岁独身老人自己打理的空间


站在毕家村西路口处看石门山系,当年程谋洪老人和日伪军浴血战斗过的地方


华楼山系的石门山,永远铭刻在程老心中的那座悲壮大山

(2018年春末,老人纠缠于与一些无奈之事不可自拔自杀)
文中照片均为笔者拍摄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北郭居士/李知生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有关公厕的联想

文 / 胶澳子

2/11/2020 10:41:39 AM

厕字最早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厕,清也”。
公共厕所简称公厕,雅称洗手间或卫生间,英文为Restroom。
人类史上最早的公厕,据记载出现于公元74年的罗马帝国。1854年英国出现了抽水马桶后并建立了配套的下水道系统,带来了人类史上的厕所革命。
1900年(清光绪廿六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惊奇地发现皇城根下竟没有公共厕所,天子脚下的大清国民随地便溺竟习以为常。于是提议并协助满清政府在北京修建了很多公共厕所。这应是中国公厕史的肇始。
我在美国旅居已经九年。我多次走过洛杉矶和纽约,也久居乡村小镇,不论白天还是夜间,在海滩、在公园,从没听说过,更不曾见过有成年男子在户外或野外随地小便的不可思议的奇闻。
在中国就不一样了。高速公路上男子停车路旁排便已是见怪不怪。几年前我在青岛的五四广场清晨散步时就亲眼看见一名身着一身名牌的20岁左右帅哥竟在红色火炬下刚排完大便。这类非文明之举,真令人为国民素质之低感到蒙羞和叹惋。
原因何在?我认为根本不在百姓,乃是生存环境的差距所致,政府失职。
美国的大小商店、餐馆、加油站、银行、邮局、医院及政府机关等公厕对外统统开放。旅游大巴可以载着一车游客驶进政府大院为大家提供方便。高速公路每2英里都设有生活区供驾驶员加油、就餐等休息方便。美国公厕一律配有公用手纸和洗手液及干手器。如果问路restroom(厕所)会有许多人为你热情指引。而中国城市的公共厕所太少。政府舍得投资修建高速公路,却不舍得投资多修几处建公共厕所。中国高速公路上百公里距离竟不设休息方便区。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厕禁止外人使用,政府机关进门要凭介绍信把普通百姓挡在门外。机关公厕大量闲置不得民用。
古语说“衣食足而知礼节”,在现代社会也应说“公厕足而知礼节”。虽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一个离家在外的人,一个旅行者总不能叫尿憋死。
近年来,日本电子马桶的兴起使厕所文明超越欧美,而中国不进则退。
2020.2.10于美国佛罗拉达州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胶澳子/石老人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行医见闻·江湖骗子

文 / 史晨

2/11/2020 10:40:18 AM

我工作过的公社医院在相公庄,是临沂县沂河东最大的乡镇,每隔五天有一大集,卖菜的,卖粮的,小商小贩南来北往,当然也少不了跑江湖卖狗皮膏药的,还有治眼拔牙的野大夫。
一次赶集,我见到一地摊说明专治胬肉。翼状胬肉在农村非常多见,是球结膜的赘生组织,慢慢侵犯角膜,甚至将瞳孔遮住。一年到头的风吹日晒,农民很容易患上这种眼病。农民大都了解这种病,轻者买瓶眼药水点点,重者影响视力就要开刀做手术了。地摊上有位跑江湖的大吹大擂,他讲胬肉不需手术,他用药一杀,立即取下。许多围观的社员半信半疑,我也在旁边蹲下,想看个究竟。一位老农交了5角钱药费,这可是十个鸡蛋的价钱。只见野医将小米粒大的药粒放在他的眼角内,令其闭眼勿动,然后一边念念有词,一边宣传药的神奇疗效。大约十分钟后,跑江湖的从盒子里取出一个脏兮兮的镊子,从老农眼泪汪汪的眼皮下,取出一条粉红色的1厘米左右的翼状胬肉来。不手术取下胬肉,这更来了吹嘘的资本,周围的人眼见为实,我也被搞得莫名其妙。再瞧瞧那位老农,眼被药刺激得泪水模模糊糊,原来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反正拿出东西来他就满足了。
回医院后我与同事谈及此事,本村老中医李明德告诉我,这纯粹是骗人的鬼把戏。江湖骗子每年立秋后动手,将肉瓤的西瓜切成极薄的片片,晒干后裁成胬肉大小,然后揉成药粒状米粒大小。当这些“药粒”放入眼角内,泪水一泡就恢复了原来的粉红色条状,与胬肉一模一样被取出。眼睛受异物刺激后泪水必然要多,原来的胬肉自然谁也看不清了。
呜呼!大千世界,各种骗法都有,防不胜防啊。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史晨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