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兵(外两篇)

文 / 杜帝

1/5/2020 11:45:25 AM

我经常写些散文随笔,长点短点,外几篇里几篇,皆是随意。可是总有故障,贴在公众号里文章,被删了好几篇,通知我是“遭读者举报”,谁?这些举报者能不能直接把意见告诉我,躲在暗处告发、删帖,有些鬼鬼祟祟。前天的《大富豪与公安局长》(下),又被人举报了,打开成了一个红色大叹号!真他娘的!

坦克兵

我1972年入伍,一直是坦克兵,记得在试车驾驶时,我问排长:这些老旧坦克,都是二战时期的,咱为什么还用?听说德国豹式,还有美国的,无线通讯和战斗部分,都非常先进。
排长叹了口气,说没办法啊,咱们支援朝鲜,抗美援朝,把国力全折腾没了,用老苏联的,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你买先进器材,人家先进国家也不卖给你,对毒菜国家特别警惕,你用苏联落后的,尽管落后,已经比中国本土的好多了。
本土有什么,文化大革命,买一两豆腐都得用票。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们打肿脸充胖子,那时候已经没多少虚肿可利用了。
山穷水尽,还在支援阿尔巴尼亚,当然也有朝鲜,许多既定方针。
那个年代,全国上下没有监督,没有约束,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实事求是地说,援外就是政客发疯,劳民伤财。
我后来看二战时期的电影,经常发现最熟悉的T34,那是我修了多少年的坦克啊,它上面的每一条纹路,里面的座椅,高射机枪前射机枪,履带的结合铆钉,前钢板后钢板,我闭着眼都乱熟。
看着T34在电影里被击溃,驾驶员被烧焦,尤其是《白色虎式》,尽管是苏联的主旋律电影,但悲催的T34坦克,被德国坦克一次次击中,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咯咯愣愣,竟然有兔死狐悲的感觉。
啊,我熟悉的T34,历史上英雄的坦克T34,被碾碎的坦克,落后的不堪一击的庞然大物。
我的许多战友,驾驶着T34坦克,到了越南前线,死在了那里。都是这些表面强大实则落后的破坦克啊!
一个淄博的战友,T34坦克的车长,胳膊被炸飞了,我们在淄博聚会,他用一只独胳膊搂着我,说大哥,咱们的坦克开炮必须停车,人家的呢,在行进中一样哐哐哐,咱只有挨打的份儿。
江苏的一个战友从越南返回,一次次参加抗争,特别是这几年,退休工资凭空增加了好几千。
他说不光为了钱,是挣这口气,战友流着泪说,那些死去的战友呢?他们一分钱也花不了了。
为此我写了几篇文章,其中T34这几个字母,始终难以抹去。
一般人念“替”34,汉语拼音的“T”是“特”,可能还是念“坦克”更准确吧。
都是近似音,谁替谁死,“T”还是他,不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给医院打工

我一个哥们,特别注意自己身体,整天往医院跑,检查啊,开药啊,或者按摩拔罐,中药调理,家里基本上就是一个药铺或者诊所,简单的医疗器械应有尽有。
他还是有病。
不断地去看专家,眼皮跳了一下,或者手有点凉,昨天没睡好,还有吃什么降血压,每天的问题一万。
一趟趟地跑医院,大夫都是熟人,他把钱都花在了治病上,拿他的话说是花在健康上,物有所值。
他忘了这是什么时代,医疗早就产业化了,挣钱第一,效益至上,医生分成,病号就是奖金,摇钱树和提款机。
只要你进来,有病没病,先一整套的检查,危言耸听,然后开最贵的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诗人王小龙说,整个城市围绕医院而建,医院是最繁华最拥挤的地方,每个人一辈子为医院打工。
我这个整天跑医院的哥们忧心忡忡,唉声叹气,把工资收入扔到了最豪华的医院大楼里。
他确实收到了成效,前不久我遇见他,他喜滋滋地说,血压降下来了,血糖也到了正常值,灰指甲也控制住了。
他一直批评我,怎么不讲科学啊,你一定要戒烟戒酒,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我只是笑了笑。

勾心斗角的艺术家

我在编广播电视报期间,经常刊登画家艺术家的作品,彩色整版,那时候电视报影响还比较大,排队也好,等待节假日集中发表也好,版面有些炙手可热。
由此,我也窥见了其中内幕。
各种各样的小圈子,还有明规则潜规则,论功行赏排座次,很多画家艺术家明里暗里相互贬低,争相把作品拿过来。
我有时候在酒桌上听的很别扭,你心目中的艺术家,在有些人眼里,垃圾!
我经常举一反三,或者触类旁通由此及彼,作家还不一样?好不到哪里去!
也是小心眼,酸溜溜的,羡慕嫉妒恨,诽谤流言黑。
给那些画家艺术家发表作品,我也更清楚地看清了等级和层次,那些差别,不一定是科学或客观,但现实清清楚楚,大鳄,小蚂蚱,名家,新手,一辈子挣扎没出息的,旁门左道急功近利名利双收的,被埋没的,胡吹乱磅的,传统功底深或者偏爱现代派的,形形色色。
我经常悚然心惊。
上帝啊,原谅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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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亲王青岛下榻处考

文 / 孙基亮

2019.12.21

直觉

我信直觉,很难抹掉第一印象。即便年届八十,仍很难从直觉中挣脱出来,这也许是幼稚。我搞图案,近四十年,专心设计,不思世事,老年仍不改“信直觉”初衷。就像“5岁上学,出门,看到雪地有脚印,直觉告诉我,我不能是第一个到校,就不去了”那样,非要踩雪后第一道脚印,才能去上学,相信“傻的直觉”。
老后,对常州路7号的直觉也如此。


图1.青岛常州路7号,杂乱的平房屋顶,不管犄角旮旯,自由攀援的蔷薇,虽然破败拥塞,却是本文的主要地点,也就是和德国海因里希亲王有关的平房。笔者2016.4.20.摄

2016年5月28日,我发表《百年之谜的新发现:德国海因里希亲王的青岛行宫》博文,引来了不少评论,始料未及。误闯文史的我,提出了文史专家忽略的事。史料记载,德国侵占青岛后,德皇弟弟海因里希亲王(以下称“亲王”),曾滞留青岛十个月。而我提出,常州路7号,就是亲王在青的下榻处。
1959年,拆掉老衙门,建人民会堂。当时并没拆净,常州路7号没拆到,留下来了。平房虽然外观破旧,却隐藏着过往的辉煌,不仔细辨认和研究,是不会相信的。

网友鼓励

解国华先生住常州路7号平房。2016年春,他通过青年学者王书林先生,邀请我研究他家这座老房子。他认为,他家,两座老德国建筑之间的平房,是清朝衙门后花园的遗留房。当我进到他家,环视四周,立刻就被中外糅合的室内装饰所吸引。直觉立刻让我感到在破败外观下的这间平房,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奇特过往,有过一段待人发觉的秘密历史。
从2016年4月1日到6月1日,两个月,多次到解国华家做实地观察、交谈、思考、质疑、绘画、摄影,对照德国发行的海因里希在青期间的明信片仔细辨认,明信片和现在实物的印证,将明信片场景和现实存在做对照和比较,最终凭“直觉”,惊讶地感到:常州路7号这趟平房,就是百年前亲王巡访青岛的行宫。
我的结论在自媒体发表后,一片哗然。不管结论如何,我要感谢解国华母子俩全方位的支持;感谢众网友的长时间关注;也感谢反对的朋友,他们的否定,反而打开逆向思维的洞门,提高我的思索深度。感谢作家李明先生的诚恳评论:“学术的进步,无大胆设想和脚踏实地的发现,无法实现。”还说:“深佩先生的执着与探索发现精神,但还是觉得大胆设想和证据之间,缺少有说服力的联系。”他中肯的话语,陡增我深入寻找“设想和证据”之间的勇气。最亲切的是北京网友老徐的话:“写这类文章需下大力气,做很多功课。无论是时间、地点,还是所涉及的事件、人物,都需点点滴滴认真考证,一点儿都马虎不得,不能有丝毫差错。历史学者阎崇年先生为了写故宫,曾亲自到故宫对所有房屋实地考察、丈量,这就是学者风范。孙先生这种尊重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不顾念年事已高仍孜孜以求、笔耕不辍的精神,就具有这种学者风范,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呢,怎能不是所有人的榜样呢?佩服、佩服!”之后知道老徐是位七十多岁来历不凡的老太太,金石学家陈介祺的重外孙女。

我这样想

很多朋友劝我,常州路7号,时代久远,变迁复杂,资料匮乏,结论难下,劝我不要及早下结论,不然误判的话没有退路,对你名声不好。对他们的劝说我表示感谢,但思忖良久,正如开头所说,我信直觉,无论如何脱离不开初始的直觉。何况,我一个退休后才误闯青岛历史研究的老人,没啥包袱可背,还是要明确说出我的结论。如若今后有人,提出比我更可信的结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更正确的结论,那我也会从善如流,同意正确结论。但在没有得出比我更正确的结论前,或许就如此了,我还是坚信自己的结论。期待青岛文史专家们对我的结论给予修正或否定,并使其完善完备,岂不美事一桩。
提醒读者,阅读本文时,一定要考虑时间段。这事发生在1898年5月到1899年3月,德国刚占领青岛,还没有砖瓦等建筑材料,不能大兴土木,甚至连住房都不易解决。千万不要把1899年3月以后的规划资料,带到阅读本文的想象中。

海因里希亲王和青岛衙门

阿尔贝特·威廉·海因里希(Albert Wilhelm Heinrich)是十九世纪末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1862年8月14日生于柏林,父亲是德国皇帝腓特烈三世,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1888年,他26岁的时和姨表妹伊莲娜公主结婚。长期在德国海军服务,喜欢周游世界,因其长相英俊,性情和缓,深得宫廷和民众喜爱。
1898年亲王36岁,受德皇之命,访问德国刚在东亚占据的膠澳(青岛)。亲王这次出访青岛,作为德意志帝国象征,肩负着重要使命。从威廉二世皇帝的临别赠言,可以看出他对弟弟的这次青岛之行,抱有多大期许,他这样说:
“此番交代给你的使命,拓展我们的殖民统治,是如何的神圣!你即将踏上的行程和有待完成的使命,是(德国)的政治财产……对我们在海外的商业利益,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你的使命,是一种庇护行动……倘若有人胆敢侵犯我们的权利,你就用铁拳将其砸烂!编一个月桂花冠戴在你那年轻的额头上,整个德意志帝国没人会嫉妒你!为你的胜利凯旋,为我们皇家至高无上的荣誉,干杯!”(《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德乔治·弗朗鸠斯著,刘妹、秦俊峰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20页)
德国历史博物馆编纂的《青岛-德国殖民历史之中国篇》(青岛出版社2011年,25页)写道:“德国皇室通过派遣威廉二世兄弟、海因里希亲王访问青岛,强调德国在中国新获得的强国地位。自1898年至1900年间,他在青岛和上海、北京逗留过。1898年5月中国皇帝曾接见过他。”认为青岛是“德国在远东的基础和土地”,是德国人“可爱的第二故乡”“地球上的天堂”。“通过德国名人造访(青岛),也缩短了和家乡之间的距离,例如海因里希亲王,响应其皇帝哥哥的号召来到远东,有力地代表了年轻的德意志帝国”。可见青岛在德国人心中的地位,也说明亲王访问青岛是中德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如何接待亲王包括住所也是中德双方的当务之急。


图2.阿尔贝特·威廉·海因里希(Albert Wilhelm Heinrich)在德国1897年11月14日占领青岛后,1898年5月5日亲王夫妇抵达青岛,然后到北京拜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成为中德外交史上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有意思的是这位德国亲王差点成为青岛百年前的“膠澳租借地的总督”。图片来自网络。
亲王夫妇1898年5月5日抵达青岛。其时距德国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强占青岛的1897年11月14日不到半年。1898年3月6日,中德签订《膠澳租借条约》规定租借99年,4月27日德国宣布膠澳租借地设立“膠澳署”,表明德国统治时代正式开始。设立“膠澳署”刚过8天,亲王就驾临了这块被德国人称为“(青岛是)中国和德国幸福的过渡空间”“所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乌托邦”。(1901年德国作家卡尔·迈耶出版的书籍《中国》)。


图3.油画《海因里希亲王1898年抵达青岛》描绘亲王抵达青岛的盛大场面。埃格劳绘,笔者翻拍于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德国历史博物馆《青岛-德国殖民历史之中国篇1897-1914》。

衙门,旧时官吏办公之地。1892年山东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移师膠澳,成为青岛历史上首任军事长官,在青岛口建造膠澳镇守衙门(总兵衙门俗称老衙门),作为自己办公和居住场所,即他的官署。《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一书268页注26写道:“衙门为一组北方传统风格的平房,砖木结构,座北面南……辕门内正院分前后三进,东西还有若干跨院”。曾任膠澳参议督署董事的胡存约(1859-1916)在其《海云堂随记》中,披露“清廷总兵衙门的规模大于县衙门”。可惜章高元在此办公居住仅五年。
福建出版社出版的《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记载了海因里希亲王曾到访过青岛。德国乔治·弗朗鸠斯著,刘妹、秦俊峰译的《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一书268页写道:“普鲁士亲王海因里希偕夫人到访青岛,就下榻于当年章高元内眷的后宅。”
英国人F·帕默在《青岛1898-1910》书中写道:“衙门在德国占领期间,仍然是中国官员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也曾是首任总督罗绅达尔海军上校以及叶施克的办公府邸。1898年德国巡洋舰舰队来青时,海因里希亲王也曾在此处下榻。”
上述记载明确表示:亲王夫妇在青期间,住在当年章高元内眷的后宅,排除了其他任何地方。
光身登陆青岛的德国占领者,不可能立即盖房,一切生活起居都必须以衙门建筑群为依托而展开。1906年新总督府在观海山下建成,德占官署才搬离衙门。从1897年-1906年,德国占领当局在此办公、居住长达八年,远远超过它原来主人的使用时长。
1906年新的德國官署建好,占领者搬离衙门。经过1914年日德战争日本人占领以及后来北洋民国的历史变迁,衙门的建筑仍未动。1949年成为第二中学校舍。1959年5月“清廷衙门”在建成将近70年后,为建设青岛市人民会堂而被拆除销毁。


图4.1899年上海发行的德国最大报纸发表远东租借地前海地形图,表现终止于1898年前信号山下清廷衙门(德占临时官署)的地形方位。虽是手绘鸟瞰图,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左侧图表的地名编号,在实图有其对应位置的号码。可以看出挂有旗帜的衙门德占临时官署分为左右两部分院落,以及东北方向也有挂旗的院落。
1959年拆除老衙门时,距衙门中心稍远的常州路7号、复真小学等古建筑并没拆掉。2008年拆除东方菜市时,才拆掉复真小学,因常州路7号夹在两座旧德国建筑间,又“漏网”没被拆除,得以幸存下来。
所说“衙门”范围,应包括“三进院落”以及东边空地和北边眷属居住的后花园,包括现在大会堂、东方饭店(已拆)、广西路、常州路,有22棵古银杏树环绕的那一片地方(图5)。


图5.1898年德国发行明信片。左侧衙门围墙,远处房群,应该就是眷属居住的“后花园”。

青岛衙门在1898


图6.亲王离开青岛后1902年的信号山下开阔全景。其时衙门北侧已经出现欧人监狱及海军俱乐部,这些建筑在亲王来访时还没有。右山为信号山,中间不高的覆盖树木的山头,后来建了教堂,正中间是观海山,远处观象山。图中左半建筑群,分为东西两院落,西院为德国临时总督府(原老衙门的三进房屋),东院为德国临时住宅群,及右方的零星建筑。正中二层楼和左边平房,就是现在的常州路7号。收藏家王学刚供图。
此图片左半部分,明显看出东西两个院落,两个院落的建筑明显不同,西院房屋是中国传统平房,而东院建筑则是欧洲样式,是占领者在东院新建住宅。图正中的二层楼和紧挨着的平房,就是章高元内眷的后院,这里是本文要点。
《青岛-德国殖民历史中国篇》:“1897年占领的这块地方,仅有几个小的中国人居住区和章将军的总部(衙门)。占领当局强制性地没收了他们的房屋连同衙门,被用作德国士兵的临时住处,并加以改建。1898年秋天,只有几栋简陋的建筑物直接建在衙门附近。同时由于住宅紧张,从德国进口了一些简易木屋,以解决临时需要,人们将两栋这样的木屋连在一起,建成总督的临时住所。”此段文字说明,图片中的东院是德国殖民者最初的临时住宅区。起码1900年之前,占领者还没来得及建造舒适住房之前,在此建造临时住宅。

衙门的三进房屋和德人生活区

史料显示,亲王在青期间是住在“jamen(衙门)”。
那么,究竟住在衙门的何处?先搞清哪张图片是衙门三进的哪一进,经过几个月反复揣摩辨认德国老照片,1958年在老二中(衙门)上学的刘女士,证实有月门那一趟,是三进最后的一进,这样,终于搞清衙门三进的前后顺序。


图7.老衙门第一进大门。门前马路有站岗亭,亲王不可能在这里下榻。图片来自网络


图8.摘自上海历史博物馆《青岛旧影》p24“特鲁泊在办公室”。画中窗格式样,与下图照片的窗格一致。


图9.第二進,德国官署的办公地点,其窗格形状和花纹和上图一致,不同于亲王接见宾客的房屋门窗花纹。图片为笔者翻拍青岛档案馆展品。


图10.衙门最后的第三进。刘女士说,有圆门的是最后一趟房,是最后一进。从这三趟房屋外观看,和亲王接见宾客房屋的结构门窗不一样。网友供图。
以上证实,亲王不可能住在老衙门的三进房屋里。
从1897-1906年的八年间,德国占领者把Jamen(衙门)作为自己海外临时落脚地,衙门西院是德占官署,而东院是德占者1900年前的临时住宅区。
综合《单威廉与青岛土地法》(马维立著,金山译);《与建筑对话》(吕传胜、巩升起著);德国历史博物馆《青岛-德国殖民历史》等历史资料,搜集到1897年11月14日至1906年4月德占时期在此办公居住过的主要官员:
1.德国海军中将冯·迪德里希(von Diederich)率德远东舰队1897年11月14日占领胶州湾。入住衙门不到一年即离青。1898年11月14日,德军占领青岛一周年,亲王主持信号山“迪德里希纪念碑”落成典礼时,其本人已经离开青岛。
2.膠澳租借地首任总督卡尔·罗森达尔(Karl Rosendahl)1898年4月15日携妻女抵达青岛,就任总督,10月被免职,1899年2月返回德国,在衙门居住11个月,正巧是海因里希亲王来青期间,可以认为亲王访问青岛是由罗森达尔负责准备和接待的。
3.继任总督保罗·叶施克(Paul Jaeschke)1898年10月10日被任命担任膠澳租借地总督,但隔了4个月1899年2月20日才到任,入住衙门一年搬离衙门,搬入新盖的“瑞典木屋”总督临时住宅。1901年1月27日因感染伤寒病逝。
4.膠澳租借地翻译官单威廉(Wilhelm Ludwig Schrameier)1897年12月1日与德国上海领事司徒白(Dr.Stubel)抵青,入住衙门三年,负责土地法的制定和实践。其夫人克拉拉1898年4月5日从上海抵青,入住衙门两年半,1900年9月15日举家搬迁至汇泉湾畔新居(文登路小学东侧,1996年拆除)。
5.膠澳租借地翻译官夏礼辅(Emil Krebs)与礼和洋行精通汉文的卡尔·施密特(Karl Krebs)1897年11月14日随迪特里希占领青岛一起入住衙门,莫茨(Mootz)神父1898年2月入住衙门。
6.德国《柏林日报》记者奥宇根·沃尔夫(Eugen Wolf)1898年4月30日-5月9日在青岛采访,也应该是住在衙门。他撰写的“青岛之不平”文章导致总督罗森达尔被免职。
7.特鲁泊(Oskar Truppel),1901年2月20日被任命新总督,但在1898年2月到4月曾担任过总督,也应该来往于老衙门办公和住宿。
8.本文主角海因里希亲王(Albert Wilhelm Heinrich)曾在1898年5月-1899年3月下榻衙门,但并非住在东院,因为东院没有旧清朝存留建筑。

亲王和衙门

下面三张图片是亲王接见宾客的情景,门窗和上述衙门三进的门窗不一样,而且有的窗户,将中国窗格改为玻璃窗。


图11.海因里希亲王在衙门住所接见来访的奥地利海军官员,翻拍于陆游《青岛老明信片》


图12.海因里希亲王1899年在衙门住所接见客人。图片由网友提供。


图13.海因里希亲王夫妇1898年在衙门。日本爱知大学教授濑户武彦提供
一群洋人站在雀替圆柱,古色古香的中国建筑前,给人新鲜奇特之感。

按照前述,总督罗森达尔需要为亲王住所考虑,选定这趟平房加以改造,适合亲王居住。平房呈凹字形,东西厢房突出,中间凹进,四根圆柱,柱顶有涡卷雀替,屋檐外伸,廊前是花园。中间门窗仍是中国传统窗格,说明没改动,而两侧六扇玻璃窗则是改造的。这些改造的玻璃窗,历经百年沧桑,一直保留到现在,尽管有的改门了,能看出是原来德国式样的窗户。
目前见到的亲王接见客人照片,窗格和衙门三进的窗格图案不同。
1930年生于青岛的德国作家马维立,在其著作《单威廉与青岛土地法》(金山译)有这么一句话:“总督罗森达尔这几天恰好在忙于接待5月5日-9日在青岛访问的海因里希亲王。之后13日到北京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见”。“在青岛,亲王除了出席很多公共活动,例如信号山的迪特利希碑落成典礼、提议修建海军俱乐部、举办马球比赛、访问青岛邮政所、到即墨与县官晤谈等活动之外,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等待德国帝国海军部的批准,准许他担任青岛总督。结果罗森达尔被《样板殖民地》缔造者海军部长提尔皮茨免职,10月10日命海军上校为其继任者,叶施克于1899年2月20日到任,亲王亲自出任青岛总督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摘自前书19页),亲王的希望落空了,3月初游览浮山后,悻悻离别了青岛。
从1898年5月5日到1899年3月德国亲王在青岛度过十个月时光。外国国宾在青岛居住长达十个月之久,在青岛百年历史上很罕见。

常州路7号内部

1897年5月德占青岛才几个月,占领军都住在衙门旧房内或简易房内,为迎接亲王来青,只有将清廷旧房稍加改造,临时应急。现在看虽算不上豪华奢侈,但百年前,是高贵气派的装修。
常州路7号平房,住着三家,这三家内部有互相贯通的门,原先是一体的,现在堵死了。
外观虽是黑砖灰瓦,但室内装饰构思完全不是中国思维。室内带有浓重的中德混合元素,既有中国古典廻文格子门,也有宽大敞亮的玻璃窗,既有象征高风亮节的竹枝雕花,也有简朴平整的梯形天棚,这些奇特的中西装饰随处可见。正如《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Torsten Warner,托雷斯顿·华纳,13页):“在中国的德国建筑更有其特殊风采,原因是中国工匠虽然照图施工,但卻难免将其传统经验和文化背景知识掺和在详细实施中”,也可说是民族建筑的殖民式装修。
解国华室内装饰,甚至和7年后新建总督卧室装饰部件完全一样,例如解国华家1.7米护墙板,而总督卧室也有1.75米护墙板;解国华家窗户S形把手,而总督卧室也是一样的S形把手;解国华家的梯形天棚,而总督官邸也有梯形天棚;解国华家窗台有流水沟,总督卧室的窗台也有流水沟,这些实证我都亲自观察过,说明当时改装是按德国要求改装的。
《楔入与涵化——德租时期青岛城市建筑》(陈雳著,东南大学出版):“青岛建筑在细部等方面存在融合现象。中西折中的形式恰恰是外来建筑师首先采用的……其无非找到中国人民能够接受的形式。”这些话,当我看到常州路7号解国华居室,对此颇多感触,越发对室内融合中德装饰感到印象深刻,在这么杂乱拥塞的外观下,竟然呈现十九世纪末欧洲的装饰风格,实在让人震撼。
(1)墙壁:20平米的房间墙壁四周,全铺装1.70米高的褐色松木护墙板(图14);清朝室内装饰没有护墙板概念,说明这是德国人的构思和要求。护墙板为四方形分割,刻以精美的灵芝浮雕,纹样象征长寿,这就是中国工匠“将其传统经验和文化背景知识掺和”的明示。此后7年建的总督官邸卧室也有1.75米的护墙板(图15)。


图14:解国华家墙壁四周全是铺设高1.70米的护墙板。这种护墙板在清末的房屋中是没有的。笔者2016.7.26摄。


图15:青岛德国总督官邸总督卧室内高1.75米高的护墙板,和解国华家的护墙板结构一样。笔者2016.7.28摄。

(2)天棚:天棚为木板铺装成梯形(图16.17.),中间平两边斜,木板宽度相同,龙骨精细,排列整齐。中间部分2.6米,由18块木板组成,两边斜坡由18块木板组成。这种装修,会在天棚和房顶间形成空气层,具有保温保暖效果。


图16:梯形天棚的中间平铺部分,为减少龙骨四角尖角,刨成凹形,美观精细,木板排列整齐均匀,做工质量极高。


图17:这是梯形天棚的斜坡部分。平面加斜面共5米。笔者2016.4.16.拍摄于解国华家。

(3)藻井:梯形天棚正中有60公分正方形藻井(图18)。典型的中西结合式室内装饰。蜂窝状透空,中间是有挂钩的垂饰,民族风荷叶托底,细密叶饰,镶嵌挂钩,是室内画龙点睛之作。中国工匠的技艺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挂钩,我想是悬挂睡床帷帐,具有私密性,符合欧洲人习惯。


图18:房间中央的藻井。雕刻成蜂窝状,便于空气流通。笔者2016.4.16摄于解国华家。

(4)窗户把手:欧洲十九世纪末新艺术运动的精髓是涡卷曲线。解国华家窗户把手,是S形曲线铜把(图19),这种把手在百年前绝不是中国生产的。而总督卧室的窗户把手竟然和解国华家的一样(图20)。再次证明改装这房间不是为一般人准备的。


图19:解国华家现在仍然使用的s形窗户把手,这个把手的造型,正符合十九世纪末新艺术运动特点。百年历史的包浆,灵巧如初。笔者2016.4.20。


图20:旧德国总督楼二楼总督卧房的窗户把手和解国华家的把手完全一样,也是S形曲线把手。笔者2016.7.28摄于旧德国总督卧室。

(5)铺装8公分地板:百年前清朝住房不铺地板。解国华家的地板,8公分的窄木条。


图21.解国华家8公分地板 2016.4.12摄于解国华家。

(6)西厢房内花格门。现在石山老先生住,他家装饰也很奇特。既有清廷的花格门,也有德国玻璃窗,窗户把手是纺锤形,和后建的要塞局房间的一样。带有窗棱的门,估计是当时德国人在改造时没改动而留下的。


图22.西厢房石山先生家,他的家既有德国装修的玻璃窗和纺锤形窗户把手,也有中国古典室内的窗棱花格门。说明在改造室内装修时,有的为适合居住而改造,有的不妨碍居住保留原样。2016.4.6.笔者摄于石山家。


图23.石山家的窗户纺锤形把手,和要塞局把手一样,也是德国造。笔者自绘。

常州路7号外部

平房东西长21米,南北宽6米,总建筑面积126平米。外部实在是凌乱不堪,已很难辨认它的真容,如果说,这又矮又乱的平房,曾住过德国亲王,可能没人会相信。但我们就是要拨开迷雾看晴天。
对照1899年亲王接见宾客的图片,仔细寻找现在实物与当年吻合的痕迹,还是能发现许多蛛丝马迹。照片中平房前有花园,这点痕迹现在还能约摸出来,平房前面,虽然经过百年,始终没再建大型建筑,曾是花园。据老住户石山先生讲,六十多年前他来的时候,庭园很大,可以骑自行车绕圈。
再比如亲王接见宾客照片中,东西厢房都是玻璃窗,现在仍然是原样,窗户形制和窗台、把手都是原装,只不过有两扇窗,因为两家住,窗改为门。还有,屋檐下有基石,现在基石仍在,种种留痕和照片吻合。
下面从房高、玻璃窗、屋檐基石和院中石条四方面说起。

(1)房高:现在的实际房高比百年前(图11.12.13)有所降低。这是因为历年修缮把屋顶换掉,导致屋顶下降。图24是老德国建筑墙皮上的红砖装饰带,红砖装饰带碰到平房屋顶,不再继续延伸。解国华母亲说,后来平房大修,换瓦,扒出好多灰,屋顶下落,使装饰带和房顶空出空档十几公分,说明老德国建筑是在平房之后盖的。


图24.平房屋顶和旧德国建筑墙皮的关系。红砖装饰带和屋顶之间的空档,说明1:平房盖得早,2.平房房高下降了。笔者摄于2016.6.10.

(2)玻璃窗:亲王接见宾客(图11)的平房,两边都是6扇玻璃窗,还挂有双层窗帘,一层蕾丝,一层织花厚布。现在这两边的窗户,仍然如此,只不过解家和石家都把2扇改作门,还剩4扇窗,这四扇窗户,无论窗框,结构、把手都基本是原装。40公分的窗户台,有一凹槽,便于排掉雨水,和总督官邸窗户台是一样的。


图25.解国华家窗户,2扇改作门,还剩4扇窗,窗框、窗台、把手都是原封未动。2016.4.16笔者摄


图25-1.这是亲王接见宾客照片的东边窗户,蕾丝窗帘内层还有织花厚布窗帘。窗前松树还不高,估计是花园。这几扇窗就是解国华家,2扇已被改为家门,还有4扇是解家窗户。

(3)屋檐基石:图11.亲王接见宾客的照片,屋檐下面明显有基石。目前在现场仍能找到。(图26)。


图26.常州路7号平房的屋檐基石。东头解国华家外墙上的。2016.4.20.笔者摄于解国华家。

(4)石条和瓷砖:常州路7号院子里,地面有石条也有瓷砖。石条刻有卍字、廻文等图案。听说原来是水沟档石,多年渣土填埋,现在和地面持平。瓷砖纹样不像是中国的,不知是何时铺垫的。这些也不属于中国的装修,但好像也不属于德国风格,究竟是何时铺装的,还希望有识者进一步研究。


图27.这是石山先生家的部分地面瓷砖。解国华家铺地板,而石山先生家铺地既有木地板也有瓷砖,混搭式的。看瓷砖图案,类似阿拉伯图案,2016.4.16.摄于石山先生家


图28.院子里有很多这样的石条,刻有寿字和卍字,组成水沟档石,流水沟,可为什么流水沟会用这么厚重精致的石条?为什么和大门门垛子的石刻一样?究竟这些石条原来有什么用?石条埋在地下,和地面持平,是不是多年来建筑渣土填埋,才和地面相平了?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有心人研究,在此仅抛砖引玉。


常州路7号平房示意图,亲王接见宾客的照片就在图中棕色地面上 2016.8.8.笔者自绘

结语

常州路7号平房,是海因里希亲王来青岛,住了十个月的所谓“行宫”。这仅是我直觉得出的结论,欢迎专家指正或否定。

初稿2016年5月30日完成于二松堂
本稿2016年8月8日完成于青岛书房

参考举要
1.《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原著乔治·弗朗鸠斯,刘妹、秦俊峰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7.
2.《青岛-德国殖民历史之中国篇1897-1914》德国历史博物舘,原编者:汉斯-马丁·辛茨,克里斯托弗·林德,翻译:亨克尔·景岱灵,青岛出版社,2011
3.《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Torsten Wavner 托雷斯顿·华纳 1994
4.《与建筑对话》吕传胜 巩升起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
5.《青岛:老房子的记忆》李明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6.《单威廉与青岛土地法》马维立著,金山译,青岛出版社 2010
7.《楔入与涵化-德租时期青岛城市建筑》陈雳著,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8.《青岛老明信片》 陆游 徐晓梅编著 青岛出版社 2005
9.《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德]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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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邮筒

文 / 潮汐

1/5/2020 10:12:43 AM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劳教的三年七个月中,难得的几次母亲星期天带我们去市里玩耍,简直是节日般的快乐!
很早我们就要起来,到李村的公交车站排队等车。1961年时,汽车顶上都背着一个跟汽车体积差不多一半大小的黑色的皮囊,好像是因为没有汽油(据说是因为苏联大坏蛋不给我们石油造成的)而以煤气代替。那时的汽车只有一个车厢,前面有一个突出的大鼻子,因为动力不足,经常半路特别是上坡时趴窝子,需要满车的人下来推。郊区到市区的车间隔好长时间,车一来就抢着上,往往车已经出站了,门上还挂着几个人。即使在车厢里我和弟弟两脚离地身不由己地被推来推去,我们依然很快乐。
在台东下了车,还要转车才能到达青岛的最繁华的商业街中山路。下了车就是新华书店,妈妈先给爸爸挑书,买书,偶尔看见在书店工作的姚伯伯,说几句话,我们就随便看。
从书店出来,马路对面是青岛食品店,弟弟每到这时就说“妈妈我饿了”或是“妈妈我渴了”。妈妈跟我都明白他的小花招。有时妈妈不理他,好像只有一次是夏天,妈妈买了两只酸酸甜甜的冰棍。
最难忘的是有一次妈妈带我们去中山公园,从前门进去,出来时从后山的门出来,妈妈说不用乘车了,可以直接走到3路车站乘车回家。我和弟弟一边一个拉着妈妈的手沿着刚开辟的还铺满黄砂砾的延安一路大下坡一边走一边说笑着。
走到十字路口,看见对面有个邮局,妈妈突然说:“哎哟!有封给爸爸的信在我兜里昨天忘记发了。“我跟弟弟看见邮局门口的绿色的邮筒,争着要去投信,变成我们拉着妈妈跑了。到了邮筒跟前,也不知是谁把信投进了邮筒。我们母子三人拉着手站在邮筒前,喘息着注视着邮筒,好像那个印象模糊的爸爸在里面。
好久好久……56年过去了!我一直生活、奋斗在这个城市。有几年,我的家,我工作的地方就在这邮局附近,每当我经过这里,总是来到这邮筒前,默默地站一会儿,抚摸一下那窄窄扁扁的投信口。后来我搬得离它越来越远了,只要经过,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我都要寻找那个墨绿色的身影(邮筒)。
写于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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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东北·六九年的冬天

文 / 北郭居士

1/5/2020 10:05:09 AM

我毕竟是“下关东盲流”中的一员,我毕竟知道上百千万的山东关里人,在白山黑水之间为生计挣扎的喜怒哀乐忧愁。随着岁月的蹉跎消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庞大的外流逃荒人群中,如今许多亲历者怀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终生不能写出的遗憾,默默无闻的离开了这个为之梦牵魂萦的世界!那么好吧,我就不以学识短浅而自卑,以当年所界定的“成分”而畏葸不前,根据我所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奉献出来为那一特定时期的诸多山东苦难老乡,留下一点给后代的炎黄子孙们,考证那一历史时期的微小见证吧!
——作者手记

1969年的冬天,是我东北生活十六年当中最为寒冷的一个冬天。那年秋天霜下得特别早,大部分庄稼都还很青,就被霜冻打死臭在了地里。还是水泡泡的嫩玉米地,发出一股刺鼻的酸糟味,弥漫在一片肃杀的秋风中。那一年的收成,是我家逃荒到东北成了“盲流”后,所经历的最凄惨和刻骨铭心的一个瞎巴年头。
“十一”国庆节,“九大”党章明文写进的接班人、那个亲密战友、永远健康的伟大副统帅林彪副主席,在国庆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竭斯底里的战争动员,把从二月份开始的珍宝岛中苏边界军事冲突推向了高潮!到处张贴的“要准备打仗”的醒目大标语,更是搅得人心惶惶,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举目四望远山近岭霪雨霏霏,阴风惨惨,漫山遍野死气沉沉,真是凄凉极了。
初冬下雪以前,我所在的生产小队派出十多个年轻社员(美名为公社常青藤上的向阳花,实则和秦王朝的黔首不相上下),和大队其它小队的劳动力社员一起,到地处长白山深处的敦化林业局一线采伐场,干采伐原始树木挣副业钱的活儿。合同规定每人每月工资八十二元,上交生产队五十四元,自己得二十八元,作为生活费。
去搞副业的社员集中一起,先坐长图线上的大火车到敦化,然后步行八华里,背着行李过牡丹江到江东。在那里,坐敦化林业局的小火车进深山采伐区。敦化林业局的采伐面,范围很大,主要分布在长白山主脉的西部方向,完全都是日本人统治时期没采伐过的原始森林。那里山高林密,深谷大川完全为原始植被所密集遮盖。我们去干活的琵河林场,离着海拔2691米的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山天池,直线距离不足200华里!由于地处长白山主脉的西北方向,迎风面毫无遮拦,所以冬天从苏联西伯利亚刮来的极地寒风,能将那里的气温降低到零下40多度,并且保持20多天以上!现在的长白山林区,原始成材树木早已经被人们砍尽杀绝,拉原条木材的小火车也早已经绝迹。由此,现代人极少有坐小火车的福分喽。坐小火车的那种特殊感觉,和大火车就是不一样,因为小火车道窄,路不平,跑起来左右摇晃,人和坐在沙发上颠簸似的。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种自豪感。在敦化牡丹江东岸的储木场坐上小客车后,一路向大山深处驶去。在接近200里地的路途中,高山大谷连绵,原始森林浩荡。在黄叶遍地的崇山峻岭上,不时有三五只或二三十只成群的狍子奔窜其间,引起车上人们的阵阵惊讶声和不能猎获到的惋惜声。
我们在富儿河流域的广袤湿地带保中桥站下了车。这里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周保中的根据地,他在这里和崔庸健(北朝鲜建国后的委员长,地位仅次于金日成)等人领导汉、满、朝鲜各族人民对日坚持了多年的武装斗争。没到过东北长白山的人,体会不到长白山寒冬那种“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严酷现实。在我们去采伐的工片朝阳崴子里,当时还遗存有许多抗联战士当年搭建的窝棚和碾、磨等生活用具,印证了抗日志士当年的严酷生活。
在保中桥场部住下以后,我们每天吃过早饭和林场工人一起坐上小火车爬六十多里山路,到作业面场地去搭炝子平楞场,为大雪封山后的采伐大会战作前期准备。
绵亘中朝两国之间数千里的长白山莽莽树涛林海,是那么的气势浩大和波澜壮阔,那深沉浑厚的林涛声,仿佛把人的灵魂引出躯壳,融汇到了大自然当中去,自己置身其中,幼小的生灵显得渺小、无奈,仿佛进入了一个无需大脑思维的超然境界,使人忘记了一切烦恼……然而就是这些微不足道渺小的生灵,在这崇山峻岭间日以继夜的砍伐、外运,将千万年以来成长起来的茂密原始森林一片片平推光头砍伐殆尽,人为的改变了这里的原始生态,破坏了大自然赖以平衡的一切。
在保中桥林场部时日不久,工作面上压好了炝子,林业工人和我们这些社员临时工都搬上来住。这是一条大山川的腹部,满眼全是没经过人工采伐的原始森林。树种由山顶向山川谷底排列依次有;柞树、柠筋子、色树、枫桦、椴树、杨树、核桃楸、白松、红松、水曲柳、沙松、臭松、鱼鳞松、黄花松、暴马子、巴拉子、白皮桦、青秸子等树种。
林场的临时工棚——炝子盖在一处三条山川合流处的高岗处,半卧地下半克木楞,两头开门进出。屋里靠卧地深处是一面大木板通炕,下面是一溜火墙。炕前开阔处是人们放工具和洗脸活动的地方。
林场的每日三餐是高粱米饭和玉米大馇子饭,副食是白菜汤或萝卜条子汤。我们这些常青藤上的临时工社员,五分钱一碟的溜白菜很少舍得吃,三分钱一碗的汤是主菜。那时的油腥食物极度缺乏,所干的活儿劳动强度大,加上天气寒冷,身上的热量消耗的很快,每天都是不到开饭时间就饿了。在阳历年前后最寒冷的日子里,几乎每天中午都要吃八两饭,每月六十斤粮票不够吃,干活休息的时候就往刚采伐过的作业面上跑,去拾一些被花栗棒子(松鼠)啃得半咔拉块的松塔子,扒松子吃来增加身上的热量。
我那时十七岁,跟着伐木工打枝丫。每天早饭后,趁着大家打绑腿、磨斧头的当儿,所在的二工队副队长兼安全员老万,就给全队讲每天例行的十分钟安全课,然后大家各自分工干活。我跟着三个林业局的工人和两个社员是一个打枝丫小组,和老万、老王两个伐木工每天活动在一片三到五里纵横山岭的采伐面上。伐木用的油锯,当时国产的质量太差,不断的出毛病。苏联产的质量好,但当时两国关系恶化,进不来原机和配件,坏了零件光瞅着配不上,耽误工作很令锯手们头痛。
我们打枝丫的五个人都是大斧工,每天上下山把斧子夹在胳膊窝下,不许扛在肩上,那样摔倒容易砍伤自己。成片的红松、白松、臭松、沙松、马尾松、落叶松等针叶树最好收拾,小枝丫一般不要去管它,只要打出走道来,拖拉机一拽,枝丫子都就蹭掉了。曲柳、楸子、柞树一类的阔叶树枝丫粗大,要用弯把子锯才能把粗丫子卸掉。大山深处的向阳崴子里有一些当年抗联种过的大烟地,弃荒后长满了小叶杨树,这些杨树最好收拾;因为它们是同生同长,随着幼树的长高长粗,争阳光、争空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了起来。残酷的自然竞争,把失败者窒息成了“站杆”。数年后,随着生存空间的又一次萎缩,再次淘汰一批,如此循环下去,最后这片无数次拼杀的幸存者就长得一般高大,从高处望去树冠一抹平,可说是分毫不差。这些树只在末梢部分有少许枝丫,很好砍。
向大山下拖运树木的国产运输工具是拖拉机“东方红——54”,这种拖拉机平地拖拽,无法躲避树墩和石头,既费劲又效力低下。苏联造的80马力背负式拖拉机是坦克式的两头翘起,后背上有一个大铁盖,绞盘机就装在铁盖子上。它工作的时候先把盖子放到地上支稳,然后从绞盘机上拖出钢丝绳去,把周围数十立方米的树木拖到跟前汇总背到铁盖子上拖运。这种拖拉机特别适合在陡峭的大山上使用,它几乎没有爬不上去的陡坡,只要有能拴住钢丝绳的地方,它就能接力把自己绞上去。据工人们讲;这种拖拉机在苏联生产的很多,价格非常便宜,用五吨大米就可以换一台。
每天早晨上山后,抽一支卷烟,我们就开始干活。九点半以后,开始摞起一堆枝丫,用桦树皮点上火坐下休息约十五分钟,十一点后下山吃饭。下午比上午休息的时间长一些,约二十分钟左右。这时人们的话题也多了一些,拉扯一些天南海北的奇闻轶事和每人周围的琐事怪遇。三个林业局工人一个姓曹,是个“臭糜子”此地人,五十多岁,黑黑的,是我们的组长。此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对周围的人类充满了敌意,不轻易对人表露自己的观点和身世。从他那粗厚的面皮上,从来看不出他对喜怒哀乐的表示。据工人们私下说;他以前是敦化林业局的科级干部,坐办公室,在文革中被触及过灵魂。局里“三结合”成立革委会的时候,因为他家的历史有问题,被“吐故”(文化大革命中某一阶段运动的关键词,“吐故”为淘汰滚出了领导岗位,“纳新”为吸收到领导岗位的新鲜血液)到基层生产第一线洗心换脑改造来了。另一位也五十多岁,姓刘,老家文登,此人性格外向,热情,好和人交流。但他生不逢时,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是一个三岁小孩都能说三道四批评得着的专政对象。还有一个姓孔,孔祥宗,是孔老二后裔。此人三十多岁,大虾条个,瘦瘦的,白净脸,高度近视,戴着一副厚近视眼镜,人称“四眼狼”,又号“孔瞎子”。文革前他在敦化林业中学当教师,文革中起来领着学生造反,很是造了一些林业局头头“走资派”的反。68年局里成立革委会后,梳理那些打砸抢分子的辫子,把这个乱咬人的疯狗梳到了深山老林里来改造思想。此人心绪很坏,不是“善类”,阶级斗争这根弦老是绷得紧紧的,在每天晚上的队务会上,经常可以看到小孔老二激愤的站起来批判老刘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队上的大多数工人已经摸透了小孔的这些小儿科伎俩——无非是要抓着阶级斗争这根弦,踩着别人肩膀溜须拍马往上爬,所以人们对他大放厥词不感兴趣。老万对他的这一套也很反感,经常是没等小孔喋喋不休上几句,便把话头给截了过去。正队长老王,对他反映上来的问题也漠然处之,只有柳副队长(外号“坏水”,其德行也确实如此)对他青睐有加。每当小孔语无伦次的擦亮眼镜,对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老刘批得汗流浃背、唾沫纷飞的时候,都有这位负国家生死存亡为己任的副队长大人,来上纲上线的大批特批一通。
老曹是“随族”,怎么说呢?就是满清王朝退位以后改成汉族的满人。小孔是汉族,他家老辈据说是给一位满族王爷当师爷,从关里去的东北。老刘解放前从文登老家去青岛当学徒,四七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任通信班长。文革中有位老乡举报他,曾经给驻守过海阳的国民党部队送过一次情报,致使一艘八路军的货船被击沉,就此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在六八年的“深揭深挖”运动中很是吃了一些皮肉之苦,据说每天都戴着林场“群专”自造的、用汽车防滑链改成的脚镣,有四十多斤重,干活也戴着。此人生性改不了豁达乐观,不久就和我相处的烂熟,经常说起一些胶东老家的风俗习惯和奇闻轶事来。老曹和我也说得来,常说起文革武斗时,送他两个上中学的儿子下乡避难的惊险历程,这可能是我和他两个儿子年龄相仿佛的原因吧。每当劳动休息时,有小孔在场,两人不是沉默不语,便是投其所好,拉扯一些裤腰带以下的社会绯闻,小孔听到这些,就兴奋得两眼放光……
“立冬”以后,几乎三、五天就有场雪,山岭上的积雪很快就有一米多厚。人在雪地里走起来,特别费劲。元旦一过,太阳早晨八点钟以后才露头,下午三点钟又落山,天气到了一年当中最寒冷的季节。有一天小火车司机“大酒包”开车上来说,林场的广播站“喇叭”报着,这几天的最低气温能到零下四十二度!
天气稳定在零下三十多度以后,就是大晴天,空中也翻飞着小星星般的闪闪发亮的小雪片,是由空气中的微量水分结晶而成的。这种季节的早晨,出门刚一接触室外的寒冷空气时,鼻子冷不丁的一阵发酸,随之两眼热泪疏忽而出,滚热烫脸,泪珠滚到下巴颏儿的时候,就冰凉扎人了。吸到鼻管里的寒冷空气,沁人心脾,打过两个“啊吃”以后,浑身猛地激灵灵一个颤抖,和这个室外寒冷世界找到了平衡。这时泪也收了,鼻子也不发酸了,神奇的大自然便宽容的把人包含在它那博大的胸怀里了。我多少次的瞎猜想;进入这个寒冷世界的瞬间,如果没有热泪来保护这一汪水泡的眼睛,这个水晶球冻肿了可怎么转动?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真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

元旦以后半个月吧,我们这个组发生了一场有惊无险的安全事故,叫老万这个安全员大大的“露”了一次脸。
那天早上出工一上山,老万和老王两人从采伐面上拿着所有工具,来到拖拉机必经山口的一处陡山岗上,采伐一棵独立长在半山腰上有一米多粗直径的大柞树。这棵大柞树有三十多米高,树身呈弓背状向山下倾斜。对采伐这棵树,老万和老王还发生过争执;老王从心里不想采伐这棵树,一是在陡坡上,人站立不稳,干起活来不方便。二是树身有迎风背,又是柞树,在这三九寒天,特别容易打柈子。老万坚持伐;一是树径在采伐范围以内,二是此树在主道旁,营林局来人检查肯定要挨批评。最后还是老万意见占了上风,决定采伐。
为了打扫场子好站立,从打枝丫的小组中喊去了两人帮忙,我在其中。大家先用斧子和腿蹚雪,齐胸深的、下层已结成晶体颗粒状的积雪在人工的搅动下,哗哗的向山下流去。最后清理掉地上的树叶后,用斧头在冻土上砍出一个个站脚点。打好场子后,老万叫我们两人先别走,在一边等着如果有什么事好帮忙。
老万把树要倒向一面的下部,抽了两道“片”,又在左右两侧,挂了很深的“耳子”,这样一来,在树将要倒的方向几近抽空了树干的五分之二。然后,开始从上方按三角形下锯。锯刚杀进去有一尺多深,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几声清脆撕心的“咔咔”响声过后,十多米高的树干,猛的劈成了两半,巨大的树冠,担在了那段白哗哗的拌子上!大树身子颤抖着在高空拌子尖上稍一停留后,沉重的树冠扯着树身箭一般向山下冲去,树头上的干枝枯桠,全都在颤抖中挣脱树身,漫天飞舞了起来,乱纷纷的下雨一般,向大树倒的方向砸了下来。
这时的老万、老王两人和油锯,都在树干的飞速上翘和巨响声中,跌坐在树下的陡坡上,跟着大树身不由己的滑向了大树将要落下的下方雪窝中!两人绝望的在深雪中爬着,扑通着,扯着破嗓子哭嚎着,眼看着悬在头顶上方的大树,向他们劈头盖脸的砸了下来,只听见老万从喉咙里发出了一声竭斯底里的、撕心裂肺的“亲娘——”声之后,大树“扑、扑”落地,扬起一团五六米高的雪雾,将两人严严实实遮掩的没了踪影……
这时偌大的莽莽林海雪山很寂静,总爱跟着人转的那种翠绿色的“懒大胆儿”鸟儿,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只有远山上传来啄木鸟“嗵、嗵、嗵”啄树干的浑厚声。我们打枝丫的两个人,就站在大树的上方目睹着这一切,看到这突发的事件,我们两人都目瞪口呆的不知所以,大张着嘴可什么也喊不出来,两只耳朵也是什么也听不到了,整个世界仿佛静止不动进入了真空一般……
不知过了多久,当打枝丫的我们几个人从浑然麻木中清醒过来,大家呼喊着连滚带滑地向山下冲去。正好路过这里的集材苏联“八〇”拖拉机,老刘和小贾也跳了出来,大喊着向大树下拱去。我们五六个人在深雪中扑通着奔爬到大树下,奇迹般的发现大树没全落到沟底,树干担在狭窄的沟帮子溪流上,下方留出了一段空地,老万和老王两人,正巧跌坐在这方逃生的沟底上!粗大的柞树树干,就横担在两人的头顶上!这时的两人,脸上都挂满了说不上是融化了的雪水,还是泪水,正在呆呆的四目相望,一言不发。老曹和老刘招呼着我们几个人,赶紧上去架起大难不死的两人走走看看伤的轻重,如果伤的厉害,就赶紧向山下背或让拖拉机向下拉。我们几个人七手八脚的上去拽胳膊扯腿的向起拖,他们两人坐着不动,老万铁青着脸说;“别他妈的瞎忙活了,没事,不用拉,离死还远哪!给来两颗烟吧。”老曹和老刘赶紧给卷了两支旱烟,点着递了上去。两人狠狠的抽着烟,看着被山脚担起来还横在头顶上的大树,慢慢醒过神来。两个人从雪窝中爬起来,拍打掉身上的雪沫,摇摇晃晃象喝醉了酒一样,拉扯着向山下走去。老曹陪着小心问他们;“不穿大衣了?不拿锯了?”老万摘下头上的安全帽,使劲挥了挥甩到雪道上恶狠狠的说;“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命都快交代了,还要什么要……”剩下的人,都阴沉着脸,不说什么话,心绪不宁的干不下活儿去。中午早早住了工,扛着他们两人的油锯斧子和大衣回了工棚。
离戗子老远,看见食堂管理员老金——其实此人不姓金,姓朴(piao瓢),朝鲜族人,在满洲国参加抗联时被日本人抓到,打掉了几颗门牙,后来安了几颗镶金的,一张口满嘴金灿灿的,形象特殊,外人送了个外号“金大牙”,又称老金,而少有人知道其姓朴了——远远的迎了上来,向老曹询问他俩遇险的情况。说老万回来向场部打电话又哭又骂,说不干了,要下山,革命多半辈子了,不能把命搭在这山上,家中还有老母亲和老婆孩子指着他养活。老金经验丰富,从两人衣饰不整的狼狈相上,猜测可能是发生了安全事故。此时的安抚很重要,他赶紧把两人拉进他的小房间,拿出两盒“迎春”香烟来塞给他俩抽。
老金的管理员小房间,是抗联桥林场冬季采伐大会战山上规格最高的,和伙房、菜窖连在一起,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去。里边储存有当时特供的商品如烟、酒、糖等物品,以备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和平时急用。当老曹说明险情后,老金吩咐炊事员煎炸溜炒了六个菜肴,开了四瓶吉林产“白山”六十度,约上几个工队长一起陪着喝酒说话。酒一下肚,老万更是骂不绝口,骂上级,骂自己,向老王忏悔差一点连他的命也搭了进去。
老万是山东掖县人,抗战时参加了八路军,四五年秋天日军投降以后,所在部队渡海到了东北,他所在的那个团,一直在图们、延吉铁路沿线任守备剿匪。五十年代中期,老万从部队连长任上转业来到敦化林业局工作,因为是个大老粗,没有文化,所以一直在生产第一线上任劳任怨的工作着。林场里的许多领导,还没有他的资格老,所以他的骂,也是事出有因的。
下午在山上休息的时候,老曹和老刘的话多了起来,两人带着许多的忧伤,叙说着自己的身世,家庭的负担,坎坷不平的多半人生。多半个下午,除了小孔回家外,我们几个人坐在松软的松树挂衣上,围着火堆烤火,一直坐到天色在这莽莽林海中暗了下来……

“三九”以后,从苏联西伯利亚呼啸而来的寒流,把长白山西北方向的高山林海的温度,降到了最低点。皑皑白雪的北国,山川沟谷里所有的河流溪水都已冻透冻实,上游继续泉涌而下的山水,由于宣泄不畅,堰流水沿着河槽缝隙,漫溢到冰雪上面而层层结冰,堵塞了许多通过沟谷河道的道路。向山下运送木材的运输大动脉小火车道,也受到堰流水的威胁,场部调来一个爆破组,专门炸冰保路。就是这样,小火车也是经常“趴窝”,陷进冰水里跑不动。
一天晚上的下半夜,被尿憋醒后感觉不对劲,特别挤,起来一看,原来是小火车司机“大酒包”盖着棉大衣挤在期间大睡,戗子外边响着小火车锅炉的“吭哧”声。天亮后出去一看,原来堰流水没过木材堆积场的轨道,车辆无法运行,司机摘下车头,无须铁轨,在冰雪上开到戗子边上睡觉来了。
吃过早饭以后,在爆破工和后勤人员忙着铇冰开道的时候,“大酒包”和车尾巴子上的押车员“武大郎”拿出随车携带的双筒猎枪,找上钢丝绳技工“小酒包”,一起上山在灌木丛中打了几只野鸡、树鸡,从“站干”黄榆树上摘了一些干黄蘑,捋了几圈五味子藤子和木通之类的山珍辅料,“小酒包”又从雪里扒出两只早套下的野兔,三人用水桶和搪瓷盆在戗子里的大汽油桶炉子上炖着这些野味,又从“大金牙”老金那里抠出了几瓶烧酒,三人便吆三喝四的划拳猜令神吹玄聊了起来。
“大酒包”身高近两米,体重二百多斤,又粗又棒,一个十多米长、几十吨重的小火车头,在他一上一下之间直打摇晃。他个大酒量也大,三、四斤七十度的高粱二锅头,撂不倒他,因而混了个“大酒包”的雅号。
“武大郎”身高不过一米半,长得短、粗、胖。一颗粗糙的大脑袋,滑稽的栽在短小的身材上。大郎一脸疤疤瘌瘌的肉疙瘩,一对宽宽扁扁的酒糟鼻子,两片大嘴唇有赵本山的两个厚,说起话来一顿一顿地,象打机关枪换梭子一样。他一开口说话,熟人就和他开玩笑说又打“机关枪”了。此君虽然其貌不扬,却很健谈,据林场工人们说,他常年在大森林里拉木材,独自一个人守在车尾巴子上,没人和他唠嗑,就是见了老母猪,憋的也能唠上半天。大郎特别是在喝上酒,满脸通红的时候,更是如果不说话,就有熬不过去的滋味。每逢此时,大小酒包就宽容的让他先说,不管说好说歹,两人都应声虫般的不住点头,不管大郎说过了千遍万遍的老掉牙故事,两人都听得津津有味,不时从大啃大嚼中倒出嘴来,颠三倒四的补充上几句。这时的大郎,就感觉到天底下只有他最有本事了,三人相好,盖缘于此,用识字人的说法,就是“臭味相投”了吧!每当大郎滔滔不绝打开机关枪的时候,总爱拉上几个素不相识的听众,以显示他的能耐。我们这些从农村人民公社去的被“领导阶级”,都是他显示本事能耐的青睐对象,特别是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小家伙儿”——大郎一生酷爱打猎,在他的枪口下丧生的野兽,无法计算。他最引以自豪,也是他终生难忘的一次狩猎,是和一只八百多斤的大黑瞎子的生死相博,此事发生在六五年的冬天——“那是小火车刚通进大岔河不久,初冬积雪不足一米深的时候,我在离琵河站六里多路的南冈子上,发现了一只没有“蹲仓”(黑熊积攒了一秋天的营养,冬天膘满脂肥,以此为本钱找个树洞,“蹲仓”冬眠过冬。也有特殊不冬眠的,冬天出来活动。)的黑瞎子脚印,从脚溜子上看,足有七八百斤重,挂拉在空心柳上的腹毛,证明是只公的。那时我那支“老毛子”(苏联)造的双筒猎枪特准、特好使,打灰鼠、野鸡、兔子那是嘎巴溜丢脆,百发百中,打尥蹶子的狍子也不在话下,多次单独打过野猪,从没碰到过野兽反扑的情况。对黑瞎子,也多次多人收拾过,那都是讲究打法,单朝他的头上嘴里开枪,几枪打中要害,就把他撂倒了。”
“那一天是个星期二,我歇班,一大清早吃完饭我就扛着枪围村子遛了一圈。那时的车站小村通共不到三十户人家,里里拉拉的贴着山根,在小火车道旁摆出有一里多长。遛到村口一看还行,身后跟上了大小二十多条狗,几乎把每家的狗都划拉上了(从前长白山深处村庄人家养的狗,看到有人扛枪就跟着走,不管认识与否,它们知道扛枪人是去打猎,通常打到猎物后会分给它们些肠肚下货吃。),我一看还行,不用找猎伴帮忙了,有这大小二十多条狗给撑着胆,我各个(自己)足够对付它的了。星期二人们都上班,没有来和我争狗的,闹哄哄的一大群,好不热闹!我回家背上十多个头天晚上煳好的大饼子,有二十多斤,到时候给狗吃饱了有劲,好帮着收拾大家伙。连枪带子弹加上大饼子,将近六十斤,一路上压的我满身是汗,费尽巴拉的进了这条长满柞树、楸子和水曲柳的大南岗深山沟。”
“九点多快十点了吧,进到沟里有八里多路远的时候,前边一里多路远打头阵的狗发出了看到大猎物的‘嗷嗷’叫声,从狗叫的密集声上,我知道可能就是那个大家伙。不一会儿,跑回来三条狗‘汪汪’着向我报信看到了猎物,我急忙呛火的向前赶,别叫它跑了。又向前走了有半里地,山沟子分了岔,中间多出了一道全是长着柞树的岗鼻子。小山岗挺陡,半山腰上一棵被雷击倒的大柞树横卧在那里,劈成碎条的柞树茬子白花花的耸立着。一只灰黑色的大黑瞎子有多半人高,正在树茬子上满不在乎的蹭痒痒,对周围响成一片的狗叫声,置若罔闻。我连呼哧带喘的停下来一看,嗬!这么大的个,心里还真是发森,怕收拾不了它。回去叫人吧,一是怕它跑了,二是怕人笑话,既然已经来了,打上了照面,一咬牙,干!今天豁出去了!”
“我先把急出来的尿放了,然后掏出所有的大饼子加上我吃的腌干肉,掰成块扔到雪地上,打了一声呼哨,狗都急忙呛火的跑过来开饭,吃饱了好开战。二十多斤大饼子,不一会儿的功夫就狼吞虎咽的进了狗肚子里,我举枪向树上打了两子儿,检查它的准确性。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我搂着重新装上铅弹的猎枪进到了山岗下,距离大黑瞎子有三十多米的地方开始瞄准。”
“当我一声呼哨,围在黑瞎子周围的狗群迅速向四外散去,趴下躲避子弹的时候,我的第一声枪响了,黑家伙愣怔了一下,又照样蹭开了痒,但在左耳的后边,流出了鲜红的血,顺着毛向下嘀嗒。我朝着它的头部,又开了第二枪,它一个趔趄跌倒了,滑到一堆青楷子灌丛上挡住了。它爬起来后向四外稍一环视,紧接着便凶猛的朝着我的方向扑了过来!两枪没有击中要害,枪膛里已经没有子弹了。如果在装子弹之前它冲过来,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对付这些大猎物,一般都是两三个猎手协同围猎,这支枪的子弹打上了,那个猎手的枪接着打,互相替换着装弹,一气将猎物制伏,不让它有喘息反扑的机会。我的脑子当时一片空白,手哆嗦的怎么也装不上子弹了,眼看着黑瞎子已经窜到离我不足二十米的地方。在这紧急关头,十多只凶猛高大、身经百战的老猎狗勇猛的冲了上去,阻挡着它朝我扑来。十五、六只怯阵的家狗、母狗、半大狗,围在它周围远一点的地方声竭力嘶的吼叫着。还有两三只初上阵、没见过大世面的半大狗崽子,吓得夹着尾巴,哼哼唧唧拉拉着尿,直往我裤裆下拱,我火的一脚一个,踢出老远。在踢狗的动作中脑子反过了乏来,奶奶的!还有不如我的,还得看我老子的!我把子弹带塞进上下牙抖擞的‘嘚嘚’直响的嘴里,把猎枪摐在雪地上,这样避免了双手颤抖影响装子弹的准确性。当我一腿跪地,终于装上子弹起身又要射击的时候,大家伙已经在满山回荡着凄厉的狗叫声中,扑到离我只有十多米远的距离了!这时它的周围密密麻麻围满了狗,使我无从下手开枪,怕打伤了它们,我憋足了劲,又打了一个口哨,让狗闪开好开枪。”
“那打头阵的十多只大猎狗那真叫勇敢,听到我的长哨不但没有撤下来,反而一拥而上,拱着黑家伙的肚皮,抵的它站立起来,两只前爪悬空无法行走,只能就地张着个大嘴狂吼。我趁此机会‘啪啪’两枪,都准确的从它的大嘴中把子弹射进了脑髓里,这两米多高的庞然大物,一头栽进了雪窝中。随着数声狗的惨叫声,几只来不及撤出的猎狗,被它重重的压在了下面。我大汗淋漓的又一次快速装上子弹,在狗群的簇拥下奔上前去,近距离的向它的头部又补了两枪。看到它毫无反应后,我把枪又装上子弹,斜背着上去赶紧向外扒拉压在它身下的猎狗,有两只压成重伤,不能动了,不断哀叫着。我赶紧拿出刀子给黑熊开膛,先取出熊胆放到背包里,然后掏出肠肚五脏切成碎块扔给这些立下汗马功劳的猎狗们分享……”
“当大家伙儿用马爬犁把这个大家伙拉回屯子煮熟的时候,全村的大人孩子和各家的狗都进行了一次集体大会餐。光喂狗的大饼子,就煳了两大锅口,用熊肉汤泡上,盛在大木盆里,放到院子里管够吃。几只受伤的狗用爬犁拉回来后放在屋里,和人一块吃黑熊肉。那四百多斤熊肉,一斤没卖,全都吃掉了,这顿人狗大会餐,一直闹哄哄的吃到下半夜……”

不管武大郎讲的亲身历险记其真实性如何,我们住的戗子周围每当繁星闪烁之后,可是一处危机四伏的险恶之处。许多次晚上,看到有手电式的亮光在周围山林间晃动,有时固定在某一处很久时间不动。第二天,便会看到在拖拉机集材道上或是储木场的雪地上,有带蹼的大爪子野兽留下的印痕。就连窄小的绞盘机房,也有两三次被这些好奇的动物观光者光顾过。在这些大动物长时间蹲过的地方,大爪子的热量将雪融化成冰,在爪的中心,留有非常清晰鲜亮的血踪。据老工人说;这是老虎留下的脚印,老虎的爪子十有九漏,此话不假。在我们枝丫组休息时烧过的火堆旁,也多次留下过虎踪,从大大小小的爪印,看出少则一、二只,多则三、四只。天一亮,它们就远远的离开了这里,很少和人类接触。它们可能深知;站立行走的人类,和冒着黑烟臭气的拖拉机、小火车,是它们称王浩瀚林海的最危险的敌人,它们赖以生存的领地,正在被人类一步步的蚕食……
出于好奇,我多次从冰上或灌木丛上摘下被挂掉的虎毛,攒了一小撮闲着把玩,当时也没当回事,玩过新鲜以后就丢掉了。
大雪积到一米半深以后,许多大山的岗梁上踏出了一条条的野兽走道,以狍子和野猪、野兔蹄印居多。许多经验丰富的老林业工人都是下套子的高手,纷纷趁此黄金季节下套子捕捉猎物。他们用废弃的钢丝绳过火烧软,做成小圈套放到狭窄的兽道上。为了防备套住野兽后被猎物拖走,都把套子栓到小树棵子上。下好套子后要退着撤出,并把脚印用树枝扫平抹掉,条件方便的再砍上一些冬青放到圈套左右,吸引狍、兔之类上钩。
东北原始森林里的冬青和关里绿化的冬青树完全是两回事。那是一种寄生在杨、椴、桦、榆等阔叶树上生长的附生狍子植物,夏天时茎叶萎靡不振,处于夏眠状态,颜色泛黄干瘪。“立冬”以后当万物肃杀时,它就进入了生长旺盛期,这时它的颜色呈深绿色或草绿色,非常娇嫩鲜艳,一团团的圆球形状,吊挂附生在莽莽林海的高大阔叶乔木树枝上,非常醒目。更神奇的是“冬至”以后,它那软囊状的枝叶间挤满了鲜红、粉红、金黄、暗红等颜色的豌豆粒大小的鲜艳球果,个个晶莹剔透,非常招人喜欢。冬青是种中药材,可治冻伤,那时供销社收购,八分钱一斤,一斤可以买一张邮票。冬天小学放寒假时,我经常和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拉上小爬犁上小十队的岗东原始森林里去采集。 现在回忆起来,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人也早已回到即墨老家,但一回想起少年时期那种在北国寒冬中傲视一切的浪漫生活,那波澜起伏浩大无边的原始森林,那闪光耀眼的皑皑白雪,那瓦兰瓦兰没有一点灰尘的纯净长空,在这苍穹大山下的某处,在那高大挺拔的树木下,我们几个恍若蚂蚁大点的孩子,在这片古老原始的山川上游走,谷鸣回应中,充满了我们稚气无序的瞎呼乱叫。在广袤的林海里我们一声大喊,就能天地回应,余音被大山传得很远很远,对此,我们充满了骄傲。
记得多数的时候,几条家狗跑前跑后的跟着我们这些无忧无虑的小主人,任凭着小主人的乱吼乱叫。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挖出埋在雪里的冻得梆梆硬的包米大煎饼来,当然忘不了分一份给狗吃。剩下的一半,我们就着大颗的雪粒,吃的不亦乐乎。每到这时,每人的绑腿就乱了套,棉鞋和棉裤全脱了节,鞋口处灌满了雪,脚脖子被融化了的雪水浸的通红。大家一边吃着煎饼,一边从鞋窠里往外抠粘结在乌拉草上的冰疙瘩……我每忆至此,就止不住的潸然泪下,那情、那景、那人、那物,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那些最寒冷的日子,也是人们收获最多的季节,不说冬青正是结子旺长的时候,人们争相采摘,就是钢丝工“小酒包”,他下的套子最多,收获也最大,他经常从山上拖下只狍子或者几只野兔、野鸡什么的回来,大酒包隔天一次的小火车,上来运木材就给他捎回家,卖了钱他们就抠门子弄上几斤烧酒,上山来三人猛撮神吹上一阵子。
三人当中,属武大郎最滑稽,特别喜欢逗乐子。每当吃饱喝得以后,就把油滋麻花的大狗皮帽子的小耳朵窝进帽兜里去,忽闪着两只小耳朵扭扭歪歪的晃荡着,嘴里不成腔调的哼着;“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儿呀有了个小金莲……”据老工人说,武大郎的媳妇小他十多岁,挺漂亮,从农村来的,图的就是他那工人阶级的牌子,进门后也干着潘金莲的营生,不过没有武二郎来管,大郎又从不干涉,所以没有下毒之忧。更何况那些小年轻光棍汉的林业工人们每去,必有酒肉钱物带上孝敬大郎两人,并且一应家务活也捎带着都给包了,大郎何乐而不为?他图的也就是这口,所以他的乐乐呵呵,老工人们也都看的麻木了。
每次小火车拖着上千立方米的原材向山下缓缓驶去,司机大酒包拉响一声长笛的时候,武大郎就在火柴盒似的守车后面把红、黄、绿三色旗用双手高高擎起,向后拼命的摇晃着,向这里的山川森林再见,不管有没有人注意他,历来都是这样。如果有人用羡慕的眼光注视着他的神圣工作的时候,他更是得意忘形,露两手给人看;他在车下挥旗让车开动后,故意磨磨蹭蹭的不上车,当车开出一段距离后,他才左扭右晃的追上去,先把小旗扔上车,然后扯着早已栓好的几个钢丝绳扣环,有惊无险的摇摇晃晃爬上车去。看到逗的好奇的人们捧腹大笑,他就得意极了……
六九年长白山的冬天,在我印象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终生难忘的冬天,不管那些朴素、真挚、善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们,还有那些心灵丑恶,专门整治人的运动油子,现在还在世的,你们还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天吗?

1998年初稿,2001年10月29日整理
于即墨老城古县衙后、北关西街三号内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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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安贫乐道的一生

文 / 史晨

1/5/2020 9:56:42 AM

我的父亲史道生教授,从医半个多世纪,治疗了千千万万名患者,他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一直为病家和同道颂扬,也为我家子孙后代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常年兢兢业业地工作,过劳损害了他的健康,一年来他一病再病,现已昏迷在床。人生之路父亲即将走完,凝望着他那颗充满智慧的头颅,抚摸着他那起死回生的双手,我在心底千百次呼唤:醒来吧!父亲!一生都在为他人创造奇迹,为什么奇迹不在自己身上出现?

聪颖好学 孜孜不倦

父亲诞生于1919年8月24日(农历七月二十九),因患婴儿瘫从小右足残疾,可他身残志坚,自强不息,残缺反成为拼搏的动力,事事处处都要胜健全人一筹。他成功了,无论中医学术还是为人处世,父亲都得到社会的承认,但这也造就了他一副倔犟的脾气,一种认真的性格。
父亲幼年即聪颖好学,6-7岁在私塾中读书,年龄最小、成绩最好。后跟随祖父去哈尔滨,在呼兰县模范小学就读。13岁考入呼兰县中学,因成绩优秀而跳级,两年即初中毕业。升入高中十个月后因患病肄业,在家养病之日拜王明五为师学习中医。1937年,年方18岁的父亲,以优异成绩考取北平华北国医学院,师从施今墨等名医门下。当时卫生公署规定25岁以上方准行医,父亲只好违心地瞒大6岁入学,所以当1941年毕业时,他的实际年龄尚不足22岁,毕业证年龄却写成28岁。大学毕业他先后在北京、南京开诊,1942年来青岛行医至今。父亲求学的刻苦精神十分令人钦佩,上大学时他是全班乃至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又是唯一的残疾人,可他学习上从不认“小”,从不服“残”。枯燥无味的医古文,冗长繁杂的古方药,经常是昼背夜诵,通宵达旦。中医学的四大经典著作更是熟读强记,令同窗感叹不已。孜孜不倦的努力,他的学习成绩自然卓著,连续几年都是前三名。我曾翻出他当年的奖励证书,问及50年前的竞争情况,父亲仅一笑了之,教育我们学习必须付出代价,“只要百折不挠,总会学有所成。”
有耕耘必定有收获,好学的回报是父亲的中医根基很深,医疗技术高超,40年代当他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时,医术已在岛城出名,许多疑难杂症都挤到他的“史道生中医诊所”里来。父亲勤勉好学,学而不厌的精神终其一生。年过花甲以后,仍常见他一边手持古书医典,一边古腔古调地背诵医古文。父亲给我从小就留下学中医太苦太苦,习中医太累太累的印象。父亲的晚年正逢改革开放,涉外就医的业务范围更多更广泛,为了工作方便,他又重新学起放置多年的日语,无论在出差路途,还是饭后休息,总要背几个单词,练几个短句,虽然他的日语并不精通,可这种苦学的拼劲,永远使我们难以忘怀,永远激励着我们下一代。

精益求精 妙手回春

医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常为父亲的病人所称道,使他们深受感动。父亲工作一贯公私分明,从不上班处理私事,亲戚朋友看病,统统挂号候诊,结果给大家落了个不近人情的印象。为了让患者少跑路、早康复,疑难病例往往几易处方,慎之又慎。对外地来的病人,父亲更是关怀备至,常常同时开几个处方,什么情况服什么药,交待得清清楚楚。他年节假日必去病房看望住院病人,出院病人仍然书信往来,了解愈后情况。碰到危重疑难病人的会诊,父亲更是投入全部精力,查资料,翻病案,常常彻夜不眠,唯恐辜负了病人的信任。
在学术上父亲师古又多创新,既守法又贵灵活,治病独具风格,处方灵动轻巧。父亲擅长心脏病、妇科病和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等疾病的治疗。有人心律紊乱,多方治疗总不奏效,唯服父亲的汤药立竿见影,心电图也马上正常。有人患萎缩性胃炎,日夜恐惧癌变,服几个月的中药后,不但胃镜复查已经改变,就是病理结果也成浅表性,让西医不可思议。有的妇女婚后长年不孕,妇科检查子宫不及栗子大小,完全无受孕可能,可经父亲中药治疗后,奇迹般地做了母亲。有甲状腺肿瘤患者,本已住院安排好手术,硬是临时变卦改服父亲的中药,三个月后肿瘤魔术般地消失,令外科大夫大惑不解。有女子功能性子宫出血休克,不手术不能挽救生命,考虑未婚姑娘一生的幸福,父亲硬是冒风险用中医中药治疗,从阎王手中将她抢救过来。还有秃发患者,连眉毛阴毛全部脱掉,几千元的101生发剂都无效果,父亲配的生发液,三个月就恢复了患者逝去的青春。这些举不胜举的病例,个个都是父亲高超医术的结晶,都是对病人一片赤诚之心的结论。
父亲行医立足于辨证施治,重视西医诊断的科学依据。为了提高疗效,他博采众家之长,善于总结创新。早些年他立志攻克肿瘤难关。他锲而不舍地探索治癌新途径,总结治癌好经验,一个病人一个病人观察,一份病历一份病历分析,治疗胃癌的方剂实验到“癌宁10号”,临床疗效十分显著。父亲预言癌症可能先从血液病突破,于是下大气力治疗白血病,好多“急粒”、“急淋”经他治疗活过了几年。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和西医合作出成绩时,无情的“文革”风暴横扫一切,病历没有了,文稿没有了,乃至医生的权利和尊严都被卷走了。

医界精英 中医国手

父亲日夜潜心学问,为事业不懈拼搏,因而医学造诣很深,翻开《中国当代医界精英辞典》《中国当代中医名人志》《中国残疾名人辞典》《求医寻诊手册》《黄河医话》《名医绝招》等书籍,都可看到对他的介绍。他的医案选登在《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华》《诊籍续焰》等书中。他与北京的祝谌予,董德懋,翟济生,李介鸣;天津的哈荔田,何世英;武汉的朱师墨;新疆的禇鸿仪等齐名。他德技双馨,获得的成就被医学界公认,他现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分会及山东分会顾问,青岛市中西医结合研究会顾问,青岛市科协荣誉委员,青岛市中医药学会名誉理事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父亲是青岛医学院中医教研室主任,是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在中医教学中,他摒弃狭隘的门户之见,反对过去中医传统的保守观念,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尤其对“西学中”学员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以中西医之长,更好地为人民谋福。父亲一生为民造福,大家也爱戴和信赖他,赞誉之词反而更使他谦虚谨慎,工作更加严肃认真。他认为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治好是义务,治不好是责任,临床上仍然有不少不治之症,“唯有努力去钻研新课题,才会有病人美好的明天。”
打倒“四人帮”后国门大开,父亲发现日本人用我们的中药制成《救心丹》进口中国,德国人用我们的中药制成治疗气管炎的《碧桃仙》也卖给中国,作为中医中药发源地的中华大地,却要买外国人的中成药,岂非咄咄怪事?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鞭策着这位老知识分子奋发图强,他要结
合自己的专长研发我国自己的出口专药。为了科研经费他四处奔波,烧香拜佛;为了试验基地他八方联络,求爷告奶;为了生产……为了鉴定……他忘了自己是个残疾老人,一直不倦地奋斗着。1982年,治疗冠心病的专药《环心丹》终于在青岛中药厂正式生产,成为这家药厂第一个出口中成药,并且荣获了国家经委金龙奖。

秉正清高 直言不讳

父亲行医一直抱着济世救人的态度。他处处为患者着想,从不患得患失,体现了医务工作者高尚的情操。建国前他开诊所,对豪门权贵从不媚颜,从不出诊,洁身自爱,秉正清高。而对贫苦市民,对落难者,父亲从不收诊费,甚至代付药资。父亲号“爽侠”,勉励自己在社会上行侠仗义,仅凭学得的知识济世救人。建国后参加工作,父亲依然视病人为上帝,老病号都知道,他常年骑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不管台风暴雨,不管三九冰雪,从未使用过为专家教授发放的小车乘车卡。只要是他的门诊日,从未误过点,无论是市里院里开会,还是在市区参观调研,只要与门诊时间冲突,他必看门诊而舍弃其他。父亲的执拗常遭某些人的讥讽嘲笑,某些领导也有不满微词,家人也认为是自讨苦吃,可他依然我行我素,他认为开会少自己一人无所谓,可几十个病人却是专门为他而来,许多病人几百里、几千里前来就诊,决不能让他们失望而归。老病人都熟悉父亲坐诊日看病的特点:一是不限号,不限时间,只要你能耐心排号等待。二是不走后门不插号,任凭你是亲戚朋友的关系、医院领导的条子,统统按顺序排队。三是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官商百姓一律平等,即使不吃午饭看到下午,他仍然一丝不苟,直到最后一名病人满意放心而去。日久天长地认真执着,老弱病残满意了,平头百姓高兴了,可却得罪了领导,也忽略了药房工作人员,他们不能按时下班吃饭自然会有怨言。当然这也大大损害了父亲的健康,给自己的大病种下祸根。
父亲一生耿直,不但嫉恶如仇而且有自知之明。20世纪50年代青岛市筹建中医院,当时卫生局的两位局长亲自登门,请他出任院长,可他认为自己性格宁折不弯,只适于做学问,不适宜官场周旋,故放弃荣禄甘愿到医学院做个教书匠。父亲一生光明磊落,直言不讳,耻与不学无术者为伍。为了维护祖国医学的纯洁和神圣,始终与各类江湖骗子作不懈的斗争。1983年“治癌仙姑”王淑华开始风魔京华,背后有大人物竭力支撑,父亲当时就向卫生部的领导直言,一味单方验方吹嘘,不科学地调查总结,这样会葬送中医中药。虽然忠言逆耳不好听,可最后的事实证明真理的的确确在父亲手中。
近年来我国中医医疗水平下降,中药质量低劣而且供不应求,父亲心急如焚,大声疾呼“振兴中医刻不容缓”,“治医重于治人,治药重于治医”,
“药之不存,医将何为?”报社投稿,政协提案,文章刊登到大内参,这体现了他对人民疾苦的无限关心,也说明了他视祖国医学如同自己的生命一般。为了祖国传统医学的健康发展,他斥责轻率的随意办学,反对有名无实的滥发文凭,为了培养中医高水平的科研人才,他不赞成效仿古人的拜师收徒,自己的女婿也不收。他主张高校改革,多培养中医研究生,促进国际间广泛交流,这样中医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他反对目前盲目将中草药出口创汇的做法,对厂家将生药提取有效成分出口加工再返销的做法,旗帜鲜明地斥之为卖国行为。虽然父亲的有些看法未必都很成熟,但却昭示了老知识分子那与祖国医学休戚与共的赤子之心,也坦现了他那直言敢谏、刚直不阿的可贵品质。

安贫乐道 为而不争

父亲一生行医,一生清贫,建国前开医院的办药房的都发了大财,而他却耻于言商,仅凭三个手指头治病救人,以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家庭生活清苦,他仍不忘扶危济贫,面对困难的病人经常慷慨解囊相助。子女渐多,母亲又无工作收入,祖父母年迈失去劳动能力,父亲一人工资常常捉襟见肘,可他淡泊自甘,乐观如故。参加工作后父亲从不在家接诊看病,不收病人一分钱一份礼,甚至对亲戚朋友也如此固执。我们有时抱怨他太古板,太不近人情,可他总是讲:“我是公家人!”全家人只能按他的要求去办。当年省委组织部长曾陪中央的安子文找我父亲看病,临别时告诉他有困难尽管讲。恰逢我的调动正卡在省里,父亲却说没有困难。事后我说人事调动就是他们的工作,父亲却说他的工作是看病,不能假公济私。这就是中国老知识分子的正统本色,马前不作揖,结果多走弯路,频频碰壁。妹妹从曹县调到红岛,父亲要求还安排在公社医院工作,这样不违背政策。有人说这是迂腐,其实是他品德的高尚。父亲至今仍然住在40年代租赁的大杂院里,楼梯破旧,过道黑咕隆咚,有些康复病号千方百计打听到住址,带礼物登门拜谢,老邻居都会告诉你,一定是脸红脖子粗地争执不休,结局也一定是东西带回,病人泱泱而归。岛城许多疗养院的老领导肯定记忆犹新,父亲会诊从不吃请,更不用说领取报酬了。会诊只要是去八大关的平路,他经常不要汽车接送,而是靠残废的肢体踏车来去,不辞辛劳,自得其乐,完全投身于治病救人的事业之中。
20世纪80年代初期,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着社会的各行各业,出国热更是如火如荼。我父亲却对讲学邀请回绝,他认为自己年事已高,恐怕力不从心,为祖国发挥点余热就很满足了。他教育我们“不懈追求自己的理想,永远忠实自己的土地”。我们有时抱怨他太顾全自己的名节,不为子女创造点机会,父亲总是严肃地讲:“自己的路应该自己走”“应该扎根沃土才能开出鲜花”“月是故乡明,不做寄篱人”。
《环心丹》在国内外市场经销了多年,为厂家创收了空前的利润,可作为研制者,父亲实际上分文未得,因为那时没有专利这一说。对于此事他倒看得很轻,认为只要治病有效,就证明中医中药威力无比,就证明我们不比日本的《救心丹》差,让中医中药走向世界能为全人类服务,就达到了自己研制此药的主要目的。这几年父亲又研制成治疗秃头的《发丽生》药液,天天义务就诊免费治疗。我们都说病人不花钱带回去快乐,父亲是花钱买回来快乐,父亲点头称是,认为在治病救人方面切切不可斤斤计较。
父亲一生看淡名利,70多岁退休后,本该好好养生,安度晚年,可他却返聘回医院继续门诊工作,一月的返聘报酬不及他人一天所得,他却心甘情愿乐此不彼。深圳友人邀他去特区开诊,一年二三十万收入不在话下,可他却不为金钱所动,仍然为岛城人民的健康默默地燃烧着自己。为医学献身不患得失,为事业奋斗不计名利,难怪朋友称赞他“安贫乐道”。父亲一生忠实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外其身,为而不争。
父亲的生命之火即将燃尽,虽然他胸前没有勋章,虽然他只是一个残疾人,可他仍是一位杰出的勇士,在祖国医学事业中整整奋斗了52个春秋。虽然他身后没有像好友童第周那样留下纪念碑,但他的功绩却永远留在千千万万病人的口碑中。人们将永远怀念治病救人的史道生教授,我们子孙后代更将永远铭记这杰出的先辈。
(1992年元旦记于青医附院脑外科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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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年在固原的一段经历

文 / 荆榛

1/5/2020 9:47:55 AM

1959年9月,我从北京政法学院(即现在所谓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回族自治州的报社工作。毕业前,反右以后新上任的院长刘镜西说了:“有人说学政法的很少能进政法机关,干什么的都有,成了‘万金油’干部。当党的万金油不是很好吗?”我这滴万金油进了报社应该是不错的了。报社主编看我不是多么能干的料,只是留在机关改改稿子,打打杂。
第二年春节刚过,主编叫我参加一个工作组下乡去,说是固原县城东边四十里有一个河川公社发生了不少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地委和县委组织了一个联合工作组,下去“安排群众生活”。
第二天.我就跟着工作组长——原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天锡去了河川公社。据说,杨部长在反右倾时出了点事,不然这种苦差临不到他。
固原是高寒山区,刚过春节,气温还是零下好几度,地上的冻土还有还几寸厚。进入河川地界,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眼前一片荒凉。偶尔看到的几棵树,也都没了树皮。
说实在的,1959年这里的收成还算不错的。这里虽然多“河川”,但基本上没什么水源,社员吃水全靠窖里的水,老天爷不下雨,水窖里一旦没了水,人畜饮水都得靠山外往里运。每人每天只供应2斤水,那生存环境有多恶劣可以想见。我们去的时候,水窖里水还挺多,可见头年雨水并不缺。后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把这些贫瘠的山区视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了。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农民能从穷山坡上刨出点粮食填饱肚子就算是帮国家解决困难了。可当时他们还得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就太强人所难以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跟杨部长刚走进一个村子,就见一位老太太坐在土坎上,见了我们就说:“你们是上面来的‘工作’吧(当地人把干部叫‘工作’),我家老汉、后人已经乌昌(死)了好几天了,找不着人埋……”杨部长把队长找了来……我们就走了。人都饿着,面对几寸厚的冻土,谁也挖不动。
到了公社,我被分配到山丰大队去了解情况。公社武装部海部长带我去的。后来,食堂管理员告诉我,海部长一顿吃了十几斤洋芋(土豆),没交粮票。看来公社干部也很饿。
我下去头几天,一连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几乎家家一贫如洗。大约有一半社员家的炕上竟然连一领竹席都没有。冬天没有棉被,特别困难的社员政府救济一床棉被,晚上一家人就盖那一床被。甚至白天出门也披着,不到一年一床被就成了一堆棉絮。我还发现许多社员买不起盐,食堂里打来的糊糊只能“甜”吃(不放盐)。
可能因为固原毕竟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政府在前几天已经开始给社员供应粮食。这里比甘肃好多了。后来才知道当时甘肃人还往宁夏跑呢。供应的标准是不论大人小孩每人每天半斤(带壳的)糜子。不准打回家去,只能在食堂吃。一天两顿糊糊。社员把糊糊打回家去,再加上草根、地软子(一种菌类)等等,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基本杜绝了。不过问题还远没根本解决。
大队长跟我说,队里实在困难,去年秋收以后基本上就干了一件事:先是几乎把所有的粮食用架子车拉,用驴驮,全交到了粮库里。过上几个月,再用车拉驴驮把供应粮运回来。队里没任何来钱的地方。
我到山丰大队第二天就有一个年轻妇女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到大队部来,想跟大队借几块钱抱孩子进城看看病。她褪下孩子的裤子:肛门、直肠一大团露在外面……大队长说:“队里连买点灯的煤油都没钱,哪有钱借给你。”我掏出三块钱,给了那媳妇。后来听大队长说,那媳妇抱孩子进了城,太饿了,去饭馆花了两块钱买了一大碗菜吃了。孩子抱回来两天就死了。我至今后悔当时真是太小气了。
干部下乡给的粮食定量比较高,可上面要求跟社员同吃同住,特别是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不敢搞一点特殊。一天只吃两马勺清汤糊糊。头几天,体内储存的脂肪还能支撑一阵,四五天以后,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更严重的是,那糊糊里的糠皮积累在直肠末端排泄不出去。终于,九天不能大便,肚胀得鼓鼓的,简直要胀死了。那天下午两点多钟,我拄着一根树枝来到一个山沟,心想无论如何今天要解决大便问题。我蹲在那里,实际是两手撑着山坡,半躺在那里,用了两个多钟头,只是往下滴血,可大便就是下不来。不光大便不出来,最后连站也站不起来了。一站肛门就剧痛,血淌的更多了……我当时想了很多,现在看来挺愚蠢的事……山区里黑得早,四点来钟太阳已经搁在西山梁上了。
就在这时候,听见远处放羊娃喊了一声“来狼了!”我抬头往西山梁上一看,在夕阳的映衬下,十几只狼拖着长长的尾巴大摇大摆地款步前来。大约前面那只是母狼,后面跟着一群公狼。这下我也不怕疼了,一咬牙站了起来,拄着树枝就往村里跑。
到了队部,我用有线广播的小喇叭喊公社的杨部长,幸好叫通了。我汇报了宰牛的事,又请了一天假进城看病。当晚我跟支部书记打了招呼,给管理员交了两斤粮票、两块钱,请食堂给烙两个馍,准备路上吃。然后就早早睡下了。可睡了不到两个钟头,就有人敲门,说是一头牛快不行了,问能不能宰?我说私宰耕牛犯法,我不敢做主。等天亮请示公社再说。过了不到一个钟头,队长也来砸门,说再不宰就来不及了。(大家知道穆斯林不能吃未经阿訇或满拉念经以后宰的牛羊肉)。我穿上大衣到牛圈看了看,圈里头的那头最大的牛卧在地上,呼哧呼哧喘着气,看样子实在耐活不到天亮。可我还是不敢松口。他们自己宰了毕竟不该我的事。既然跟我打了招呼,我又是驻队干部,自然要担责任。所以,我没有答应,又回去睡下了。可快到零点的时候,砸门的、砸窗的,还有一片喊叫声……我去圈里一看,好像那只牛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用草棍戳它眼睛都没有反应了,看来马上就要咽气了。我只好说了声“那就宰了吧。”话音刚落,黑影里屠宰满拉就窜了出来,连牛蹄都不用捆,两个人按住牛角,满拉就把牛头卸了下来。我给队长交了一块钱,请他卖给我二斤牛肉(当时羊肉五毛三一斤,牛肉四毛七一斤)。
第二天一早,我带了两个馍、二斤牛肉准备上路。队长是好心,叫给我牵来一只“头口”(当地人把牲口叫“头口”)让我骑。可我屁股疼不能骑。再说我也不忍心骑他们的驴。每天要用驴给食堂磨糜子,还得去驮供应粮,能使唤的驴已经没剩几头了。我曾去驴圈里看过,除了饿死病死的,剩下的大部分卧在地上站不起来。有的驴脊背上烂一个大洞,里面一大堆像蚯蚓似的虫子在蠕动。饲养员叫那些虫是瘦虫。看了叫人毛骨悚然。
我拄着树枝,四十里路走了九个钟头。幸好医院还没下班,固原医院是从上海迁过来的,大夫、护士医术都很好。当然我这点“病”也用不着太高的医术。大夫只开了四个字“淘便灌肠”。小护士一面掏一面说,怎么净是些糠。我说,天天吃的就是糠嘛。然后灌肠……从医院出来,肚子可是真的空了。 一家食品店还没关门,进去买了两斤高价饼干。
固原报社在地委大院里,我也住在大院。地委的食堂是全地区唯一没有定量的。不过,吃的是散饭(类似较稠的稀饭)。我一口气吃了两大海碗散饭,又吃了一大碗菜叶子,撑得几乎走不动路。估计那两碗饭得有八九两米。然后跟炊事员要了些盐、酱油等佐料,回到宿舍。先把十几天没看的报纸按日期摞好,升上炉子,把洗脸盆和洗脚盆刷干净。把在伙房已经切好的牛肉在炉子上炖上,就一张张地看看报。看到快九点的时候,牛肉的香味出来了。那香味怎么形容呢?“沁入骨髓”!不知合不合适,反正从那以后,我再没吃过比它更好的东西了。用筷子戳一戳,尽管不十分烂,就一块一块地吃起来了。大约一个钟头,连肉汤也喝得一干二净。这下心满意足了,就接着看报。看到快下一点了,肚子似乎又空落落的了。自然想起那二斤饼干(固原的饼干号称“铁饼干”,掉地下不带破的,很实成,五八年只卖四毛三一斤,我是花一块三一斤买的)。不到一个钟头,二斤饼干也下肚了。后来有人说,你吃这么多东西用了七八个钟头,如果在短时间吃进去,后果可以想见。那几年听说有不少人饥饿时间长了,猛然吃得太饱导致肠穿孔。我也差一点儿,差一点就成为那几年人口大量减少的一分子了。
不敢在城里多停留,第二天去药店买上十几包轻泻片,两瓶蓖麻油,回到了山丰大队。每次喝完了带糠的糊糊,先喝上一口蓖麻油,再吃上两片轻泻片,让肠胃总处于腹泻状态。就这样又坚持了十几天。报社往公社打电话叫我回去,准备下放劳动一年。新的艰苦的磨练还在后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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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依旧笑春风——记九秩表演艺术家沙漠

文 / 落叶知秋

1/4/2020 12:22:39 PM

相信缘分!
2016年夏天,在青岛图书馆中老年文学讲习班惊喜地遇见了九十高龄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沙漠来讲课,那天她讲的是曹禺的《雷雨》。年轻时她曾在这部话剧中饰演繁漪,而今她在讲课时依然能背诵繁漪的大段台词……正如她说的“记忆是有选择的”。五十六年前我们俩一个是台上的大明星,一个是台下小粉丝——1960年我14岁,济南纺织厂一个小女工,自幼爱看电影和戏剧。那时我的月工资二十多块钱,先要养家糊口,还要为自己买饭菜票。食堂里最便宜的菜是五分钱一份的白菜炖粉条或萝卜炖粉条,最贵的菜是两角钱一份的芸豆炖肉、青蒜炒肉之类。买饭时每当闻到青蒜炒肉的味道,我馋得喉咙冒酸水,肠胃里咕咕叫,但为了能省下点钱看电影,我只能赶快买一份五分钱的菜,泡进沙土硌牙的地瓜窝头,迅速吃完饭撤离。那时电影的甲级票两角五分,乙级票两角。计划供应粮的面粉一角八分钱一斤,粗粮一角一分一斤,一张电影票比一斤计划供应粮都贵,我能从饭菜票里省出影剧票钱需要极大的毅力。
那些年演的外国影片我几乎都看过:英国的《红菱艳》《孤星血泪》,美国的《社会中坚》《鬼魂西行》、印度的《流浪者》《两亩地》《橄榄树下无和平》等;看得最多的是苏联影片《牛虻》《奥赛罗》《第四十一》《复活》《白痴》《白夜》《萨特阔》以及墨西哥影片日本影片等。这些艺术精湛的电影为我以后能看懂世界名著打下了基础。
从报纸上看到青岛话剧团来济在山东剧院演出《桃花扇》,我开始三分二分地攒钱。票价很贵,按甲乙丙级分别是一元、八角、六角钱,几乎是我一个月的电影票钱。对戏剧痴迷的我终于买上了一张六角钱的丙级票走进了剧院,剧院里满座大都是中老年人。伴随着优美的昆曲音乐,紫绒大幕徐徐拉开,秦淮河畔的春水美景展现在观众面前:由沙漠扮演的李香君姗姗登场了,她仪态万方,端庄美艳,一颦一笑秋波流盼,举手投足之间富有程派青衣之矜持含蓄!尤其见到风流倜傥的侯朝宗时,她那一甩水袖半遮面的曼妙风姿,那一见倾情、芳心暗许之娇羞神态,把发生在秦淮河畔一个青楼女子的生死恋情演绎得楚楚动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昔日舞台上李香君扮演者而今成了九十高龄的人。她从幼年登台,二十岁载誉山城重庆。在演出一系列中外名剧之时,受到中国第一代话剧演员和剧作家们的亲切教诲和赞誉——沙漠和这些璀璨的艺星们一同见证了中国话剧事业的创业起步,一同历经了话剧发展的辉煌,一同遭遇了话剧及其演员们受尽摧残几近毁灭的命运。
沙漠,本名张坤权。1926年生于上海一个旧官宦之家,母亲是大家闺秀,父亲是新闻资深人士。从小得益于严父慈母教育的小坤权聪颖美丽喜爱读书,且酷爱话剧表演艺术。她十一岁开始登台演出,在温州大戏院参加了《保卫卢沟桥》的话剧演出。上中学时在上海已成为签约的半职业演员。抗战开始后,全国一百多所高校迁往西南,当时考上复旦大学的沙漠也随学校去了重庆。在重庆那几年的舞台生涯是她一生中最辉煌时期,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竟然一连主演了八部中外名剧:巴金的《家》她饰演瑞珏,《秋》饰翠环,《上海屋檐下》饰施小宝,《茶花女》饰玛格丽特,《乱世佳人》饰郝思嘉,《梅罗香》饰梅罗香,《孔雀胆》饰阿盖公主,《秋海棠》饰罗湘绮。真是一连串的光环眷顾着她!要知道当时的重庆作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汇集了一代文化艺术精英,舞台上的演员们不仅面对山城的抗日观众,还要接受文化权威们的检阅。沙漠在这古今中外题材的八个大剧之中的扮演者可谓百变面孔——善良温柔对命运逆来顺受的大少奶奶瑞珏,身份低下性格刚烈的小丫头翠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放荡不羁任人欺凌的妓女施小宝,外国文学中的茶花女玛格丽特、乱世佳人郝思嘉……富有文学功底的沙漠对这些人物都把握得极其到位,将她们演绎得光彩照人,一时好评如潮!山城有很多观众将一部话剧连看数遍。正如她在长篇回忆录《我心深处》中写道:“一拨又一拨不断扩大的观众队伍其主体为年轻学生,还有知识群,他们爱戏、懂戏、极具欣赏力。他们不是看热闹的外行,而是懂门道的内行。学生们没钱坐车,来回四十里路步行而来,重庆的观众不一般,不是等闲之辈,容不得平庸,容不得虚假,即使对新人也别无二样。他们看重我,寄希望于我,认为我是可以造就的,这极大地激励着当年的黄毛丫头沙漠。”
沙漠极为怀念在重庆的这段时期,她把这段时期记述在题为《往事如蜜》的文章里。正是这段如蜜的往事成就了沙漠今生今世的艺德和戏骨——注定了她今后的人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刀霜剑都能坚强地挺了过来,并能在白发如雪的暮年,以“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风骨,写下三十万言的《我心深处》。这部书由著名画家高莽、著名剧作家白桦、著名评论家邵燕祥为之作序,三位资深人士高度评价了这部大书!高莽先生称赞她从心灵到形象、从人品到演艺是“美的化身,美的歌者”。白桦称赞作者和老伴黄中敬先生在历经了文革惨无人道的迫害后,于古稀之年以坚强的心态写出了这部大书,认为“这是一个奇迹”。邵燕祥则赞美她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文笔把一生写得感人至深,可谓大器晚成!
这部用心血泪水写就的《我心深处》记叙着她为话剧事业痴情无悔的奉献,记叙着为亲人和友情生生死死的牵挂,记叙着和她相濡以沫的先生在一系列运动中受尽迫害未能和爱妻白头偕老的遗恨;记叙着一个慈母在晚年失去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彻骨悲痛!然而在这泪水叹息中,作者却又笔锋一转,在书中那一篇篇朴实无华的记叙中用一件件生活小事写了十多年来与著名演员赵丽蓉的交往,记叙了与著名戏剧家夏衍、黄宗江、吴祖光、陈白尘、于伶,著名导演阳翰笙、应云卫、洪深、郑君里夫妇,著名演员白杨、黄宗英、石晖、石羽、孙景璐、《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光未然)等艺友们的深厚友谊……这些话剧电影戏剧的一代宗师大都在文革中历经了血肉横飞的批斗——这些文化先辈之所以遭受到如此摧残就因为他们用艺术生命宣扬人性的真善美,启迪广大读者观众认知文史、热爱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因而遭到那些心地险恶残暴的当权者之嫉恨,必欲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很少有人侥幸活了下来……值得庆幸的是坚强的沙漠历经九死一生依然健在依然美丽,她记忆深处的真实叙述成为话剧文史的宝贵资料。
沙漠夫妇自1956年从北京青艺来到青岛演的第一个重头戏就是《桃花扇》,演出时盛况空前。然而1957年夫妇双双被打入“右派”,才华横溢集编导于一身的丈夫黄中敬先生名列榜首,刚过而立之年的沙漠排座末尾。因无人可替代“李香君”,白天,沙漠夫妇以右派分子的身份挨批斗,晚上,沙漠却强忍悲愤在舞台上继续扮演着《桃花扇》之中的李香君——这对于一个追寻真善美的艺魂是多么卑鄙的戕害!文革中沙漠夫妇被关进牛棚更是遭到残酷的逼供殴打……她的先生去世了,她的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但正如她给我们讲课时说的一句话:“记忆是有选择的”。她的记忆是大浪淘沙之后的沉淀,是老一代话剧艺术家们用泪血写就的荷马史诗,是世纪舞台上一个九十岁艺魂戏骨《我心深处》的诉说……
为这株定格在历史舞台上的岁月桃花赋诗一首:

风雨丽人风雨情
世纪舞台写人生
当年香君艳影在
桃花依旧笑春风

2016年夏/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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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文化老人孙基亮

文 / 胶澳子

1/4/2020 12:17:23 PM

孙基亮老先生今年(2018年)78岁了。两年前我读过他的博客,我与他见面认识才半个月。
在我的印象里他真是个老年文化工作狂。他精力充沛得像个年轻人,可退一步讲,我们周边的年轻人像他这样忘我写作学习的人也真的不多。他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后就开始埋头校对他新翻译的日文书稿,中午从不午睡。
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本市的文学讲座、音乐沙龙及摄影展览等聚会上。
孙基亮1940年生于青岛。祖籍潍坊。父亲孙德庭是民国时期岛上赫赫有名的大书画家,中国国画大师俞剑华的弟子。1946年曾在青岛迎宾馆与于希宁、赫保真等书画大家共同一起举办青岛画展。
孙基亮1958年高中毕业后,报考志愿为南京大学法语系,因受父亲孙德庭被打成右派的所谓家庭问题株连竟被取消录取资格。他后来进入青岛第二印染厂当了一名印花图案设计师,1980年曾获纺织工业部优秀图案设计奖。
孙基亮先生还是一名优秀的日语教师和翻译家。他翻译的日本城一夫著《西方染织纹样史》经中国纺织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退休后他一直在青岛滨海学院从事日语教学,多年培养了许多日语翻译人才。
孙基亮先生爱好摄影,最近在市邮电博物馆举办了《青岛建筑细部摄影展》。展会接待了无数前来参观的中外游客,展出的四十幅摄影作品凸显出其摄影及审美的独特视点与水准。
孙基亮先生还是一位青岛史志专家。他年幼时的家族交际与阅历使他与青岛的文史有着深深的情结和不解之缘。涵盖近代史、教育、美术、音乐、摄影、文学、宗教、留学翻译等多学科文化领域。他的有关青岛河的考证、老衙门的考证令许多同行叹服。他出示的1948年司徒雷登72岁时来青岛的照片可谓国内绝版。他写的《李传韵的青岛情》一文叙述了他居住在阳信路2号时与一个四代音乐世家的历史见证。记述着李传韵的祖父李忠桥与孙基亮先生在同一单位上班工作及邻里相处的史料。阅读起来让人感受到字里行间都充满音乐字符的跳动。在青岛,除了孙基亮先生没有人能写出如此翔实,并附有珍贵历史图片的一个岛城四代音乐世家的纪实文章。
他和年轻人一样用电脑不停地翻译与写作,发表博客与回忆录,使用手机微信与众多的文化界人士每天保持着联系与互动。
孙基亮先生是青岛的一位文化老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每天进行创造性的文化劳动而不知老之将至……
读他写的文章,我们能感受到那一行行优美的文字下还有一颗充满文韵的不停跳动的一颗不泯童心。
有人说,像孙基亮这样的文化老人是岛城的财富。
他们从青岛的历史中走出来,向新市民讲述青岛的昨天。
他们是青岛文化的一个符号,也是一个青岛文化的亮点。
这是岛城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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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的程序与来访者的选择

文 / 苏永生

1/4/2020 12:13:19 PM

心理问题极为复杂,因此,一般来说,来访者需要接受一定时长的系统心理咨询、心理辅导与心理训练,才能不只是解决了心理问题,并能相当程度上触动心灵深处,引起一些深度心理成分的改变(如性格、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态度等),从而在投入人际关系方面,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也更能体会到成就感和幸福感。
按照这样的思路,心理咨询这种特殊人际关系(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的互动,应该遵循以下的程序:
一、评估与诊断。这个过程一般是指第一二次会面。来访者带着自己的问题而来,心理咨询师首先要弄明白来访者表现出来的问题的性质、严重性、可能的原因等。由于职业的训练,心理咨询师会很好地倾听来访者的叙述(不批评、理解和接受),并通过观察、提问,根据需要借助心理测量(自评量表或投射测验等),来进行评估。有时这个过程需要一次以上,有时需向几个当事人了解(如涉及到夫妻、恋人、孩子等)。当心理咨询师感到基本能够把握来访者总体的状况后,会给出一个基本的结论。这个结论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与告知这个结果的同时,心理咨询师会给出进一步咨询和辅导的建议,提醒来访者如果有兴趣,将按照程序往下进行。无论来访者是否继续接受咨询与辅导,心理咨询师会在每一次会面时,给出一些阶段性的建议。当然,如果不是在系统的咨询过程中,这些建议是比较原则性的。还要说明一点,结论往往不可能是最终的和一次性的。随着咨询与辅导的深入,会对最初的结论进行一定的修改。
二、商定系统咨询与辅导的方案。如果来访者愿意接受系统的咨询与辅导,双方应商定咨询与辅导的具体实施方案。方案应包括接受何种形式的咨询与辅导、达到的目标、延续的时间和频率、费用、特殊情况的处理等。
以下是我们采用的主要的心理咨询、辅导和训练的方法,根据来访者的个人情况、条件等,经来访者同意后从中选择一或数项写入方案实施。
1.建议做身体与精神方面的检查。当我们怀疑来访者可能存在某种精神疾病时,会首先建议去精神科进行检查或接受治疗,在医生确诊并给以治疗后,如需要,心理咨询师可配合给以心理咨询与辅导。这是因为,我们是非医学的专业心理咨询机构,不能承担精神疾病的检查与治疗。另外,对于有些精神障碍,化学药物有很好的疗效。当我们怀疑来访者可能存在身体方面的疾病时,也会建议去医院检查或进行生物医学的治疗。例如,已知女性雌激素的变化与抑郁症之间有关联,某些儿童发育方面的疾病会明显影响智力和人格。还有一点,身体检查所起的心理暗示与药物的安慰剂作用,有时对于来访者心理的康复也是有好处的。
2.心理分析(精神分析)。心理问题和疾病的产生,往往是由性格方面的不足、过去生活事件影响,再加上当前事件的刺激所引起。心理分析是通过对个人早年生活的回顾,引导来访者分辨出自己个性形成的源头,回忆和面对过去心理的创伤,重新给以评价并结合当前的生活,尝试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心理分析适合那些渴望对自己的深层心理清晰有效地把握并从根本上改变的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耐心和坚持,以及解剖自我的承受力,还有愿意为此付出时间和金钱。
3.认知方面的辅导。人的行动源于思想意识。比如,有些人在碰到挫折和失败时,习惯上采取对自己全盘否定的“归因”方式。心理咨询师会启发来访者全面的分析问题:“这一件事没有办好,并不能说明我整个人不行,有很多事我办得很好。”久之,新的思考方式就会确定下来。还有人的烦恼在于对人生的目的、自由与责任等这些哲理性的问题,产生困惑所致,心理咨询师也会引导来访者重视个人选择并勇于承担责任。
4.行为方面的训练。对于有些心理问题和疾病,如社交恐怖、焦虑等。行为改变的方法非常有效。对于有这些问题的人,心理咨询师会根据个人情况,帮助制定行为训练的方案并给以指导和监督。心理咨询重视行动,有各种心理问题的人,通常都是一定程度上缺少行动能力的人,他(她)们陷在痛苦中,却“学会了”不行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自己,很难走出来了。按照心理咨询师制定的行动方案,就能循序渐进改变。运动也是一种行为训练,很多研究表明,有一定强度的有氧运动是改善情绪的有效手段,对于很多有情绪困扰的来访者,我们会给出运动的建议和指导。
5.森田疗法。这是诸多心理治疗技术中唯一由东方人创立的疗法。这种疗法对于强迫症状、社交恐怖、疑病、神经过敏等都有不错的效果。他的原则是对于症状要“顺其自然”,对于人生要“为所当为”。坚持实行这些要诀,人就能使自己的注意力离开自我的中心,投入有意义的生活和工作中,摆脱症状的纠缠。
6.家庭治疗。针对成员间出现矛盾、对立、关系不睦等的家庭或恋人。帮助他(她)们找出各自在角色扮演、承担责任、沟通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鼓励和指导他们改变不良的交流互动方式,学习新的知识与技巧,并通过实践,逐步实现成员间的良性互动。
还有很多具体的方法与技术,就不一一说明了。总之,现在就全世界而言,心理咨询越来越强调以来访者为中心,也考虑到经济的因素,多倾向于以一种综合的、短期的方式为主。
三、正规与系统的咨询、辅导或训练。有了上面两步,心理咨询服务就按照评估与方案的约定,开始了正规与系统的服务和接受服务的过程了。这个过程对于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来说,都是一个严肃、认真、艰苦,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过程。从心理咨询师来说,他(她)要全部感情投入,去探寻来访者的心理奥秘,从一大堆问题当中理出头绪,找出症结所在,在充分评估了风险和可能的结果之后,谨慎地表达意见和提出建议。他(她)必须有相当的耐心,引导和陪伴来访者一点一点的进步和改变。这个过程更是对来访者的考验,他(她)在最初接受咨询与帮助时,一般不会意识到过程这样艰辛:必须面对自己的弱点,承诺并试着改变自己。不能逃避,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不能再诿过于人,要自己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当然,这个过程,也是“痛并快乐着”。伴随着自己的改变,情绪会更加积极,愉悦感增加,发现自己的力量强大了,与人的关系和谐了,前面的路不再很窄,一条大道引导个人去观察和欣赏更好的景致……
四、咨询结束。当咨询的主要目标达到以后,阶段性的咨询就可以结束了。来访者通过接受一段时间的系统咨询与辅导,当初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的症状基本上消除了,而且通过与心理咨询师的交流,对自己这个人(优点与缺点、特点等)有了深刻的理解,学会了一些处理情绪和与人交往的方法,运用到实践中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随着自信心的增强,心理也更具灵活性,虽然离开心理咨询师以后,生活中一定还会碰到各种的困难和问题,但他(她)不再害怕,不再感到无能为力,会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去应对。当然,心理咨询师永远承诺,来访者需要时,我们还可以开始新的合作。
最后,以多年从事心理咨询的经验和学识,我们还想对朋友们再给仅此一点的告诫。现今社会,人心浮躁,很多人急功近利,什么事情都希望速成,希望有捷径。人们普遍没有耐心去有始有终地完成一件事情。无怪乎古人云:“莫不有初,鲜克有终。”许多人来进行心理咨询,想的是“快给我咨询,好了以后,我要去干什么干什么”。这种功利性的思维左右着头脑,这些人在咨询师面前,坐不住,沉不下心,也就使会谈缺少深入探索心灵世界的那种情境。即使通过这种“急就篇”式的咨询,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症状,但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变,再遇到相同的处境,还会引起同样的问题。希望朋友们在碰到心理上问题的时候,拿出一段时间,放下一些事务,趁此机会对走过的人生之路、对自己的性格进行一次回顾与反省,在心理咨询师的协助下,认真地考量一下经历过的成功与失败,其中的得与失,表面的成就与深层的后果等一连串的人生链条上的因果关系,找出可改善的地方,鞭策自己向着更善更美的人生目标努力。
2009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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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为”说

文 / 陈瑶本

1/4/2020 12:10:42 PM

人们习惯把老年比作夕阳。如果一个老年人能孜孜不倦用他大半生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技术、专长继续为社会做贡献,那无疑是夕阳用他的余辉在天空渲染出最绚丽的风景。而对于老年人来说,这叫做“老有所为”。
查遍各种字典,阅读各类资料,何谓老?有的说:年纪大,有的说:年岁大。但是没有一本书能给“老”做出具体的年龄界定。
唐代诗人杜甫(712—770)在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写了一首诗叫做《春望》的诗,最后两句是:“白首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一年杜甫45岁,居然自觉老得白发都“不胜簪”了。北宋的欧阳修(1007—1072)于庆历四年(1046)写了一篇《醉翁亭记》,此时欧阳修39岁,却已经“苍颜白发”,自称“醉翁”。北宋苏轼(1037—1102)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写的一首词《江城子》,首句是“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一年苏轼才38岁,已自称“老夫”了。我年少时,谁活到50岁,大家就公认他是老人了。可见过去的人寿命短,老得早。现在我国实行的退休年龄一般是男性60岁,女性55或50岁,是世界上较早的退休年龄(随着寿命的延长,我国也将延迟退休年龄)。在我国,60岁以上的人被称为老人,似乎已是不成文的规定。而在国外,各国规定的退休年龄多高于60岁。例如美国、加拿大和一些西方国家的退休年龄是65岁,并且还在酝酿延迟退休年龄。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随着医学的进步,生活的改善,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对“老”的年龄界定也应该不断向高龄推进。也就是说,现代人寿命长了,老得晚了,六七十岁照样生机勃勃,精力旺盛,照样可以为社会做贡献。这是“老有所为”的可行性。
有人说:60岁的人进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我认为:年满60岁的人应该是进入了人生的秋季。男人不再英姿飒爽、倜傥风流;女人不再明眸皓齿、妩媚动人。在体质上,不如年轻人健壮了;在精力上,不如年轻人旺盛了。但是,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摔摔打打,60岁的人知识积累更深厚了,工作的经验更丰富了;像自然界的秋天一样,60岁的人更成熟了。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萧伯纳说:“60岁以后才是真正的人生。”卢梭说:“青年时期是长才智的时期,老年期才是运用才智的时期。”他又说:“伟大事业的完成并非靠体力,而是靠成熟的智慧,而成熟的智慧恰恰是老年人最富有的。”老年人用一生的拼搏换来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都处在巅峰期,是一笔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自然界的秋天是硕果累累的季节,而一个人的秋季又何尝不是如此?1987—1989年三届诺贝尔奖得主的平均年龄,分别为:物理学奖,60岁;化学奖,55.7岁;医学奖,61.6岁;文学奖,65.7岁;经济学奖,73.3岁。全体平均年龄为63.26岁。正如老子所说:“大器晚成”。我们再看:像歌德的《浮士德》、巴金的《随想录》、马寅初的《入口论》、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等等,这些皇皇巨著、艺术精品,都是老年人的创作,是秋季的硕果。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人类的智力高峰恰恰是在60岁以后,此时的他或她,凭借已经成熟的心智,让自己的生命进入一个蓬勃的自由发挥期。人生的秋季和自然界的秋季一样,都是收获的季节。这是“老有所为”的优越性。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20多年来,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社会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青年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老龄化的趋势发展迅猛。拿一个家庭为例。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孩子,夫妇二人各有一对父母,这就有7个人。再往上,可能还有这对夫妇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人们的寿命延长了,这种可能性很大),这就是15个人了。如果全家的生计只靠这一对夫妻负担,能行吗?有人说:老年人有养老金,不用子女负担。错!广大农村的老年人,几个人有养老金(城市居民也不是都有养老金)?大多数还是靠养儿防老。退一万步说,即便全国的老年人都有养老金,可是整个社会中,生产者(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7—2/15,这样的局面还能维持下去吗?我们的生产力还没有发达到足以应付这种局面的水平吧!因此,老年人应该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弥补社会财富(当然是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生产者的不足。
根据中国的人口统计,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有朝一日,人们不是就业难,找不到工作,而是有很多岗位空置需要有人去干,却找不到人。这是“老有所为”的必要性。
“老有所为”,在时间上,老年人不一定要像青年人一样定点上班,每天工作8小时;他们可以实行弹性时间工作制,闲时多干,忙时少干或不干。工作内容方面,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自由选择,自行安排,这样更有利于发挥余热。据有关媒体介绍,威海市举办了38位离退休老人余热生辉先进事迹展览。展览会介绍道:这些老人离退休后,不甘寂寞,勇于奉献。他们中有的辛勤笔耕,撰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有的耐心调解民事纠纷,维护居民家庭和睦,邻里团结;有的组织文化演出,活跃城乡文化生活;有的自费办图书室,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有的无偿行医,悬壶济世;有的挥毫作画、插图,为少儿小报呕心沥血;有的义务收发书信报刊,为居民沟通联系、传递信息;有的担任校外辅导员,向学生进行再教育;有的绿化荒山荒滩,涵养广袤乡土;有的兴办企业、工厂,创造社会财富;有的修史写志,惠及后人……老人的工作可根据老人的身体条件和专业特长、兴趣爱好,在时间上和工作内容上扬长避短、灵活安排。这是“老有所为”的灵活性。
“老有所为”还有“副产品”。请看谢觉哉的一段话:“快乐是从艰苦中来的,只有经过劳作,经过奋斗得来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不可能有天上掉下一个快乐来给你享受。而快乐常常不是要等到艰苦之后,而是即在艰苦之中。”真是至理名言。我有一个老亲住在山区,年纪大了,还坚持天天劳动。我说:“大叔,87岁了,别干了,歇歇吧!”他搓着一双长满老茧的大手,嘿嘿地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闲着难受,闲着难受。”说着,又拿起水桶迈着稳健的步子去井上打水浇树去了。当你感到自己的工作有意义,就会产生成就感和自尊,而成就感和自尊,会给你带来快乐。看来,一生勤劳的大叔在劳动中找到了成就感和自尊,同时收获了快乐,也得到了健康和长寿。爱迪生说:“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并以此为人类造福。我们在世的短暂一生中,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种服务更好的了。”看来,老年的爱迪生也在“为人类造福”的工作中找到了快乐。
“老有所为”,要工作,要劳动,可以解决“闲着难受”的问题,充实了老年人的生活内容;给这个喧哗的人世奉献出自己点点滴滴的力量,是老年人获得欢乐的源泉。这不就是“老有所乐”吗?“老有所为”为社会创造了财富,自己也增加了收入,保证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为”须要学习新知识,研究新问题,又促进了“老有所学”。
“老有所为”带动了“老有所乐”“老有所养”和“老有所学”,这是“老有所为”的辐射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老有所为”有它的可行性、优越性、必要性、灵活性和辐射性,真是好处多多,值得提倡,值得推广。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老有所为”更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当然,对于某些体弱多病的老年人,应当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该休则休,该养则养,有了疾病,该治则治,不能一概而论。
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大小,在于他对社会奉献的多少;衡量一个人的品质高低,在于他对奉献社会的态度。一个人到了晚年,仍能孜孜不倦地为社会创造财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老有所为,其人格必将在奉献社会中得到升华。

特别声明:本论文丝毫没有贬低中、青年人的意思。中、青年人有他们的年龄优势,只是本论文无缘涉及。
200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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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行随笔之二:雨中奇遇

文 / 阿杰

2007-11-12 12:56

此次到如皋办事出乎意料地顺利。到的当天下午,在短短三个小时里,把所有要办事情都搞定。因为出发前三天就预订了返回的机票(考虑到办事可能不会很顺利,加之想尽快返回来),第二天发现竟然无事可做。于是就多睡了一会。
起来的时候隐约听到外面有下雨的声音,疑心自己听错了,起来拉开窗帘一看,真的下雨了!这个季节也下雨,而且是那种瓢泼大雨,真是感到不可思议。
等到雨稍微小了一点,叫了一辆三轮车赶到吴老板的厂子,又叮嘱了一些事情,就想离开,打算到无锡去看看堂兄。好几次路过此地都是急匆匆的,没有时间看堂兄,这次无论怎样也要去看看。
但是雨一直不停,我想,要是这样下下去,到无锡再到上海时间就不够了。
吴老板的会计唐小姐看出了我眼神中的焦急,给我找了一把旧伞。因此地的人大多骑摩托轻骑来往,主要的雨具是雨披,很少使用雨伞,所以一时竟找不到伞。还好,最后唐会计在一堆杂物中找到一把看上去很久没有用过的旧伞,伞上落满了尘土,伞把也摇摇晃晃的。
你用一次就行,到了车站就扔了吧。唐会计说。
好嘞,谢谢啦!
吴老板的厂位于开发区,人少,路不好走,距主要交通干道较远。好不容易走到主要马路,远远地看到好几辆三轮车停在那里。我朝一辆车吆喝一声,很快过来一辆车。
大约十来分钟,三轮车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下车的时候,顺手把伞送给了三轮车夫。他道谢。
刚走到车站门口,迎面遇到一位敦实的小个子中年男子:到上海去吧?
上海?我一愣神,那不是我转飞机的地方吗?一瞬间,鬼使神差般地作出了去上海的决定。
马上就走吗?我不放心地问。
马上走。敦实的小个子干脆地回答。
好,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了。
但是他带我走向一辆摩托车。
到哪里去?
嗯,不在这里,他支支吾吾的,我想,大概是怕车站有人查吧,显然他是中介人,是属于帮长途客车车老板拉客的人。
他递给我雨披,他自己却裸露着脑袋,车飞快地向车站相反的方向急驰。雨水打在我的脸上,风刮得睁不开眼,我只好闭着眼,一手抓着包,一手抓着车的把手,任其飞驰,在大约五分钟的路途上,我像一片树叶,任由小个子的摆布,深秋的风夹着冷冷的雨水打湿了我的衣服,路上,我偶尔睁眼看前面的他,浑身几乎被雨浇透,心中升起一阵愧疚。
车子在另一个十字路口边的一个铁栅栏前停下。
到了!小个子先跨下车,用手抹着满脸的雨水,气喘吁吁。
到了?我疑惑,四下张望,没有熟悉的长途客车的影子,栅栏里堆积着很多生锈的铁器。二十米处有一间房子,虚掩着门,里面传来算盘珠子清脆的响声。
车在哪啊?我问小个子。
快了,马上就到,你在这里等等。小个子已不像刚才那样热情,说着话,像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他站在那里握着一条手巾在不停地擦汗和雨。
事到如今只好等啦。我很无奈。看看表,已近11点。心中盘算,刚才在吴老板厂里的时候出发到无锡是来得及,可是现在耽搁这么久,到了无锡要是在堂兄那里耽搁一会,再到上海,找到住处,恐怕也来不及。因为帮我订票的在上海工作的内侄林也不很清楚春秋航空公司的停车场的具体位置。出发前一天只在QQ上做了简单交流,我通过电子地图查到的地方是上海人民广场附近的武胜路,武胜路188号上海博物馆东门外,上海春秋航空自28号起在那里刚刚开辟一个接市区的乘客去浦东机场的免费班车点,但具体位置不清楚,因此很有必要尽早赶到上海去实地看看。
那边一位也是去上海的,小个子告诉我,向不远处站着的一位中年人指指。
我走过去,那个人看我一眼,没说什么。他站的地方是一个机床加工点,一台车床正在切割碗口粗的钢棍。他专注地看。清冷的车间是开放式的,操作车床的只有一位老师傅,钢花四溅,乳白色的循环水不停地冲击着钢件。
我和那位中年人就这样站着,天上的雨还在紧一阵慢一阵地下,我和中年人站到了屋檐下。距离车间大约五六米开外的公路边,还站着一个年轻人,显然也是被小个子忽悠来的“猎物”。
我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中年人开腔了。仔细看上去,有明显的江浙人特征,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衫,肩挎一个小包,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杯,前额头发很少。
聊天的过程中了解到,中年人是上海来的退休工程师,被这里一家私营的钢制品厂聘为顾问,住在这里,今天是回上海探家。他本来在车站已买好了12点35的车票,但被小个子劝到了这里,也是想着早点回家,不到10点半就来了,也是坐在摩托车后面,也叫雨好一个淋。
到上海车票多少钱?
56。
那你不吃亏了?小个子跟我说的价格是50。
他说帮我买票,中年人好象不在乎那六块钱。
这里的人实在,憨厚,他们赚不到多少钱的。他也可怜这些拉客的中介。
又过了大约半小时,也就是工程师来了一个小时,我来了半个多小时的时候,雨明显地停了,路过这里的长途车一辆接一辆地过,但是没有去上海的。小个子和他的同伙站在十字路口,焦急地打电话,不时地四下张望。其中一位大约是等不急了,开动摩托车离开了,不知道是去忽悠新的人还是回家。
工程师沉不住气了。他要回车站去,他有现成的票。
那辆离开的摩托车开到了工程师跟前,对不起,车不来了,我送你回去吧。
但是小个子好象还是怀有一丝希望站在路口。我不想等了。叫了一辆三轮车,朝车站开去。
票当然是很顺利地买到了。但是候车厅里不见工程师。
12点左右,工程师出现了。
吃饭去了吧?我招呼他,他笑了一下,点点头。
继续聊天。
我给那人五块钱。工程师说。
你给他钱?他耽误你的时间,把你送回来还问你要钱?我不理解。
不是他要的。工程师温和地笑道。他自己主动过来,还送我回来,冲这点就该给他钱,他们干这行不容易,像这样的人,也就是在上海被叫做黄牛的人,一天能赚很多钱。但这里赚不到。介绍一个乘客能拿到五块十块就不错了。他感叹道。
您心眼真好。我夸赞他。
他笑笑,告诉我,他退休后,很多别的地方的私营企业高薪聘他,像福建一个企业把他的徒弟聘去,工资是他的好几倍,他却不去,他喜欢如皋这个地方,虽然每月只有三五千块钱,但他喜欢这里朴实淳朴的民风。
这里的人厚道。工程师道。
我点点头,在同吴老板,李主任,新疆回来的阎主任,车间的女工,还有昨天下午结识的信用社沙波主任的交往中,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距离大都市上海这样近的地方,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江浙一带,能有这样的风气民俗,难能可贵。
其实工程师也够哥们的,车到上海后,他领着我左拐右转,直到把我送到地铁一号口门前才离开,很快,他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后悔没留下他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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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忆恩师爱新觉罗·季庸先生二三事

文 / 胶澳子

1/3/2020 7:16:36 PM

感谢云在堂的博文公开了罗桂钧老师青年时代的赠款墨盒,勾起了我对恩师往事的怀念。
罗桂钧字季庸。他的户籍登记姓名就是罗桂钧。他在自己的藏书里签名多是罗季庸。
第一次见到罗先生是在196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学友带我来到坐落在青岛市北区周村路的一座二层日式建筑楼房前。沿木楼梯走上去就是罗老师的居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老先生一米八的身高,铮亮的光头,着一身黑色便服,穿一双圆口黑布鞋,讲话口音是京味十足的老北京腔调。
当时的罗老师刚办完退休赋闲在家,开办私塾的初衷与其说是传道、授业、解惑,倒不如说是为了排解退休后的寂寞与孤独而已。
谈到他的退休,他多次吟咏郑板桥的一副对联:“从此光阴归己有,从前岁月属官家”以自嘲。
罗先生学识渊博。讲起他在北京读书时,数理化教师都是用英文授课。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他在北京法院任法官。授课时他也常常插入讲述一些自己的经历。他对我讲过一段法官与犯人冤家奇遇的往事真是充满戏剧性。
卸任法官后他成为平民。有一次在火车上,迎面遇到了一个数年前被自己审判入狱的犯人。罗老师说,当时他很恐惧,以为要遇到麻烦。就在这时,那个男子走到罗老师面前,很有礼貌地讲:“罗先生!你不要害怕。当年你对我判罪是正确的。我确实是做了犯法的事情。”
这段故事真像一幕电影铭刻在我的脑子里,让我终生难忘。他昭示我:人之初,性本善,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让我法看到了法律、道德、理性三者结合在一起时真的是会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这个故事也可能代表了民国时期的国风和民风,在当今社会恐怕是很难觅寻的。
罗老师曾练过气功和八段锦,但享年却不到七十岁。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最高潮时辞世而去。以我观察罗老师之所以未能长寿而终,与他家庭遭遇的打击有关。
罗老师有两个儿子。长子在北京机关工作。文革前不幸因公殉职。我曾看到过烈士证书。这对罗老师夫妇是一个几乎致命的打击。次子罗鹤翔大我七八岁,少年时代在北京当过报童。随父母来青岛就业在沧口华新纺织厂。因谈恋爱受诬陷被开除公职并劳动教养。两个儿子,一个早逝,一个入狱,这对罗老师夫妇的精神打击是致命的。
罗鹤翔获释后重新就业在街道工厂。1969年,与住在相隔一条街临淄路的张玉玲结婚,我曾受邀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婚后育有二子,但都不愿读书。悲乎!罗氏文化香火不再有人传承。
罗鹤翔患有严重的哮喘和精神疾病,50岁左右就去世了。
师母王玉芳为青岛吉林路小学退休教师。文革中对我曾有救命之恩,将在另文记述。
师母早年丧长子,晚年丧夫与次子。孤身一人与儿媳、孙子居同一屋檐下,可谓命运多舛,凄惨人生。


罗桂钧赠款墨盒

附:新浪博客——云在堂的博客有关罗老师的资讯:
故乡有句老话,不能拿来客(qie)当日子过。大意是说来客了要吃点好的,但可不能天天吃好的。收藏墨盒也是如此,偶尔买个大家伙,就当来客了奢侈一回,平日里还得粗茶淡饭,买些普品玩儿。这件“罗桂钧赠款墨盒”就是居家过日子的小东西。上款家为无考。下款罗桂钧有可能就是下文里这个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只是有可能而已。下文转自网易博客,文章写得很感人,全文转帖。谢谢作者胶澳子《怀念恩师爱新觉罗·季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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