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记忆

文 / 叶帆

12/2/2019 12:37:22 PM

叶帆,著名作家。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有多部小说集、散文集、影视剧问世。

本文题目的名字完全是趸来的,俄罗斯女作家利季娅,用这个名字写过一本控诉她们政府罪行的书,而我,要写一篇与记忆有关的文章,所以就借用了这个名字。
那天打开邮箱,看到史在新兄长发来的邮件,说他要出本书,让我给写篇序。未经思索便答应了,但要看看书稿。很快,书稿就发过来,看完几篇便兀自笑了起来,自忖,我揽了个大瓷器活儿。笑完却犯了踌躇,我有金刚钻吗?
史兄年长我十岁,是医生,我对这个职业是怀有敬意的,因为小时候经常生病,被医生开出的针剂和药片摆弄几天,又可以跑到街上去撒欢了。再后来,从书上看到,古代先贤们咬牙切齿的发誓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心里格楞了一下,涌上许多崇敬,做良相是为国,去除的是国家忧患。做良医是为民,祛除的是民间疾苦。浩繁的中国史籍中,随手一翻,就能找到良相和良医的踪影。
显然,史兄没有做过良相,我相信,他是位良医,他没有给我看过病,但我能感觉出来,从他文章的字里行间,从他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我能感觉出仁者的悲悯之心。现在,这种悲悯越来越少了。
史兄的文章,每一篇都跟记忆有关。从儿时,到当下。从人民公社卫生院,到繁华都市大医院。从掖县老宅门前的树荫,到大洋彼岸美利坚的博物馆。从公私合营到改革开放。洋洋洒洒,纵横捭阖,说的全是记忆,是身体力行的记忆,是原汁原味的记忆。我相信,正是这些曲折卑微的个人记忆,组成了宏大叙事的国家记忆。然而,几十年的经历又告诉我们,记忆这个东西很不可靠,因为记忆可以被删改,记忆可以被忘却。
那天,看完电影《归来》,走出放映厅的时候,年轻的工作人员问我:“大叔,电影里说的文化大革命是真的吗?”听到这话,心里陡然一紧,接着又被无名的恐慌笼罩。这才刚刚过去三十几年,文革的“尸骨”未寒,文革的创伤未愈,文革后出生的一代,竟然对那场灾难闻所未闻,简直太恐惧了。是我们的民族太健忘了?还是谁在刻意掩盖那场浩劫?还有,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历史搞得面目全非,又怎能指望别人把历史抖搂清爽?譬如日本。
在历史面前,我们都是儿孙,区别在于肖与不肖。因为有人篡改了历史,我一直以为,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是被李向阳的游击队打败的。后来我知道,自己被欺骗了。
因为有人对历史做了手脚,我一直以为,1960年代的那场饥饿,是一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后来我明白,自己被欺骗了。因为有人歪曲了几乎所有的历史,我一直以为,用我们信奉的终极真理,可以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然后和他们一起进入天堂社会。
后来我明白,我被欺骗了。
我,还有我们,都被欺骗了,而且,被骗了很久,被骗的很惨。诈骗钱财是犯罪,那么,诈骗历史呢?
史在新的书稿里没有欺骗,也没有渲染,一句句,像陈年家书,平铺直叙,娓娓道来。一张张,像陈旧的老照片,页面泛黄,画面龟裂。但是,如果你一旦读进去,就像进入了时光隧道,与史在新的笔触一起游走,一起感悟。
看完《肛门里有个汽水瓶》,一下有了喷饭的喜感,心里畅快极了,那个年代就有死不要脸的党委书记?是新生的还是传承的?血性飞扬的三兄弟,实实在在做了件替天行道的好事。但是,他们忘了一个细节,他们应当跟书记讨要三分钱。那会儿,一个汽水瓶值三分钱,三兄弟跟书记追要三分钱天经地义,因为政府枪毙了一个叫林昭的女孩以后,上门跟人家妈妈要了五分钱的子弹钱。
读完《闯崴子》,心里百感交集,因为我的老辈中就有人闯荡过海参崴,他们对我讲述的故事,跟《闯崴子》里的情境大致相同,除了冰天雪地的恶劣气候,还要跟凶蛮无礼的俄罗斯人和诡计多端的日本人打交道,这对心地善良、性情耿直的山东父老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啊。老人们讲完闯崴子的故事后,总要感慨道,海参崴啊,是个好地方,老早以前,那是咱们中国的地方。
每每到了这时,心中就会涌上难言的酸楚。是啊,我何尝不知道海参崴的前世今生,大清朝也真可以,碰到绕不过去的坎儿,索性就把自己的发祥宝地典当给别人。那个沙俄帝国也是个魔头般的角儿,虽然出过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这样的文学泰斗,虽然我们曾经把它视为革命事业的领路人,可他们在攻城略地的营生上却毫无悲悯之心,对土地的贪婪,一点也不亚于日本帝国主义,每一纸不平等条约后面,动辄就是几十万平方公里的进账。前不久,他们的总统还得意的宣称,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很大,但是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他可曾想过,那里面有多少万平方公里是从中国攫取的。
平心而论,史兄的文笔不算精妙,遣词造句也欠斟酌,有些篇什还过于粗糙,但这并不能阻止我阅读的渴望,有句话叫瑕不掩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些文字,虽不如各类大师们的文章华丽耀眼,但它情感诚挚,心曲由衷,出自自己多年来的所思所想所经历。这些文字,虽不如各路宝贝写手们的作品精致婉约,但它来路清爽,不矫情,不发嗲,不撒娇,充满睿智与哲理。每每读到妙处,就生出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我常常站在字里行间与史兄相视一笑。
譬如在《农村的茅房》里,他写自己小时候用马太福音擦屁股的章节,引发他“对耶稣大不敬”的歉意时,我能会用牧师的口吻告诉他:“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赦你无罪。”因为那会儿,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相信的是共产主义福音,什么马太福音、路德福音之类只能擦屁股。再譬如,他写困难年代推磨磨面的情景,他写道:“不同的节日,才能吃上不同的面粉。”我会心一笑,是啊,不但人这样,神仙也分三六九等。我下乡学农的那个村庄,贫下中农家暗藏的佛龛里,供品是白面馒头,而村头土地庙里则塞进一只生地瓜。都说,人不偏心,狗不吃屎。
我很感谢史兄,他把记忆和感想原封不动地呈献给读者。
另外,我想表白一下,这篇文字,是我戒烟之后的第一篇文章,没有一丝烟熏火燎的气味,绝对的绿色文字,也就是说,从今往后,我不用吸烟也能写东西啦!最后,我还要模仿大师们那样,写完序之后,总要加上三个字:是为序。

注:本文是史在新大夫《医者笔耕录》之序言

《医者笔耕录》是著名医生史在新先生的作品集,华龄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包括散文、随笔、诗词、剧本、医学论文,图文并茂,有纪实,有抒情,有回顾,也有展望,以一名医者的视角透视所走过的几十年的生活历程,读来给人启迪,令人感佩,思想性、艺术性俱佳。 责编:程扬,特约编辑:周晓方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叶帆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冷风一直在刮

诗 / 杜帝

12/2/2019 12:36:03 PM

(昨晚大风肆虐,一夜未眠,匆匆写下几行)

这次的天气预报挺准
说是大风、降雨、降温
狂风刮起来了
呜呜哇哇
远远近近
一万个鬼魂在哭
撕扯
喊叫
一万个巨浪涌来
轰响
飞溅
一个恐怖的世界

我住在阁楼上
感觉屋顶的瓦被掀开
斜面的天窗咔咔作响
仿佛整座楼
都在瑟瑟发抖
我换了一床厚被子
再用粉笔头一样的橡胶
堵住耳朵
和眼罩配套的助眠工具
没用
翻来覆去

好像海水
漫进了屋里
我堵不住四处的缝隙
寒冷
蛇一样穿行
起来解手
背心裤头
挡不住了
赶快翻找睡衣
瞎折腾

下半夜了
风一阵一阵
波涛般顽强
急雨,冰雹般噼里啪啦
眼皮沉重
天窗呻吟
很明显
这是变天的节奏

冬天就要来了
那些记忆
被刮走了吗?
苦难后的温馨
波光粼粼
漫山秋色
韬光养晦的沉郁
停止折腾的小康
来之不易的果实
都被一阵紧似一阵的狂风
糟蹋
蹂躏
吹跑
真是梦
无影无踪

狂风刮了一夜
肯定搅得很多人
无法入睡
也有人毫无察觉
甚至鼾声如雷
如经久不息的掌声

被冷风抽打的我
眼睁睁看着
头顶黑色的窗帘
慢慢变白
天就要亮了
的确,雪莱说得好
冬天来了
春天
还会远吗?!
2019.10.5.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杜帝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北海分局

文 / 秋与云平

12/2/2019 12:33:56 PM

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童第周、李法西为首的一批科学家,联合向周恩来倡议:美国有个国家大气海洋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缩写为NOAA),中国也应该搞一个相同的机构。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跟世界头号强国有同样的机构,至少在表面上以及人们心理上,就可以显得咱也是强国了。能跟世界强国肩并肩,是所有中国人的梦想,所以周恩来立即就同意了:成立国家海洋局。
成立个衙门,这事好办,在北京拨出个大楼,牌子一挂,就成立了,还是副部级。问题是成立起这个衙门来干什么?管海洋的什么事儿?管海防?这个自有海军负责,管渔业?这个属于农业部的业务。多出这么个衙门来,到底干什么买卖?没人知道,根据当时成立这个衙门的理由来看,成立这个衙门主要是给人看的,具体干什么,其实并不重要。
北京这地方不靠海,海洋局设在北京不怎么合适,但国家级衙门按中国人的习惯又不能不摆在京师。因此,就又成立了三个分局:北海分局;东海分局;南海分局。北京的总局实际是聋子的耳朵,具体办事,则交给下面三个分局去做。
中国人当时没几个人懂海洋,连青岛的海洋学院,都是1958年才成立的,以前就是山东大学在青岛的时候的海洋系。没有足够的人员能撑得起架子。因此周恩来大笔一挥:交海军代管。正好三个分局,北海、东海、南海,三个一个舰队带管一个。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结构:北京的国家海洋局总局是民事单位,而总局下面的三个分局却是军事单位。总局甚至都管不着分局,分局只唯海军的马首是瞻。
海军接手了这么一个单位以后也觉得很没有意思,弄这么个玩艺儿来,军不军民不民的,打仗的时候它说它是民,你不能让它上战场,平时它可是要消耗你有限的军饷。但上级要它管它又不能不管,捏着鼻子接下来以后,便把自己队伍里那些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级别挺高但不受人重用的家伙,统统打发到这个单位来了。
分给北海舰队的这个北海分局,在旅顺成立,但旅顺太小,屁大的个地界,施展不开拳脚,要求调往青岛。机关嘛,按理说是应该跟司令部在一个驻地,北海舰队无奈也就答应了,在青岛找了块地皮,给它盖了两间房,就搬了过来。但北海舰队对这个单位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同意它调来青岛的时候就给了先决条件:一、来青岛可以,但北海舰队不负责后勤供应,吃饭问题自己解决;二、尽快脱离部队,转成纯民事单位,因此不准再扩充人马;三、虽然名义上归北海舰队领导,但有什么事儿自己看着办去,不要成天来给舰队找麻烦。
北海分局这就浩浩荡荡地迁来了青岛。
万事开头难。北海分局刚来青岛,人生地不熟,又是后娘养的孩子,谁都不管,所以可怜兮兮的。全局就一辆南京嘎斯卡车,那车不是军用车辆,军车那时都是“解放”或者是跟“解放”一个模样的苏联“吉斯”,都是草绿色,而这个南京嘎斯漆得是墨绿色,典型的工厂用车。但这也比没有强啊,所以无论出门干什么事儿,全局大大小小的官儿,都挤在这辆南京嘎斯的后斗上站着,跟游街示众似的。由于北海舰队不管后勤,它还得自行车后面绑个筐,每天在各菜场跟当地居民挤一堆排队买菜。
由于是机关,因此人员都是官儿,没有兵,找北海舰队要卫兵勤务兵,北海舰队说你马上就转地方了,要什么兵!不给,可它现在又是军队单位,不能自己到街上招工,所以,堂堂部队机关,却没有站岗把门的,无论什么粗活重活,都是军官们亲自下手。
一支标标准准的“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的队伍。
就这样,它还是死活就是不肯转地方,能拖一天算一天。
那年月当解放军是好,就连我,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穿上那二尺半。军队上工资高,福利好,吃饭有补助,穿衣不花钱,政治地位更不要讲啦,换谁谁不乐意当?所以,人家不乐意转成地方单位死皮赖脸地要赖在革命队伍里也可以理解。
有些事儿,能拖下去就是胜利,虽然今天没吃的,但面包总会有的,牛奶也是会有的,一切都取决于时间。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队里人员的变化是很快的,这一届的舰队司令不喜欢北海分局,把他熬走,下一届的未必就不喜欢,再说,虽然是些被各单位淘汰下来的 渣滓,但老战友老上级总还是有几个的,勤往人家家里跑着点,多陪几个笑脸多说几句好话,总还是有机会通融通融的。
北海分局虽然在北海舰队里吃不开,后娘养的,但它也有很多优势:1)它在城市,而且是还不错的海滨城市青岛;2)它是机关,工作很轻松。再加上没有人知道这个分局应该做什么,所以工作就更轻松,每天就是念念报纸。因此,慢慢地,很多高级领导便开始把自己在部队里服役的子女往这个单位调。一时间,北海分局里穿什么样衣服的都有,有穿便服的(后来召进来 的工农兵大学生);有穿海军蓝军服的;有穿陆军军服的(高干子女借调),就是个大杂烩。
朝里有人好做官,慢慢地,借着个刁民曲梅花大闹北海分局的事由,号称需要警卫,所以弄来了一个警卫班;又说它要搞海洋地质调查,成立了断面队,拉起了三五十人的队伍,又从海军要来了一条淘汰下来的船(就是所谓“向阳红”的前身),虽然那船是白色的(海军的兵船哪怕是没有武装的运输舰交通艇,也是灰色的),但船上的水手们却跟 正规兵舰上的一个待遇,呢子军服,皮鞋,白手套,冬天也是披肩军服,而不是跟一般海军的士兵们一样一人一件蓝棉袄。远远望过去,威风凛凛,煞是好看,不知道 底细的,还以为这是巡洋炮舰上下来的呢。
就是不知道这个三五十人里面仅仅就一个海洋学院地质系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的断面调查队,能调查出个鸟来!
到了80年代,邓小平裁军,这下子实在是保不住了,只好全体转业了,但人还在心不死,一次我到那个单位找朋友玩儿,赫然发现一个民事单位的门脸儿上堂堂正正地挂着大牌子:作战处。真是今古奇观。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归去来兮说石画

文 / 北冥有鱼

2017-10-12 21:51:59

周日在家清理卫生,墙角发现一包东西,带着疑惑打开,不由得心里一乐——终于找到你了!
不能怪我记性不好,这都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昌乐路的地摊上,买了三块旧大理石板,因为价格便宜,没太当回事,回家随手一扔,过后就忘记了。去年无意中看到一则拍卖信息,想起我也有类似东西,可翻箱倒柜找不着,还以为又被老婆扫地出门了呢?这次意外发现,犹如失而复得,心情大好。
这是很容易被当做垃圾丢弃的三块石板,其中一张还破成三块,扔在垃圾箱里肯定不会有人捡。但是,可别小看这破玩意,这可是一代文宗阮元的作品。
就像我得到它们一样,这石板的面世也是一种缘分。
道光六年(1826年),阮元63岁,在两广总督的任上已干了十个年头,这时他又接到一纸任命,让其改任云贵总督。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任命,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一位干了近三十年“正部级”领导,受过三任皇帝表彰的“老干部”,从繁华开放的大都市(广州),调到经济落后的云贵高原,放在谁身上都会不情愿。然而,阮元的态度一如既往,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立马交接到任,立马巡回阅兵。查办私盐、平息族争、平反冤狱、清剿匪患、抗震救灾、处理涉外纠纷,阮元在云贵高原一干又是九年。
那时的云贵高原,还有点鸿蒙未开,阮元几十年仕途从北到南,第一次感受到文明的遥远,过去那种往来鸿儒、吟诗结社的氛围没有了,要说没有失落那是假话。然而,一个充满文化的内心是强大的,破除隔膜、以文化愚就成了阮元的奋斗目标。除了做好日常政务,阮元和在前面几处地方任职一样,继续致力于地方文化的开发。他主编《云南通志》,编撰《滇南金石录》,得空就满世界地搜寻古迹。当在曲靖府陆凉州贞元堡的荒阜中,发现《爨龙颜碑》时,众人不以为然,他却惊喜异常,击掌赞叹,亲书题跋刻于碑侧:“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由于阮元的一力推崇,使得此碑得以彰显,成为云南的国宝之一。他还尝试修改昆明大观楼上的长联,尽管有人对其修改不尽认同,但也能看出其在文化方面的拳拳之情和煞费苦心。
阮元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但是,任阮元再怎么努力,成绩也无法和他在前面多处任职时相比。因为文化不是喊喊口号一蹴而就的。
云南好多方面都无法和先前的任所相比,唯有一项体验是过去没有过的。
云南大理府点苍山出产一种可以制作赏屏的文石,将采出的石头打磨成平板,石头上天然形成的纹理变幻多端,绚烂如画。
石画的鉴赏起于何时无从考证,点苍山石画从元代就有记载,但因为采石困难,地处偏远,依然少有人知。
道光七年(1827年)九月,阮元前往大理阅兵(大官都有这个爱好),阅兵之余,到点苍山调研,这一调研不要紧,由此掀开了大理石新的一页。
气象万千的石画给了阮元很大的震撼,他对石画赞赏有加。通过一段时间的的研究阮元认为,大理石画除了能够很好地呈现画家的笔墨或唐诗宋词的意境外,还有其独特的画意,有的是画家很少表现的,有的是画家很难表现的,有的则是画家无法表现的。
阮元将大理石视作“石画”,更把大理石称为“仙人”“仙画”,他也自称“苍山画仙”。多次到大理点苍山考察,大量收购、制作、品题云石画屏。
他的诗句里有大量关于大理石画的内容:

“我谓点苍山里有画仙,画仙之妙胜画禅……
石中画笔神而圆,若非仙力何能焉。”

“点苍石画画者谁,造物不以心为师。
模山范水有古意,半出唐宋诗人诗。”

“仙之人兮多如麻,谁知点苍山里有画家”;

“君不见洱海苍山中有画窟,一经拈出多神奇”;

“始叹造化石,压却绢与纸”。

画家粉本入石骨,诗人魄力通天根。

“疏影暗香交水月,若教作画颇难工。
谁知和靖诗心在,透入苍山石骨中。”

南云石幅天生奇,奇乃造物为画师。
烟云雨雪各有态,高山流水分四时。
造物笔墨何手持,何年穴山为画师。
岂独胜于画师画,更得巧合诗人诗……

孙太古,米襄阳,洪谷子,赵子昂,世间绢素易漫漶,不若石画能久藏。天工岂借人智力,妙手偶得天文章。诗情画意破石出,惊天逗雨吟点苍。”
对石画的赞美来自内心由衷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则源于丰厚的文化浸润。点苍山经过数万年的等待,终于等来了那位点石成金的贵人。
阮元对大理石最大的贡献就是品题形式的建立。
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大理石画婀娜多姿千奇百态,更重要的是要有人会品。由于观赏者的阅历和水平所限,石画之美并不容易被接受,因此对其品评点题非常必要。品题就是为石画画龙点睛。一般情况都是由阮元的幕僚张兰坡等到市场上为其购买大理石画屏,然后由阮元择其有意境者品评题识,再由张兰坡等镌刻于石,使原先单一的画面有了诗意,有了灵魂,欣赏的角度多了,也更有了张力。
随着石画鉴赏在云贵兴起,阮元还极力向内地推介推销大理石画,当时内地的官僚文人阶层,都以拥有阮元品题的大理石画为荣。他还将品评大理石画的心得和有关诗句辑成《石画记》,于道光十四年(1834)出版。
大理石画作为赏石新品种得到了大力推广,石画的鉴赏收藏风行一时。一直到了民国年间,赵汝珍《古玩指南》“名石”一章中,提到在当时“北京可得见之名石”分别是大理石、太湖石、英石、雨花石、孔雀石,其中大理石排名第一。可见当时大理石画在收藏鉴赏界的地位。
经过近二百年的岁月磨砺,我这三幅大理石画屏画面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幸好还有题识记录着曾经的辉煌。

第一幅的品题是“烟霞霜天”。内容为“苍山画仙写吴子华句义”落款“揅经老人题”印章为“阮氏石”,吴子华即晚唐诗人吴融,我花半天工夫查对了其存世的300多首诗,终于查出“烟霞霜天”的命题是出自其七律《忆猿》:

翠微云敛日沈空,叫彻青冥怨不穷。
连臂影垂溪色里,断肠声尽月明中。
静含烟峡凄凄雨,高弄霜天袅袅风。
犹有北山归意在,少惊佳树近房栊。
“静含烟峡凄凄雨,高弄霜天袅袅风。”

对照诗句细审石画,果然读出了许多诗意。

第二块的题目为“时泽山晖”内容为“碧山幽霭含春阳,聚暖之象乃于烟气迷濛中,雨痕直挂纸绢,丹青何能似此彩融神韵也。”
此块石头也许在童年遭受了什么不幸,发育不全,景象有点匪夷所思,一般人会受其迷惑不知所云,然而,此种景象在阮元的眼里却是碧山幽霭、春阳迷濛、细雨留痕的绘画语言,自然的美丽超乎想象,非人力所及,却都能成为阮元的审美对象。

第三块石画的题目是“蜀山秋霽”,从残破的连接处依稀分辨出内容为“王宰善画蜀山,此石何巧似之也。”
王宰是唐代的一名山水画家,没有画作传世,庆幸的是他和诗人杜甫过从甚密,人们可以从杜甫的诗句复原他的画作。

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
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
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
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
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
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

杜甫的神来之笔,为后人再现了王宰这幅气势恢宏的山水画。阮元品题的这幅石画,肯定再现了诗中的意境,遗憾的是画面涣漫而且破碎,抑或是我们的鉴赏力不够,能够读出的信息不多。
平心而论,没有一个人能像阮元这样对待一种物产,在大理石的收藏鉴赏史上,阮元无疑是观察最细、发掘最深、描述最多、名气最大的一位。
大理石能够名扬四海,依赖于阮元的推介之功。而将大理石定义为一种建筑材料,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至于将不管何处出产的有花纹的石头都称作大理石,是大理石的荣耀,也是大理石的遗憾。
一百元买了三块破旧的大理石,不知算不算一个小漏?看着拍卖会的成交记录,我常常按捺不住心中的暗喜。唉!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在这方面就看出来了。
今天的石画比起阮元时代来更多了,画面更丰富了,加工更精细了。可惜,品画的心境没有了。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北冥有鱼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历史正在把鲁迅请下神坛

文 / 胶澳子

建国70年来中国图书印刷量排第一的是《毛泽东选集》,数第二的就是《鲁迅全集》。如此奇葩的世界印刷奇迹记录彰显的自然是政治权威。
象列宁称赞高尔基为“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一样, 1937年毛泽东曾在《论鲁迅》的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建国之后鲁迅又被推崇为中国的高尔基。
今天高尔基因为充当斯大林的吹鼓手而早已受到了俄罗斯人民的唾弃。
七十年来中国研究鲁迅的书籍汗牛充栋。数以千计的作家协会会员和教授靠研究鲁迅吃饭。但近年来这场推崇鲁迅的历史文化大戏正在临近尾声。
文化学术界终于公认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根本不是鲁迅,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还有德才众望所归的胡适之先生。
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鲁迅和他的遗产》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向世人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鲁迅。
海外学者王康先生推出重磅演讲《异端与幽灵鲁迅辞世80周年祭》之后,又有香港中文大学张历君教授的《鲁迅——从尼采思想脱胎而成的异端》等研究文章问世,使人们对鲁迅的认识从雾里看花中走了出来。
鲁迅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
鲁迅是亲共亲俄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家。
鲁迅拥护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
鲁迅崇拜列宁和斯大林。
鲁迅所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一个俄国文化向中国渗透的文化团体。
据时任30年代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建国后又被打成右派的冯雪峰撰文,鲁迅曾掏钱在上海买过一条金华火腿交他转交在延安的毛泽东。让人失笑地想起毛泽东所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今天我们向鲁迅学习什么呢?用鲁迅的话说,我们不再受骗了。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胶澳子/石老人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撕去的睡美人

文 / 段爻

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
一大早,我帶著學生從王哥莊出發,直逩黃山灣寫生。晚秋的陌野,因了霜打和風襲,草木間賸留的焦葉,在逆光照對下炫著紅,耀著黃。有的簇集,有的散落,點綴滿是土色的山根。祗有松樹的綠是深重的,它隔越了荒氛,醒明了色調。
白雲織錦,藍海捲濤。雲與海,色感偏冷,而岸上卻是煖色的。冷煖形成兩大色塊,對比中增益了鮮明的感受。巖崖錯綜,徧佈蒼痕,凝合眇綿的古色幽韻,衍化無垠的層巒疊嶂。林谿掩映,鳥啁潺語,漫撩著境地裏的真趣,通達於遁想已就的私懷。
我們爬上一個半坡,沒等坐下,就聽一個學生喊:“吆!你們看吶,像個人吧。”順著他的指點望北瞧,是啊,那些山石的聚形真像人!波折的輪廓,儼然妙齡少女!長髮摶柔,酥胸隆豐,秀腿弄姿,既形似,又神似。可謂即目若契,愜意充盈。美景誘人,徘徊時有嘆賞,盡收眼底,流連促發哦音,奈何,誰人不傾倒!
近暮,野色漸暗了。雖然畫了幾張還是意猶未盡,於是,大家一邊收拾畫具,一邊等待夜幕垂降的時刻。新月悄然爬昇,它的光亮背襯山梁。回看那美人,正在甜睡呢!這樣的巖屏“剪紙”,這樣的巔峰“雕像”,非天工無以爲之!於是,吟聲又起:“仰頭不必噓工巧,矚目何疑睡美人。”我反復推敲語句,自信擅用其情呢。
蹋上歸途,行色匆匆。至曉望邨,再延三里就能洗塵安歇了。本來有些疲沓沉悶的腳步亟起欻欻的聲響。輕歌漫蕩,別語依稀,遙應天幕間那些星光的閃爍。
忽然,一聲斷喝振耳:“站住!站住!……”不由地回頭時,見兩個背長槍的男壯快速從自行車上跳將下來,那高個頭的忙著喊:“你們當中誰是老師?”我立馬應道:“我是。”又問:“你們去過一個山頭畫畫了,就不知道那裏是軍事基地嗎?”我回他:“我們沒看到什麼特別的指示牌,也沒看到什麼軍事設施,就是一個山包嘛,咋啦?”他不耐煩,聲色俱厲:“少廢話!趕緊把那張畫都掏出來!”儘管催迫得緊,大夥哪能情願。慢騰騰地交上後,他們煞有介事地撇看了幾眼,算是認得準了。瞬間,“裂帛聲聲”,那些畫就被粗糙有力的大手撕成了碎片,接著,胡亂塞進印有“爲人民服務”的綠色背包,轉過身揚長而去。
暗裏,自行車吱呀作響,像是淒訴,又像是哀呻,真難聽。這時候被擁岸的潮音挫揉著,混沌中恰似一段唾世的畫外音。
兩個黑影遠去了,消失了。“同學們,回去後憑藉記憶可以再畫,儲存在大腦裏的東西是沒收不了的。謬種當作薪傳,天下不存此理!”臨起身,我安撫著學生。倏忽間,一縷悵思惕然撩胸,不禁叩問:愚闇和威侮,何時能斷沒!自由嚮往的勝景該在哪裏?
雲片密攏,翻攪著墨色,把個月臉不留縫地遮住了。夜光微弱,趕路的人都低著頭,默不作聲。
起風了,這風挾帶寒意,泛泛的,莫非吹我心火?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段爻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青岛,鲁迅没来过

文 / 王音

2005.11.29

1949年以前的半个世纪里,德占期日占期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敌伪政权乃至国民政府,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来了不同肤色不同气质的风流人物。
国父孙中山肩负使命匆匆来过几日,启蒙家蔡元培1907从大清帝国的地盘上逃亡到了德意志帝国庇护下的青岛。
十年后的1917年,流亡海外16年的康有为来了,他的批评“青山绿树,碧海蓝天,中国第一。”成了几代青岛人引以自豪的绝句。“五四”前,宗白华在德华大学求过学。
左翼的右倾的域外的宇内的文化人来往的很多很多,惟独先生没来过。
青岛,鲁迅没来过

德国人福柏19世纪末来青,创建了一些学校和医院。现在的人民医院在过去为了纪念他就曾叫福柏医院。
德国传教士尉礼贤1901年在上海路建造了中国最早的中学之一“礼贤书院”,也就是今天的青岛九中。
尉礼贤率先把《论语》《礼记》《周易》等中国典籍翻译成了德文,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极大贡献。
1910年,英国人帕默写了《青岛》,世界从此真正知道了在东方在黄海之滨有一个美丽城市叫TSINGTAO。
1917年以来,陆续来了许多逃难的俄国人,老青岛沿海一带也陆续有了优美的琴声和动人的歌声。
1924年夏天,康有为在汇泉湾畔享福于“天游园”。传奇人物杨度两度抵青。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没有来观光没有来看他的老师。先生那时在京城了忙着办刊物忙着他最紧要的事也没空暇来。
青岛,鲁迅没来过

1912年,由于头一年的辛亥革命,更由于老天的旨意,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完蛋了。
从京都里的王公贵族高官大吏到各个省份的封疆大吏再到天高皇帝远的那些七品芝麻官,有头有脸的有名有姓的逊清遗老带着他们的珍宝携着他们的家眷一路浩浩荡荡的奔到青岛。准确的说,他们是纷纷扬扬的逃到了原本不适宜他们居住的有海有雾有自由的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有来历的人士大约有一百几十多个。他们的豪宅别墅在今天还有一些在老街上残喘着。
当然,也有许多极具审美趣味和历史价值的老宅老楼老院子随着时世的变故被毁了。
蒙古王爷升允在沂水路上的王府还在,只是朱颜改。两广总督周馥的几出别墅在安徽路和太平角还有两座。
但与老照片上的模样已不大一样了。
一心妄想复辟的辫帅张勋的故居也还在,多年来早已成了一所学校。我曾在里面讲过摇滚乐。
先生没有钱置地,也不愿与他们为邻。我想。
青岛,鲁迅没来过

1924年夏天,《青岛时报》总编辑顾随邀请冯至陈翔鹤陈炜谟等文友来避暑谈艺。这帮“浅草社”的同仁在夏天的青岛为明年的“沉钟社”埋下了伏笔。“沉钟社”以及刊物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是一股清流,有纯文学倾向。
文学的顾随在辉煌的30年代的青岛到来之前,默默地坚守和启蒙了年轻的岛城的文学事业。
陈翔鹤后来与湖畔诗人汪静之同教于“市立中学”,培养了一批文化学子,这是后话。再后来,陈与汪先后都写文章回忆了在青岛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和光辉岁月。
后来的后来,顾随离开青岛后,成了一代词学大家和教育名家,他的学问被海内的周汝昌和海外的叶莹嘉所传承所光大。
先生在北京在厦门很忙很忙,没有工夫来。
青岛,鲁迅没来过

1930年,对青岛对中国文化教育界都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份。
秋天,国立青岛大学即两年后的山东大学诞生了。
校长杨振声和教务长赵太侔以他们的魅力引来一长串耀眼夺目的俊才精英。
闻一多,梁实秋,丁西林,宋春舫,孙大雨,黄敬思等名家教授。随后而来的还有沈从文游国恩赵少侯萧涤非陈梦家罗玉君方令孺等文坛翘楚。
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胡适,冯友兰,顾颉刚,罗常培等学界泰斗接二连三的来游学来演讲。
1932年,朱自清从欧洲直奔青岛,住在了观海二路上的王统照家,他参观了青大拜访了杨振声。
青年巴金从上海也到了青岛,他住进了福山路沈从文的家。
1934年,洪深和老舍先后来青,一个在大学教外文,一个在大学教中文。
随后,台静农也从北京进了山大教书育人。1936年,台静农在学校主持了鲁迅追悼会。
臧克家,赵瑞蕻,徐中玉等诗人作家从这儿毕业从这儿扬名从这儿上路。
文理科教学和海洋以及气象科的研究走在中国的学术前沿。
30年代的青岛,当之无愧的是一座中国文化重镇。大马路上一不小心就碰上一个文人,小巷子里一不留意就撞到一个作家,老楼洞子里时常与某个名记名编擦肩而过。
20多年前,我就是读了郁达夫的游记知道了一点民国青岛的。我脑子里一直装着他描绘的景致。
近些年,我就是闲翻苏雪林在35年的青岛游玩时写的《岛居一月记》晓得了一点老城风情的。
30年代的上海滩特繁华特复杂,先生很累很累,他一直没来过。
青岛,鲁迅没来过

新文化运动一流作家最早与青岛发生关系的一定要数王统照了。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的老母亲就终老于青岛,1926年,王统照生活在了青岛。
于是,观海二路49号的小山屋成了南来北往的骚客们的驿站。
于是,观海二路49号的小山屋也成了青岛本土文青们的朝拜地。
1930年后,中国诗歌会在青岛设了分会。由青年诗人蒲风,王亚平和袁勃主编的《诗歌周刊》发往各地影响全国。
王亚平的《青岛的夜》,蒲风的《青岛》以青春般的诗句讴歌了徐徐海风的青青岛。
沈从文,老舍等著名作家在青岛期间谱写出了他们的代表作。
中国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由洪深在青岛造出。
在全国有影响的同仁刊物《避暑录话》于1935年夏天创刊。共同编辑的有12人:洪深,王统照,老舍,臧克家,孟超,王亚平,吴伯箫,赵少侯,杜宇,王余纪,李同愈和刘西蒙等。一共出版了10期。
著名的汉园三杰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广田在莱阳路的一间老房子里迎来了1936年的曙光。
随后,颇有口碑的现代诗集《汉园集》问世了。我始终相信冬天的青岛给了他们言简意繁的灵感。
1934年夏天,萧红萧军伉俪从失陷的东北流亡到了自由的青岛。
他们在观象山前一座朝南偏东的小楼里写就了《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他们就从这儿给上海的鲁迅写的信寄的稿。
先生支持青年们的信仰,先生担心青年们的安危。其实,先生早就关注北方的T城了。
青岛,鲁迅没来过

1949年前的青岛,或短或长呆过住过甚至在此老死的那些闻人名士那些文人骚客,到底有多少人写过青岛到底有多少人生前发表过亦或身后问世过,这绝对是个未知数,这简直犹如让人到胶州湾里去捞针。
我们仅能从康有为的手书蔡元培的尺牍王献堂的日记和当过几天大总统的徐世昌的手迹里偷窥出一点民国青岛的一二来,我们仅能从大书法家王垿的遗墨,能诗善书的遗老刘廷琛的条幅中,以及安居青岛30年而终老与此的康有为老师的吴郁生的墨宝里嗅出一点青岛气味来。
当然,近代大学者劳乃宣后半生在青岛写了几百首抒发青岛的古诗词。
当然,以后的名家叶恭绰书画题写了海滨和崂山的绝代风光,再以后“岭南才子”黄公渚长期吟唱海岛长期丹青山城。
但真正教海内外遐想青岛留恋青岛遗梦青岛以至梦遗青岛,恐怕,大概或者肯定就是30年代以后来青的那一帮帮一拨拨一撮撮一个个新文化分子。不管他们是什么思潮什么派别什么主义什么什么,反正他们的文章他们的书信他们的回忆他们在青岛的吉光片羽,或者他们在青岛的一段耕耘一段存在,甚至他们在青岛的某些惊心动魄也教前人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知道了,见识了,领略了,触摸和拥抱了这座有海有山有树有异域风情的城市。
半个青岛人的王统照的《青岛素描》,说青岛没有文化的闻一多的《青岛印象》,在青岛有了爱情有了灵感的沈从文的《小忆青岛》,在海峡那边念想青岛的梁实秋的《忆青岛》《青岛故人两相忆》,抗战遇难的大才子郁达夫的《青岛巡游》,文革自投太平湖的老舍的《青岛与山大》《五月的青岛》,享过百岁的女大家苏雪林的《岛居一月记》,短命女才子石评梅的<图画中的青岛》,女作家赵清阁的《青岛–日记》,知名学者蹇先艾的<青岛海景》,在青岛有了诗名的臧克家的《青岛樱花会》,延安作家吴伯箫的《岛上的季节》,东北作家端木蕻良的《青岛之夜》,与青岛有渊源的“左翼”作家孟超的《樱花前后》,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田仲济的《我爱青岛》,文学理论家徐中玉的《绿色的回忆》,复旦名士贾植芳的《美丽的早晨》和萧军的2首旧体诗文《青岛怀踪录》等等佳篇妙文。
先生在早年的日记里寥寥记述过他曾乘船路过并停靠过青岛港。在不短也不长的大约15个钟头中始终没有上岸没有走进城市。有关青岛的文字我们仅能从他以后的书信和一两篇文章里管窥一二。
青岛,鲁迅没来过

“与大海为伍,不问政治”的汪精卫革命后来过青岛养神,变节后又看好青岛秘密在此召开过会议。
蒋家王朝里的人物或筑地购宅或游山玩水或花天酒地,那些显贵几乎都到过青岛。
更不用说那些买办资本家民族资本家以及得意或失意的政客冒险家们,“上青天”的青岛本来就是他们的乐园。
抗战前,这儿不但是新月派的基地,也是四海为家的文人作家艺术家的客栈,更是被迫害的逃难的知识分子的避难所。
学贯中西的叶公超来探亲访友过,丁玲胡也频从济南逃亡上海曾在这里短暂的停留过。行走作家艾芜在1934年先在“上海新村”后在湖北路上悄悄地住到了1935年。
1932年,马三立刘宝瑞在劈柴院撂过地摊。1940年代初,小彩舞的京韵大鼓和小蘑菇的对口相声曾在中山路上掌声四起笑声漫天。
潇洒的马连良老板两度震撼岛城。其他的名角大腕儿也来了无以记数,好像梅大师没光临过岛城。
1924年4月,泰戈尔到济南演讲,徐志摩不知为何没顺道带他干爹来青岛。陪着做翻译的半个青岛人的王统照也没有请诗翁来演讲。
可是,五四爆发以前,就连怪才辜鸿铭也三番五次地来青岛。
“辜鸿铭经常来作些或短或长的停留。他总是像流星一样突然出现充满思想和各种怪念头,诅骂和诟骂新纪元,革命和该为每一件事情负责的外国人。”德国人尉礼贤在书中回忆道。
先生一生去过许多城市,到过许多地方,但先生至死未来过。
青岛,鲁迅没来过

辛亥革命后,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也跑到青岛江苏路买豪宅,探花商衍鎏在湖南路上置地,状元陆润痒也灰溜溜的住在了德国辖内的青岛。
国民党元老潭延闿的老宅在江苏路冒着炊烟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的书法闻名中外,可惜另一个党内老者,独步于书林的草书大家于右任没有跟风来青岛。
众所周知,风云人物江青在30年代用她的本名李云鹤在山东大学图书馆里工作过,与才女“九姑”方令孺曾一起做过邻居,与沈从文的新婚妻子张兆和做过同事。当然,也与革命者俞启威相爱过同居过。她的恩公阴谋家康生年轻时也在青岛求过学。
30年代,全国的科学会议,文博年会都选择了气候宜人风景如画的青岛召开。“万有文库”的王云五,民权斗士杨杏佛,国学大师沈兼士以及美学家朱光潜等名流雅士会聚一堂商讨大事。
抗战胜利后,尤其是1946年山大复校以后。青岛似乎又焕发了第二春。当年山大的名教授大学者大多重返故园,但基本来到的是文理科的英才。像游国恩,萧涤非,再像1947年名噪学苑的冯沅君陆侃如伉俪。如喜剧名家理学院院长丁西林,文字专家丁山,大学者黄公渚等。
再如科学名家童第周,水产家朱树屏以及海洋气象家赫崇本等全国学术带头人的到来。
由于八年的艰苦抗战,由于三年的内战内乱,也由于国内国外的诸多缘故,1945至1949这几年,青岛已与中国新文化运动和生活的因缘关系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尴尬局面。即便人才济济的山大还是在赵太侔校长的当家下,即使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城市仍依然如初美丽迷人。青岛,青岛的人文环境和人文背景的确已与过去了的30年代文化青岛大径相庭。
当年蔡元培的那段期望“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比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早已成了一个美好的梦境了。
一九四九前的那几年,青岛已命中注定与文化或新文化分道扬镳。其实,早在1928年,爱恋青岛的宋春舫就对青岛的海洋前景做出科学的预见。就在那宝贵的几年中,青岛已与海洋科学私定终身了。
青岛,天经地义就应该首先是一座海洋科学名城。
“听说青岛是个好地方,但这是梁实秋教授传道的圣地,我连遥望一下的眼福也没有过。”先生曾在他的《伪自由书》后记里写道。
青岛,鲁迅没来过

1937年以前的30年代,青岛与上海一样是民国时期文化的黄金时代。
抗战胜利至1949年期间,不管来了多少知识精英多少海归的科学俊才。青岛已进入了文化的白银时代,我是这样看待划分的。
20世纪的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20世纪那些风流骚客该来的不该来的也都到了。
当年,杜威走遍了华夏的14个省市,竟没有登上青岛港来启蒙。随后的罗素就连偏远的内陆长沙都去了,却没有到水陆便捷的青岛港来开启。当然,30年代在上海滩胡言乱语的萧伯纳也没有青岛港的酒桌上大放厥词。
栈桥上,我没有看到邵洵美和他的美国情妇相美丽的潇洒走一回。中山路上,我没有寻到张爱玲的那特立独行的芳影。汇泉湾的沙滩上,我没有望到林徽因的背影。
我在天主堂的广场上一直未嗅到孟小冬的香味,我在波萝油子的街道上一直未听到潘玉良的脚步声。
1937年,弘一大师在这里度过了从暮春到初冬,新武侠小说的鼻祖王度庐在这里一直生活到50年代初。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在“七七事变”那一天跑到了青岛,在他逗留一个月的日子里,在人心惶惶纷纷逃难的季节中,青年端木蕻良先后与他认识不认识的左的右的体制内的体制外的文人墨客一一离去一一再见。
是年的阳历5月20日上午十时许,我最为崇拜的两个人物之一的弘一大师来到了青岛的湛山寺。大师是从厦门坐船至上海再从沪上乘舟抵青的,几个苦行僧里没有他的弟子丰子恺,也没有他的挚友夏丐尊。
“此次到青岛后,如入欧美乡村,其建筑风景,为国内所未见也。”大师到青后他的爱徒刘质平的一封信中写道。
先生是来不了,先生永远也来不了。
青岛,鲁迅没来过

《青岛符号》代序,此处略有改动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王音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沧桑岁月:赶爬犁过年

文 / 北郭居士

12/2/2019 12:10:25 PM

在逃荒东北下关东的岁月里,我在1974年23岁那年,曾经在长白山的深山老林里,住在伐木材的戗子里,赶爬犁运木材过了一个春节。


上世纪初至八十年代长白山区低海拔山岭之间的自然村落

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岁月,一个刻骨铭心的年代。上边整天瞎叨叨,什么过黄河、过长江,亩产过千斤。结果是海绵梯田在东北寒冷地区行不通,大会战把腐殖土的山林土地,都改成冷浆土负压的不毛之地了。悲哉!其结果是大寨田长不出庄稼,不光人填不饱肚子,连牲口畜类也跟着倒了大霉。
国家林业部门在长白山原始森林的边角部分,拿出些机械化不易采伐的山林,承包给农村公有制的集体来采伐。以公社为总承包方包下一大片面积的山林后,再划分给下属的各个大队、小队,各自清林、采伐、运输木材到集中地,挣他们几个小钱。说来可怜,我所在的那个生产小队,因为小,只有五六副牛爬犁,所以,一个冬天下来,只能挣五六千块钱。


初冬时期长白山区白雪皑皑的苍茫大地与低矮的农舍

深秋下雪以前,各个生产队按照划分的位置,在自己范围内的某一山谷沟趟子里,搭建土戗子,就是那种和原始社会不分上下,一半地上、一半地下的土木混合穴居。在戗子朝向沟谷开阔地的木克楞山墙上,开出一个低矮碰头的门,用秆草把子做门扇,供采伐木材的社员们出入。
深秋的几场雪后,积雪掩埋了那些磕磕绊绊的塔头草墩子、枯枝烂叶。道路的基础稳固顺滑了,开始牛爬犁进山,拉着采伐下来的木材到指定的积材场去集中。


牛爬犁从原始森林的深山谷里往山下拖运木材

我从六九年冬天开始上山干活,干些清林、采伐的活儿。这一年是我第一次赶爬犁拉木材。给我分配的那头牛的外号,叫“二牤子”。在东北的农村,不管是人,还是牲畜,都有外号,如果没有外号,人们就说是不成熟了。二牤子长得高高大大,雄伟气魄,由于一个秋天在原始森林里放养,专吃那些带甜味富营养的莝草(接骨草),好胃口赚了一身漂亮的深黄色皮毛,柔软光亮,非常浓厚。生产队舍不得骟,把它留下来打种。因为不骟没去性,所以它的性情火爆,桀骜不驯,不服人的驯导,很难驾控!
由于我是第一年赶爬犁,所以好牛、好套、好爬犁,都被那些老爬犁伙子给号下了,我只得赶这个刺毛头桀骜不驯的二牤子!饲养员是山东梁山县离着梁山泊咫尺的齐岗村人,姓齐。他老人家没有《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那种山林草莽味儿,满身都是浓浓的人情味儿——一副温情热心肠。老人帮我套了几次爬犁后,二牤子就和我混熟了,对我很温情!那是怎样的一个温情啊!?大黄牛的体格比我高大四五倍,一个大蹄子,几乎就有我的腰粗!而每天要听我摆弄,什么扣鞍子、上脖套、挂后鞧,栓肚带、紧缆绳,走起路来快了慢了,手中一根一米多长、半寸多粗的柳木棍子,还要不断的敲打着它那软骨组成的鼻梁骨。


当年我赶爬犁的二牤子,就是这副愣头青模样

二牤子性情急躁,每天早晨三点钟开始套爬犁上路,在寒冷冬天的满天繁星下,它一听见有别的生产队的爬犁过路声,就着急了,得好好伺候着它上套,省得一着急,就光着身子跟着人家的爬犁跑了!一旦套上爬犁离开压轧子的楞场,上了爬犁道以后就不大用管了,任它优哉游哉的随着大队爬犁而去,人就可以在爬犁上倚着拦木头棕绳的压木杠,打盹眯缝眼了。每到天亮时,往往看到单薄的棉衣裤上,挂满了白白的冰霜。那时年轻,也不觉着怎么苦,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怕。那一年十六尺半的布票,二斤六两的棉花票,冬天是怎么混过来的。


拉木材的马爬犁,边上跟着的是小马崽儿

春节到了,在山上采伐木材的人不能回家,生产队送来了要过年的年货;因为长白山的高寒山区不长小麦,过年由国家供应每人二斤白面、半口生产队养的猪、几板冻豆腐、数麻袋冻萝卜、冻天津绿白菜,这就是年货了。年初一歇着,三十下午不用上山装爬犁了,大家都围在一起包饺子,一个个的饺子包的有包子大,二斤面包不了四五十个。等下出来,一顿吃了还不当什么。初一的中午吃一顿红烧肉,肉块都是一寸大小见方,汤上面飘着一层荤油,喷香喷香滴,大家蘸着粗糙玉米面的窝窝头,吃得是个不亦乐乎……
我和几个社员,挂记着家里的父母弟兄们,不舍得自己都吃了,用饭盒装上些最肥的,在初二下山送木材的时候,委托伙计们给带赶爬犁,拐弯送回家去。直到现在,我最小的弟弟还时常说起小的时候,冬天就盼望我能回家,给捎回点儿好吃的去,特别是那厚重的荤油和大肉块,至今难以忘怀。
在吃饺子的时候,我没有忘了我那要好的二牤子,特为夹出了五六个,到牛棚里喂给它吃。
二牤子对我很有感情,每当我靠近它,它就立即爬起来,将一个热乎乎的大嘴巴,全都哈在我的脸上,顿时一股子杆草味,熏得我满头满脸都是。那种亲情,当时还感觉挺好滴。
1974年,那年的我23岁,在东北长白山的大森林里,赶爬犁过的春节。在逃荒东北、下关东的岁月里,我在23岁那年,曾在长白山的深山老林里,住在伐木材的戗子里,赶爬犁运木材过了一个春节。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北郭居士/李知生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云南看石头

文 / 落叶知秋

12/2/2019 12:10:31 PM

旅游者叹曰:北京看墙头,西安看坟头,苏杭看桥头,敦煌看佛头,上海看人头,云南看石头。这些墙头、坟头、桥头、佛头、人头多是人文景观,唯云南之石山石林却是亿万年前遗留在边陲荒原的大自然奇观。
九乡溶洞和石林隶属举世罕见的喀斯特天然造型博物馆,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九乡翠荫峡,冷风阴阴,水流淙淙。夹岸峭壁千仞,石崖棕红,壁上古木斜出,藤络悬绕。峡谷中划船游渡,两边壁崖如倾,掩映蓝天一线。登岸后,乘电梯深深下滑,落至溶洞。洞内广袤幽深,于漠漠昏暗水声呜咽中,又见奇峰险峻,洞穴错落。洞穴顶端多有裂隙,可窥见蓝天白云。时逢正午,阳光灼灼,如电如束,照射斜谷。有瀑布从洞壁断裂处飞流直下,回音若雷,于峡涧汇成激流澎湃,奔腾远去。据导游讲:此涧水与珠江相汇通。
涉水探谷,一大片色彩斑斓的钟乳石呈现眼前——有的枝干林立,如橘红珊瑚礁;有的玲珑剔透,如玉石亭台;有的如节节翠竹拔地而起;有的如斑点密布的冰糖葫芦串串相连。最神奇乃是酷似唐僧师徒四人的一组奇石:唐僧身披橙色袈裟,于高处合掌参禅,盘腿端坐。悟空手持金箍棒抬头仰望师父,沙僧挑着行李,八戒则弓身背负一女子。此组人物形神毕肖,令人疑是艺术高手刻意雕塑,细看却是大自然鬼斧神工!还有一组奇石乃是童子拜观音,但见观世音面目慈祥,衣裾洁白,手持扬柳玉净瓶端坐莲花台,身后是龙女侍坐,莲花台下有善财童子叩首参拜——神佛果真有灵乎?观此造化当深信不疑!
峰回路转,开阔处如平台,低狭处如隧道,石阶临水倚壁呈螺旋状。游人淋着穹顶滴水排列单行,时而如蜗牛俯首攀登,时而如壁虎侧身挪步,时而相互牵手越过窄窄栈桥,时而紧抓扶栏腿脚颤颤下石梯……此时此刻,走在这里之旅人,不管心中何等恐惧,不管脚下之路何等崎岖,亦要遵从“此地不走回头路”之千古规训,鼓足勇气一直向前走,向前走……
走到山穷水尽,豁然开朗。原以为走出了洞穴,却是来到展厅。厅内地势平坦,洁净清爽,其面积有两个篮球场大。中间高约十多米,周边高约三四米,如同一座椭圆形石头穹庐。石穹展厅内华灯璀璨,照射的翡翠水晶展品熠熠闪光——这云南乃翠玉水晶之乡。柜台内展出的羊脂玉洁白润泽,翠玉碧色结绿,翡玉橘红艳丽,水晶纯净透明。其价格从四位数到八位数不等——真是黄金有价玉无价,令人叹为观止。又见展品中有许多贝类化石,这些堆积的贝类化石乃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文献——让这些永恒的身影印证了数亿年前这里曾是汪洋大海的深处,而今海已枯而石未烂,这些化石顽强地保留着伤痕斑斑的身骨,诠释着当初山与海的缠绵和碰撞形成的演变。这座溶洞乃是当初海底裸露后,含钙质的泥沙沉积覆盖了这片岩礁断裂层而形成了这片混合岩山体。这片山体于亿万年来历经了地区构造运动和岩浆活动以及被风化,被雨水切割而形成了现实奇观。
从翠荫峡进溶洞时老乡们说:“溶洞里面洞中有洞,洞中有山,洞中有桥,洞中有天,洞中有江河瀑布,洞中有神仙显灵。”游览后深信不疑。
从展厅走出溶洞,蓝天丽日下,一树树山茶开得如火如荼。站在洞口俯瞰脚下,依然是青山连绵。于此处乘坐索道,飞越峡谷,告别九乡溶洞,直奔路南石林。
占地面积四十多万亩的石林更酷:见千万峰铁色巨石嵯峨嶙峋、巍然高耸直刺青天,如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如狼牙巨齿层叠排列,如黑浪狂涛漫卷翻滚,如狰狞怪兽迎面扑来……沿巨石压顶的小路曲径左旋右转,进石林深处,如置身八卦迷阵,不知时空,更不知自我,唯目荡神摇惊恐不已!悬壁倒立的钩形峰石中间,有“剑峰池”积水深潭,潭中倒映尖尖乱峰,水上水下如刀剑相峙。跨越拱桥,夹道怪异巨石千姿百态,每一组石头都根据其亦幻亦真之形态而赋予其名:有“刀山火海”“狼心狗肺”“二鸟度食”“狮虎争霸”“倒海翻江”“长颈鹿”“神龟石”“象鼻洞”等动物名称。还有酷肖人物的“书生赶考”“母携子游”“张果老骑驴”“阿黑与阿诗玛”等。最危险的是“千钧一发”一组石景:两根约有七八米高的石柱呈门框状,顶端挤着一块摇摇欲坠的巨石,令人心惊胆寒不敢仰望。
“阿黑与阿诗玛”是一个彝族民间故事:很多年前彝族有一对恋人,男的叫阿黑,女的叫阿诗玛。阿诗玛美丽善良能歌善舞,被山寨土司抢走。阿黑救出了阿诗玛,两人逃入石林,土司带人追赶进来,石林山摇地裂。平静后,土司一伙人化为“狼心狗肺”一堆乱石。阿黑与阿诗玛相拥相依化为一对石头恋人——这就是“阿黑与阿诗玛”巨石之来历。导游讲着,用手敲打那块酷似彝族少女的“阿诗玛”石头,那块石头竟然回音悠悠颤颤——这是阿诗玛在向阿黑哥唱歌道情。所谓“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即源于此处之石。
这些有感应的石头一定是些远古的密码符号,它们在用奇形怪状的语言向世间默默讲述着:当初它们混沌蒙昧的大自然母亲曾在这里历经了山崩海啸、熔岩裂变之阵痛狂躁,才从海泣云立、水深火热之中诞生了这块彩云笼罩的南国高原。也许它的大自然母亲为了纪念那刻骨铭心的分娩之痛,为了在人类生存的地球上给这块艰难诞生的红土地留下醒目胎记,才造就了这片裸露地表的石头之林,使人间有了这独一无二的石景之绝,从而使一代代来此观瞻之人对古老庄严的大自然母亲敬畏有加,顶礼膜拜!
意大利旅行家艾伯特·贝托拉兹在《地球故事》中论述石头:“在这些地方,地质时代与生命的历史被一页一页地雕铸在石头上。”
云南的石山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四。这些石山岩林的根部呈青灰色,每当被雨水淋湿后,石根表层就会沁出细细的青苔——从而证实着这些山岩曾是远古的海底礁石。石山下面蕴藏着丰富的翠玉、水晶、白银矿。这些矿藏被石层之上厚厚的红土地复盖。这片含硫酸钠铁的红土地对于农民种庄稼来说,其效益远不如北方的黄土地和黑土地。以前祖祖辈辈住在石山坝子上的农民根据旱季和雨季,采用原始的农耕方式在山地上播种玉米和蚕豆,终年辛劳但仍然吃饭艰难。所以他们的祖辈就闯出了一条马帮之路。这支在乱山中披荆斩棘、笑傲江湖的马帮大军曾经对云南的交通、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乃是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
由于藏族人的日常饮食以乳肉糌粑为主,必须以饮茶帮助消化。但藏区却不产茶,滇藏地区都产良马,而且从云南到西藏运载的商品又以茶叶为主,历年来就把这条运输主干道称之为茶马古道。当时丽江的木氏土司曾在此关隘口设有海关、兵营及邮驿,至今在观音峡还保留着木家后人为纪念当时马帮运输而建筑的四方亭。亭柱楹联是“青山道一样云天海阔是故乡,何惧路三千江险山峻走四方”。
还有木家后人为明代旅行家徐霞客雕刻的石像。纪念于公元1639年正月25日这天,应丽江木氏土司木增的邀请,徐霞客来至木家王府,得到盛情款待。徐霞客经大理至观音峡入丽江,游历十五天。在其《游记》中对观音峡记载了重要篇章:“七里,乃渐转西北,岗入八里而下。坞盘水曲,田畴环焉,其崖累累……始望漾共之水已嵌深壑中,不得见矣。于是路北有石山横起,其崖累累,虽不高,与大山夹而成峡……其山当西大支自西东来,至此又横叠一峰,其正已转而南下,其余支东下而横亘,直逼东山,扼丽江南北山之流,破东山之峡而出为漾共江,此山真丽江之锁钥也!”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茶马古道地形复杂,唯有马帮才能如履平地,日本侵略者更是鞭长莫及。这就使茶马古道成为能在西南边境顺利运输抗战物资的重要通道,当时美国及东南亚爱国侨胞捐赠的大批抗战物资就是通过此通道进入中国。滇藏史志上都有确切记载。
在《云南十八怪》中,有“四季衣服同穿戴,鲜花当做下酒菜,石头当做枕头睡,有话不说歌来代……”之说。这民族众多景色神奇的的七彩云南乃是蝴蝶王国,鲜花之乡,翠玉之城,歌舞之邦。在这片四季如春、山川纵横的红土地上,到处盛开着山茶杜鹃,到处生长着制做普洱茶饼的大叶绿茶,到处有穿着绣花衣服的男女老幼歌之舞之。当我们旅游团队来至丽江纳西族的寨子里之时,正逢村民们在唱歌跳舞,他们欢迎我们远方来客也参加表演,于是我们也手舞足蹈地唱了起来:“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它能给勇敢者以智慧,也能给善良者以欢乐…… ”
2007春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落叶知秋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王宣忱诗文选》编前语

文 / 孙基亮 周晓方

神学家、教育家、实业家王元德,字宣忱,以字行,1878年生于山东昌乐邓家庄,1942年殁于青岛。
为纪念王宣忱诞辰140周年,多年致力于王宣忱研究的文化研究者孙基亮先生与王宣忱后人商定,将王宣忱先生的遗著和文章加以整理并出版。这本《王宣忱诗文选》就是相关文集之一。

王元德(王宣忱)先生

《王宣忱诗文选》以2007年王宣忱女婿李忠桥先生重印的《颂讃诗歌》为主干,全书分为“诗选”“文选”“附录”和“插图”四部分。其中,“诗选”部分收录了2007年版《颂讃诗歌》中王宣忱先生“新作”“重译”“译作”“修词”的诗歌,共284首;“文选”部分收录了王宣忱先生散见于其他文集的文章11篇;“附录”收录新编的王宣忱先生年谱等。
本书主干部分是王宣忱先生原创或翻译的诗歌,这些诗歌,或工整对仗、或长短句错落,韵脚分明,富有文采,读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充满激情,表达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虔诚的基督徒对主耶稣的敬仰、敬拜、感激和忠诚之情。
对《颂讃诗歌》的由来,孙基亮先生积多年对相关人士访谈和到图书馆、档案馆查询之功,为读者整理出一个讃美诗演变的清晰脉络。
与美术服务于教会一样,音乐也和教会密不可分,人们用歌唱的形式讃美上帝,所以,基督教音乐(Christian music),是基督教礼拜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西方音乐产生于教堂,描述圣经的基督教音乐,不仅其悦耳怡情的歌声,表达了对上帝的崇敬、讃美、信靠和祈求,激励人们的向善之心,滋润人们的真情实感,而且唱诗班在礼拜时的演唱,对牧师讲道还起着辅助作用,用歌声诠释圣经,对基督教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被称为圣乐、圣诗(亦称讃美诗)。
教堂唱诗班使用的《圣诗》歌集和《圣经》版本一样,自从在中国开始传播,就不断地翻译、修订、再翻译、再修订,形成一部《圣诗》的编译史。《圣经》不断地有新版本译出,同样《圣诗》歌集也不断地有新版本出现。各地流行的《圣诗》歌集,其诗歌曲谱的构成,既有来自古老的欧洲民歌,也有作曲家为《圣诗》创作的曲谱,像古典大师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等,其作曲多为教会所用。传到中国来,也有中国作曲家谱曲的,但大部分的曲调来自欧美。
说起山东教会的《圣诗》,离不开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和夫人狄邦就烈(Mrs. Julia Brown Mateer 1838-1898),她一直在登州(蓬莱)教堂领唱,并且训练唱诗班。她在多年的学堂和教堂音乐教学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感到编一本《圣诗》很有必要。1872年,她出版了积多年教唱《圣诗》经验的作品《圣诗谱·附乐法启蒙》。另一位和狄考文关系密切的美国传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1829-1893),传教的同时,注意收集英国圣乐,只要听到一首新圣乐,特别是令他们感动的圣乐,立即翻成中文,以便丰富圣诗集。1854年在积攒到100多首赞神圣诗,教给教友练唱,后因教会渐兴,旧诗不够用,甚觉遗憾,便与好友狄考文商量,共同收集、翻译、增补多首,仍以《讃神圣诗》名义,1893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这是狄考文和倪维思共同编译出版的第一本供中国人使用的《圣诗》歌集。
狄考文、倪维思在《讃神圣诗》序中写道:凡人遇一书,必欲求其文字新奇,词旨深邃者,始为之恣意偏观,否则置之高阁,以为平庸无深奇,不足观也……其为颂主之诗,尤当本诸真性情以发之,真则无取于文饰,其辞大圭不琢,大羹不和,一言真也……世人作歌言志,或借以讃称人德,或借以勉励人善,或借以表明在己感恩之心,于今仰答上主……
这本早期的《圣诗》歌集,收录了252首圣诗,内容分别为颂讃真神、耶稣降生、耶稣受难、为人言行、受死赎罪、复活受荣、慈爱、敬爱、赞美、爱德、忍耐、感恩、祷告、劝勉、安慰、孝亲、洗礼、孩童诗等门类。但奇怪的是,这本歌集只有歌词,没有曲谱,形态近乎《诗》。追溯原由,一则,中国文化传统中,“重意轻形”,导致本来有词有曲,也仅以文传。二则,现代记谱法在当时并未普及,要知,连工尺谱,也是近代产物。三则,赞美诗主要用于礼拜,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信徒人数很少,大多数文化程度有限,故在礼拜开始前,由能歌者教唱,众人跟唱,背诵记住,以便礼拜中能同歌之。四则,《圣经》里也有“诗篇”一卷(共150篇),也是文存韵亡。今日我们广泛使用的记谱法,也由像狄邦就烈一样的传教士,以向中国基督徒口传心授为使命,使“哆来咪”广为大众所知,并成为民众学习乐理的易学易用之工具。
这应该是山东《圣诗》歌集的最早版本。狄邦就烈自到登州传教,就认为中国人应该唱讃美诗。中国以前没有基督信徒,从来没唱过讃美诗,她认为中国人也很喜欢唱,经过教授,也会唱得很好。这本《讃神圣诗》在教中国信徒学唱圣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教会发展了,教徒也多起来了,《圣诗》歌集不够用了,各地教会也不断自己出版圣诗集,在这种形势下,1911年中华基督教华北大会在济南开会时,自立会同仁商议选择新歌,增编《讃神圣诗》的篇目,选举几位委办组成新编圣诗委员会。于志圣为委办长,委办有赫士(美国传教士Watson Mcmillen Hayes,1857-1944)、周书训、张松溪、王元德(宣忱)、袁景奎、袁德沾,共为七人编诗小组。
1911年,王宣忱被选为增编讃美诗委员会的成员。同年,华北地区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在济南开会,在原有的圣诗基础上,又从《颂主诗集》《颂主诗歌》《讃主灵歌》《信徒圣诗》《复兴诗歌》等中挑选出200多首,在赫士先生鼎力相助下,1914年5月24日在烟台出版。
但是这本《圣诗》歌集中有些只有词,没有曲,人们没法唱,三年后的1917年,华北地区基督教自立会再委派于志圣、明美彝、方威廉、维礼恩惠、邓安立、阿保罗为其配曲,增修圣诗,并将每首配曲,按照教友们习惯唱的,或新译新选的,编辑成册出版,名曰《重订讃神圣诗》,于1917年7月22日,以华北大会选辑的形式出版。
1936年,王宣忱认为《讃神圣诗》经过20年的传唱,有增广之必要,原本有必要再作编修,于是搜罗全国教会的圣诗集,打算自己重编《讃神圣诗》,另订新目录,以备编辑一本比较完善的《讃神圣诗》。当时全国基督教六大公会联合组成一个联合圣诗编委会,准备编辑六大公会通用的《圣诗》歌集,这六大公会为: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圣公会、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监理会。于是,王宣忱暂时搁置他正在编制的目录,等待六大公会编辑的新圣诗集。
六大公会花费七年多时间,于1936年,在上海广学会出版和发行了圣诗歌集《普天颂讃》。出版后,王宣忱手持此集,反复诵读,按谱试唱,发现其中一百多首虽然与《讃神圣诗》相同,但已失去原貌,有些原来的好词句被摈弃;于是他决定还是自己来做,继续整理原先他自己的稿子,将原本《讃神圣诗》增加内容,并从《普天颂讃》中采摘若干首,充实到自编的版本。王宣忱从1938年开始,到1940年,重新编撰出一本新的《圣诗》歌集,就是《颂讃诗歌》。
1940年9月15日,山东中华基督教会在青岛召开董事会,王宣忱将自己的圣诗集草案呈请给大会,请大会审查,得到大家一致讃成,并十分钦佩他的努力,组织审查委员会,准备校对他的圣诗集稿,以便在教会通用。这本圣诗集最后于1941年9月出版。
“念宣忱以三年之努力,昼夜兼工,编辑公共礼拜用者,633首,歌咏团用者35首,分别装订,名曰《颂讃诗歌》,深望各教会采用,予以校正,以期完善,则幸甚矣。”王宣忱自己囘忆这三年编纂工作的紧张程度,“三年如一日,年龄虽高,精神未疲,于万事坐脞之中,得竟所至,均赖上主之恩于诸友之助而成;但自知所作,缺漏甚多,只望此诗推行于一时,使人受感,归向真主,于愿足矣;愿荣耀归于三一之神。”(引自王宣忱1941年9月《颂讃诗歌序言》)
这本《颂讃诗歌》由王宣忱编译,曲子元、刘滋堂、陈瑞廷、张作新、毕蔚坪、邓余鸿、王绍周、刘郁卿等人校订。青岛华北商行发行,青岛德民印刷局印刷。王宣忱夫人孟冰仙对这本圣诗集的出版倾注极大精力,凡是新曲,都由她弹琴试唱,逐字推敲,觉得可以才定稿。
这本《颂讃诗歌》的曲谱基本是《讃神圣诗》原有的,只是王宣忱创作了许多歌词,也翻译了许多歌词。这本讃美诗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青岛上海路教堂、伏龙路教堂、城武路教堂都使用过。
这就是王宣忱独自编辑《颂讃诗歌》的由来。
《颂讃诗歌》收录633首讃美诗歌曲,其中王宣忱经手的有284首,占总数的45%。王宣忱经手的这284首中,他本人撰词38首、新译136首、修词34首、重译76首;另外,摘自《讃神圣诗》251首;还有20人作词的42首;其余50首,分别摘自《晨星诗歌》12首;《颂主圣诗》9首;《复兴布道诗》2首;《讃主诗歌》3首;《消遣诗歌》1首;《灵交诗歌》8首;《普天颂讃》10首;《诗章颂词》2首;《基督徒诗歌》2首;《青年诗歌》1首。
歌词作者除王宣忱本人外,还收录有下列20人的歌词42首:狄考文4首、富善4首、赵紫宸2首、丁韪良1首、殷森德2首、李提摩太1首、丁立美2首、王道明3首、张逢源2首、王绍周1首、曲子元7首、孙希圣2首、朱葆元1首、刘滋堂3首、邓余鸿1首、于复元1首、陈恩福1首、李元模1首、宋徽51首、张作新1首、理义士1首等人或撰写或翻译的歌词。
在所有633首中,最特别的一首,是王宣忱撰词的第463首《圣教流行中国渊源歌》,几乎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的简约传播史。这首诗歌共21段,每段8小节34个字,21段共714个字。这714个字,连起来看,时间跨度从汉朝到中华民国,基督教如何从以色列传播到中国,堪称一部完整的基督教传播进入中华的简史。21段歌词言简意赅,既符合歴史事实,又符合曲谱韵律、诗歌规律,不超出曲谱限制,这就要求严格遵循诗律,还需具有歴史和宗教知识,绝非易事,无深厚文学文字修养很难写出,充分说明王宣忱文学修辞功底之深厚。王宣忱这位狄考文的得意门生,不啻诗人和作家,创作的这首《圣教流行中国渊源歌》,充分显示了王宣忱渊博的歴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造诣。
《颂讃诗歌》在销声匿迹近70年后,于2007年又得以重见天日,是年夏日,教友韩同文先生在潍坊教友家发现了王宣忱编撰的《颂讃诗歌》,特地将其赠给王宣忱女婿李忠桥先生,这本讃美诗经过66个春秋,纸张已发黄,十分陈旧,但李忠桥仍欣喜不已,他主持了重新印刷工作。
本书主干部分《颂讃诗歌》原文为繁体字,因年代久远,其中很多词语的繁体字的含义和用法与今天已有很大的不同,加之该书在成书后歴经磨难,2007年再版时,限于当时条件,文中多处错谬未加纠正。本次再版时,虽编辑就其中明显的错字加以改正,然限于学识水平,或仍有其他错误未能发现并纠正,原文中迥异于当代的繁体字用法也未加改正;另外,原文每一首诗歌的第一段都配有简谱,考虑到本书并非用于教徒的唱诵,只是作为研究之用,故再版时忍痛舍去简谱,这样自然会对原作的韵味和风采有所影响,敬请教友海涵。
本书文选部分收录的《重订赞神圣诗谱》序、广文大学立会规章、文会馆辩论会章程,虽非王宣忱亲自执笔,但或因王宣忱经手过,或因与王宣忱有关,特此收录。
本书所有注解皆为原作者王宣忱先生所注。
本书收录的所有文字之版权为王宣忱先生后人和孙基亮先生共同所有,署名图片归权利者所有。未经版权人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复制、出版或用于商业目的。书内未标明出处的图片来自公共媒体,如涉相闗权利者,请与本书编辑聨系。
本书系文史资料,内部交流。
己亥春

《王宣忱诗文选》封面

如有需要本书的朋友,请加微信x_fzhou联系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阿杰/胡人雨更多文章
返回 孙基亮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吃粗粮

文 / 秋与云平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城镇居民一直凭粮证由国家定量供应粮食。一等壮劳力,比如码头上抗大包的“老搬”,活儿累,消耗体力大,国家就每月供应40斤,一般工人供应36斤,机关干部、学生每月32斤,城市无业游民由于理论上什么都不做,不消耗体力,喝稀的就能活着,所以每月只供应26斤粮食。那时谁家有几个逃避上山下乡成了无业游民的,顿时家里吃饭就要揭不开锅。中国政府就这么很自豪地“解决了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
供应的粮食也不都是精米白面。中国土地贫瘠,农业技术落后,再加上人民公社导致农民们出工不出力,打得那点粮食根本就不够糊那10亿张接起来老几里地长的嘴。南方还好些,咬咬牙可以种三季,虽然糙些,大家吃到嘴的好歹还是大米。北方就完蛋了,无霜期短,又全是旱地,以山东为例,种小麦一亩地平均也就是三百来斤粮食,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怎么办?只好种产量高的玉米、高粱、甚至地瓜来充数,城市居民也得吃在美国都是用来喂牲口的粗粮。
山东自古以来就是大乱不乱、小乱不断的地方。杨得志、袁升平、白如冰几个领导,“进步”的欲望不是那么强烈,没往死里折腾老百姓,所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最乱的67-68年期间,工厂也没停工,农民照样种地,城市居民的供应在当时北方几个省里还不算差的。再加上政府尽量牺牲农民保证城市,供应青岛市居民的粮食还是以细粮为主。如果家里的人多半从事脑力劳动吃得不多,也就是用棒子面熬点粥喝,倒基本上不用吃粗粮为主食。
东北就惨喽,在“陈三两”陈锡联同志领导下,东北人民的嘴里真是淡得出鸟!主食以棒子面、高粱米为主,副食每人每月三两肉三两油三两糖,大街上的“国营食堂” 居然都卖粗粮。有一阵山东猪肉不要票敞开供应,只见青岛开往沈阳、通化的火车车窗外都吊着一扇扇的猪肉。城市那么差说明农村也好不到哪里去。那时东北的“老屯子”们结婚,婚宴上四个菜:白菜丝炖土豆、土豆丝炖白菜、炖白菜丝、炖土豆丝。
1978年我去东北上大学,总算领教了粗粮。
当时大学生算国家干部待遇(可以订阅“参考消息”)每月32斤粮食,平均一天一斤。可是在东北,这32斤粮食里只有两斤大米,六斤白面,剩下的全是粗粮。食堂里粗粮的吃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大眼儿窝头,二是玉米碴子,三是高粱米饭。窝头那玩艺儿真不是人吃的,咽的时候真剌(la)嗓子眼儿,记得小时候青岛动物园里的狗熊就喂窝头,狗熊都不爱吃,用熊掌把窝头碾得稀烂。玉米碴子我吃了一次就没再试过,那东西太硬,嚼得腮帮子生疼,进了胃里还不消化。高粱米饭开始吃的时候还行,不难吃,有点象质量比较次的大米,关内来的同学基本都以这个做主食。
那时大学生们一人一个饭盆,买饭时从食堂窗口递进去,告诉老炊你要吃啥,收饭票的就把你的饭盆象甩飞盘一样往掌勺的那里一摔,大叫一声:“四两”或者“二两”。掌勺的就用他那只“标准碗”,按照他心中的两数盛上一碗再扣到你的碗里。要是四两大米饭,给的那点粮食也就刚够塞牙缝,可要是四两高粱米,那可是冒尖的一大碗,估计力气小点的都得两只手才端得动。文革时有一首林副主席“语录歌” ,大家改了词唱着取乐:

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
老三篇,最容易学,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
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
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高粱米,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
高粱米,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
要把高粱米当作细粮来吃,
吃了就要拉,支援农业现代化。

高粱米虽然口感还凑合,但不顶饥,中午12点满满一碗四两吃下去,下午三点就饿得头昏眼花,而且胃里还直冒酸水。要是天天靠吃这玩艺儿活着,到了下午你还打球锻炼?能直着腰在椅子上坐稳就不错了!由于饿,晚饭就来六两,从此开始了越吃越多,越吃越饿的恶性循环。
那时学校里也有谈恋爱的,有女生为了巴结帅哥,硬说自己饭量小细粮吃不了,把一共一个月6斤的馒头票省下来喂小白脸儿,伟大的牺牲精神让我感动得五体投地。羡慕嫉妒之余,心里也有些纳闷:这些逼养的装着一肚子牲口料怎么居然还会有性欲?
那时学校里女生少,供求关系严重失调,女生即使是麻子脸、拐子腿,眼睛都长脑门顶上,所以没有女生看上我,即使长得丑的女生也没有人看上我,没人给我馒头票,我得自己想办法。学校院墙外面有个待业青年开的小饭铺,卖一种吃食儿叫“糖三角”,就是巴掌大的一块全麦粉(100斤麦子磨100斤面)的面疙瘩,中间夹一块指甲盖那么大小的地瓜熬的红糖,黑不溜秋的带着碱疤瘌。虽说酸叽叽地也不好吃,但到底还是麦子啊。那时我每月有五块人民币的助学金,全部补贴到了“糖三角”上。我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吃这个度日。
后来有人想出一个吃高粱米的办法。东北人喝酒喜欢划拳,即使在大饭庄里也是脸红脖子粗比划得煞有介事。我们很快就把这个“国粹”学到了手,常买些“一毛烧”( 一毛钱一两的劣质白酒)甚至“一毛找”(九分钱一两,一毛钱找一分)回来练习划拳技术。后来有人提议为何不用高粱米饭来代酒?反正都是难以下咽的东西。这主意立即就得到响应。划拳双方一人六两高粱米,不买菜,谁输了拳谁就来一大口。于是午饭晚饭期间宿舍里喊声震天:“一张床啊,俩人睡呀,三个脑袋,四只脚哇……”高粱米就这么吃下肚了。
毕业三十多年了,再也没有吃过粗粮。前些年看国内新闻说是生活好了有些饭馆又开始卖粗粮有人要吃个新鲜,我不禁冷笑:有人就是天生的贱命!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

值勤打死个老太太

文 / 杜 帝

12/1/2019 12:30:25 AM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社会上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学校同样也轰轰烈烈,批判老师,互相揭发,我们学生不知道老师间的内幕,看大字报只是看热闹,有老师揭发某某某,某某某,那些名字我们当然熟悉,教我们数学物理语文地理的,还有体育音乐老师,他们有的人家庭出身是资本家,有的是中农,或者职员,小业主,反正不如贫下中农和工人理直气壮。
那时候越穷越光荣。
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字报批判我们的音乐老师,说她年纪轻轻好色,见男老师在篮球场上,为了看男老师的大腿,围在球场呐喊。
后来我们小学生也被卷进去了,成立组织闹革命,怎么闹?不知道老师内幕,无法写短裤头的大字报,就在班里的墙上贴些标语口号。接着到社会上去闹,记得是晚上上街值勤,巡逻,所谓的维持社会秩序。
按照老师吩咐,当班长的我要带着一队同学上街,模仿当时有名的“文攻武卫”,没有柳条帽戴,手里就拿根木棍,胳膊上还戴着红袖章“值勤”。
同学们问,咱晚上去街上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们就在大街上溜达。
后来发现了抓自行车带人。
那时候自行车只能自己骑,按照交通规则,不准带人,可是老百姓没有汽车,整个社会上也没有几辆汽车,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带人自然而然。
我们就充当了交通警察,见了自行车带人的,拿着棍子就追,好像要揍人家。
当时我们平安一小与青岛塑料一厂是“合作单位”,工人阶级支持学生,塑料一厂给我们制作了红袖章,喷上了鲜艳的黄字“值勤”。
我们见了骑自行车带人的就撵,嘴里喊着:“不准带人!不准带人!”
有的同学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们挥舞着棍子,嘴里嗷嗷叫着,把那些自行车带人的,吓得拼命逃窜。

记得当时很多谈恋爱的,都在自行车上带人,我们就死命地追,有一个小伙子慌不择路,一头扎到了海泊河里。我们不依不饶,把小伙子从沟里拖出来,小伙子一脸血,那个坐在后座上的姑娘,也摔的不轻,她捂着脸,说你们跟我外甥差不多,还是些孩子,闹腾什么。自行车带人,不是警察来管的吗?
我义正辞严,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自行车带人犯法!打到帝修反!
我们后来把这两个人放了,因为没有处罚权,只能以批评教育为主。
塑料一厂的工代表听说了我们值勤的事儿,在学校说要大力推广,塑料一厂又给我们赞助了一批塑料红袖章,很多班级都走上了街头。
五年级六班的一个值勤小组,用棍子砸倒了一个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老太太,据说第二天老太太就死了,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惊吓,还是受伤或有病。 骑自行车的是老太太的孙子,也被值勤队给揍了一顿。
至今我也不知道,后来那死亡的老太太,还有被同学们揍了一顿的孙子,这事儿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好像学校里没人为此担责。
那个年代,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那个年代,我们精力无处挥发,虎虎生风的木棍人手一根,戴着自豪醒目的“执勤”大袖章,这帮傻乎乎的孩子,自以为是忠于领袖的战士,无所畏惧,什么残忍的事儿也有可能干出来。
我们被欺骗,没数,那个荒诞的年代,更没数。
2019.7.30.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杜帝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