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瑶本
1/30/2020 1:03:38 PM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吴德卖病猪肉的案子还是发了。正月十五那天，家家张灯结彩，欢度元宵佳节。吴德一家三口正在家里包饺子，公安局的民警找上门来，不由分说，戴上一副冰冷的手铐，把吴德带走了。
原来自去年秋天以来，陆续有人得了怪病，进了医院，上吐下泻，有的甚至不治身亡；这种现象春节前后大量出现，有人报了案。公安民警走访医护人员及病人家属进行案情分析，发现病人都吃过一些不洁的肉食品。公安民警跟踪调查，得知这些肉食的加工厂都从吴德那里进过猪肉，吴德有作案嫌疑。把吴德带去一问，果然不假，吴德又招出了他的作案同伙卜贤。众受害人家属要求严惩罪犯。因为吴德贫农出身，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又供出案犯同伙，有立功表现；对他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5年。卖病猪肉所得赃款，全部退赔给受害人家属。
吴德被带走不久，周小红发现自己怀孕了。
195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真的是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秋天又开始“钢铁元帅升帐”，千家万户大炼钢铁；“小麦亩产放卫星”，大搞丰产试验田。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各家各户的锅都砸碎炼钢去了，老百姓去生产队的集体食堂吃饭。公社要求民众：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生活集体化。家庭拆散了，男女分别编入不同的连队：老年男性编为“老黄忠队”，老年女性编为“佘太君队”，年轻姑娘们编为“花木兰队”、“铁姑娘队”……周小红是已婚妇女，编入了“穆桂英队”。穆桂英队要求队员生活生产“三统一”：统一在田里吃饭，统一在田间帐篷里睡觉，统一深翻土地搞丰产试验田，力争小麦亩产5万斤。
这一天，“穆桂英队”在丰产田里深翻土地。地头上的红旗在秋风里猎猎地响，宣传牌上写着黑体字的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家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周小红在齐腰深的田里深翻土地，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挺着个大肚子爬上爬下很不方便。休息时，她刚爬上来，又跌了下去，差一点流产。队长请示了书记，为了照顾孕妇，调去看着小高炉炼钢。先把铁锅、火炉等成品铁器用铁锤砸碎，掺上木头煤炭放进在土崖边挖出的小高炉里，拉着风匣土法炼钢。 小高炉不能停火，夜以继日地干，周小红值夜班，整宿整宿的不能睡觉。没有炼出钢来，炼成了废铁疙瘩。
由于劳累过度，1958年11月，周小红早产了，生下一名女婴，起名翠翠。比预产期早了十几天。
按照当地的习俗，妇女生产后第一个月要在家卧床休息，不能干活，不能见风，有人伺候；吃鸡蛋、红糖、猪蹄、小米粥等富有营养的食品，帮助产妇下奶，补养产妇的身体。这叫“坐月子”。吴德坐牢不在家，伺候周小红坐月子的重担落到了婆婆吴老太太肩上。因为家里既没有锅也没有粮，不能在家做饭，一天三顿都去生产队的集体食堂领饭吃。集体食堂没有坐月子的食品。管食堂的戴大婶好心肠，偷偷地省出几个鸡蛋，每天拿出两个悄悄地放在周小红婆婆的饭篓里，7天后就没有了。红糖、猪蹄、小米粥等更是无从谈起。食堂离家远，一个70多岁的小脚女人，来回奔波，有时去得晚了，饭发完了，只能空手而归。不到十天，吴老太太累病了，路上又摔了一跤，地瓜、窝窝头滚到路边的水沟里，腿也磕伤了。婆婆不能伺候坐月子的儿媳，反而要坐月子的儿媳照料有病的婆婆。幸亏周小红离娘家近，周大娘经常过来帮助，一家三口才安全度过这艰难的一月。
翠翠渐渐长大，模样不随吴德，只随周小红，眉清目秀，发黑如漆，黑溜溜的一双大眼睛瞅着大人转。小家伙吃饱了奶，就咿咿呀呀地对着妈妈呢喃。如果有人逗她，她就会张开没牙的小嘴格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在盛开的花儿。家里的钱都退赔给受害人家属了，周小红没有钱给翠翠买玩具，就唱歌给她听。有时候翠翠不知道为什么哭了，只要一听到妈妈的歌声，就立刻停止了哭，蹬着粉嫩的小脚听妈妈唱歌。女儿的可爱把周小红心里的苦冲淡了。不待见的丈夫吴德坐牢去了，心头肉的女儿翠翠伴在身边，久违了的笑容回到了周小红脸上。
第二年，高产田没有打出粮食，反倒赔进了种子：本来一亩地用十几斤麦种，高产田为了增产却用了200多斤；长出来的麦苗密不透风，还没等秀出麦穗就倒伏在地里，结果颗粒无收。青壮年劳力都调去大炼钢铁，兴修水利，治山挖河，开办工厂；即使有成熟的庄稼，也常常没有人收割，粮食烂在地里。家里的铁锅砸碎炼了钢铁，有粮食也没法吃，要粮食干什么？再说了，在集体食堂吃饭，“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叫得响。都奔共产主义了，谁还担心挨饿？
1958年浮夸风刮得正劲，1959年反右倾更是推波助澜。看一看报纸上这些当年的“高产卫星”：“山东省临沂南光明公社大豆亩产4517斤”“河南省商丘王楼公社玉米亩产35393斤”“湖北省麻城水稻亩产36956斤”“河北省徐水县一年生产粮食12亿斤”……各地都在“放卫星”，到处是大丰收。浮夸出来的粮食高产填不饱老百姓的肚子，却成了政府对粮食“多征少销”的依据。
谁也想不到，根据虚报出来的统计数字，举国上下欢庆“粮食特大丰收”的年代，大饥荒的幽灵却悄无声息地来到人们身边。集体食堂已经难以支撑，食堂一解散，不多的几斤粮食分到各家各户，自己重新立灶做饭，家家都傻眼了：这点粮食哪里够吃？上级提出：“粮不足，瓜菜代。”可是仅有的一点瓜、菜也吃完了，怎么“代”？于是只好罗雀掘鼠，草根树皮也端上了饭桌。
吴德劳改去了，一家老少三口的吃饭问题，沉重地压到周小红那双柔弱的肩上。上有老，下有小，星星点点的可吃之物都省给了婆婆和翠翠，周小红经常只喝一碗菜汤就拍拍肚子，说自己吃饱了。听有人说：茅草根也可以充饥。周小红去刨来一些，洗净了磨细了搀着杨树叶子煮了当饭吃，胃是填饱了，可是大便解不下来，差一点被憋死。茅草根不敢吃了，就吃地瓜蔓子粉，吃枕头芯里的糠。毕竟人类的消化道与牛、羊等草食动物的消化道不同，胃肠等消化器官承受不了这么多的粗纤维，其结果跟吃茅草根的情形差不多。大嘴约周小红去剥榆树皮，说榆树皮很黏很滑，既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影响排便；不过最好两人合伙，一个爬上树去砍开一圈口子，一个站在地上往下扯。周小红没去，她说：“榆树剥去皮，它还怎么活！”不去剥树皮，小红就去挖野菜，去采秋天的杏树叶，去刨收获大白菜后地里残留的根须……
翠翠因为早产，先天不足，一直比较瘦弱。现在吃不饱，哭着说：“妈妈我饿！”缠着妈妈要吃奶。周小红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足，奶水早已枯竭，哪里有奶喂翠翠。婆婆看着没有饭吃饿得瘦骨嶙峋的儿媳和吃不到奶嗷嗷待哺的孙女，心疼地说：“小红，婆婆对不住你。是吴德害了你啊！老天爷啊，我怎么养了这么个畜牲！”吴老太太难过得顿足捶胸，痛哭流涕。他老人家见周小红不舍得吃饭，自己也不肯多吃，眼窝一天天更深了，颧骨一天天更高了，瘦削的手背青筋暴露，如同爬满了蚯蚓。
1960年夏天，陈聪大学毕业，分配到县二中，当了语文老师。这天星期日回家，在田间的小路边遇到了正在挖野菜的周小红。当年那个不知愁、不知忧、面色红润、眼睛明亮的少女不见了，眼前是在苦难和艰辛的雕刀下已经变得满脸菜色眼神忧伤却依然不失美丽的少妇。仿佛一朵水灵灵的鲜花因为缺少水分和营养，一夜之间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鲜活。
陈聪拉过周小红瘦削粗糙的手，把身上仅有的20元钱（陈聪半个月的工资）放在小红手里，说：“小红，别嫌少，拿着吧！看你瘦成什么样子了。”周小红执意不收。
陈聪说：“听说你有女儿了，买点东西给外甥吃，算是舅舅的一点心意。”
周小红想起翠翠“妈妈，我饿！妈妈，我饿！”那一声声令人柔肠寸断的呼唤，默默地接过了陈聪的钱，扬起脸看了陈聪许久，眸子里溢满了泪水。她说：“聪哥，谢谢！怎么偿还你？”
陈聪说：“不用谢，也不用还。是我对不起你！”
周小红又想起三年前农家小院的夜晚，痛苦地闭上眼睛，任泪水潸潸。
在吴德出狱前两年多的日子里，周小红多次收到从邮政局寄来的汇款，每次15元20元不等。汇款人没有署名，周小红知道这是陈聪汇来的。有了这一笔笔接济，再加上周小红的辛勤劳动和精打细算，在死神横行的三年困难时期，她一家三口和娘家两口才侥幸保住了性命，没有成为饿殍。
周小红的姥爷叫刘明轩，是清末民初的读书人，满口的之乎者也，是一个类似于鲁迅笔下孔乙己式的人物。他经常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封建礼教教育自己的两个女儿。可惜空有一肚子封建伦理，却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没有半点谋生本领；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式的“多余的人”。民国年间他教过几年私塾，后来办起了学校，他成了教师。因为思想古板迂腐，行为不合时宜，学校领导没有让他担任主课；见他写得一手好字，就安排他担任写字课。
1957年6月，驻校工作队动员教师大鸣大放，帮党政风，姥爷一言不发。快散会了，冯队长说：“帮党政风嘛，大家要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其他老师都说过了，刘老师，你是不是也说两句？”姥爷无奈，说了一句“我看见大街上有人乞讨。是不是统购统销购多了？”这本是一句实话，后来却被上纲为：攻击统购统销政策，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家庭成分又是上中农，刘明轩进了工作队右派分子的名单。多亏郑校长是他的学生，帮他说了不少好话：说他迂腐，不懂政治，这才网开一面，万幸逃过了一劫。只是对他的错误思想（正是为了网开一面，才不说成是反动思想）进行了严肃地批判，本人做出深刻地检讨；然后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没有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把他清出教师队伍，辞退了。
当时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很难划清。对于说过某句话或做过某件事的某个人，“拉一把”，就是同志；“推一把”，就是敌人；怎么都行，全凭掌权人的意愿。姥爷正是被郑校长“拉了一把”，才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
可是姥爷所在单位打右派的指标没完成。冯队长开会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谁说我们学校没有右派分子，谁就是和伟大领袖唱反调，谁就是最大的右派。上级派下来的右派指标没有完成，现在还差一人。”
学校里有个栾老师，是个德才兼备的好老师，曾经是周小红的班主任，也是姥爷的朋友，平日里爱说俏皮话。别人说：“统购统销政策好，农民的粮食吃不了。”他却说：“头顶上栽葫芦——引蛾（忍饿）。”别人说：“票证制度顺应民心，很有必要。”他却说：“苍蝇钻到牛眼里——找泪（累）吃。”这些话是在办公室里说的，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小秦急于立功揭发了他。反右工作领导小组掌握了栾老师的“反动言论”，认为他恶毒地攻击党的方针政策，肆意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再查他的个人档案，虽然家庭成分是下中农，姑家却是富农。
“反了你了！一个社会关系不纯的人，也敢肆无忌惮地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岂容你来胡说八道。没错，剩下的一右派指标就是你了。”冯队长在大会上指着栾老师的鼻子说。于是，这顶沉重的决定人生命运的右派分子帽子，就稳稳当当地戴到了栾老师头上；正如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一样，戴上去就再也难以摘下（多少年后，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又成了摘帽右派）。
姥爷的逻辑是：如果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右指标就圆满了，栾老师就可以不是右派分子；现在栾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是栾老师在为自己顶罪——自己对不起栾老师。姥爷几次去找郑校长，要求把这顶右派帽子从栾老师头上摘下来，戴到自己头上。
“我已经老了，时日无多；栾老师年轻有为，来日方长。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了！行了！别酸了。咱说点实际的好不好？”不等姥爷引经据典，郑校长就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郑校长当学生时就性情刚直，不讲礼数。
“贤契请讲！”
郑校长把桌子一拍：“知不知道？你混蛋！”姥爷想不到这个当年的学生今天对他这般无理，惊得大张着嘴，两眼直直的看着对方。
经过多次苦口婆心地劝说，姥爷总是听不进去。郑校长怕姥爷的话传到冯队长耳朵里，再惹出新的麻烦。他知道沉疴需用重药治的道理，所以这次干脆骂了起来。“你以为把右派帽子给你戴上，就能给栾老师把右派帽子摘下来？糊涂！完不成指标不可能，超过了指标不嫌多！现在的形势你还看不清？左了，是工作方法问题；右了，是阶级立场问题；哪个当领导的为了自保不是宁左勿右！别把莽撞当成勇敢，把糊涂当成仗义。你愿意充好汉，你不怕下地狱，那是你的自由。可是，你为你的家人、你的亲属、你的朋友、你的学生想过没有？他们是无辜的，凭什么跟着你受牵连？凭什么！你说！”
“……”姥爷无言以对。
郑校长痛下针砭，这一番肺腑之言才把姥爷镇住，不再去争戴那顶右派分子帽子了。
这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晚上，姥爷带上两斤桃酥、两瓶老酒去找栾老师赔礼道歉。刚走到栾老师门前，就听见院子里传来悠扬的胡琴声，先是如怨如慕的《二泉映月》，接下来是如泣如诉的《病中吟》。听得姥爷心里酸酸的，栾老师不愧是二胡演奏高手。
他敲开门进去说：“难得贤弟还有这份雅兴。”
栾老师说：“我这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
一轮金黄色的圆月从乌云的包围中探出脸来，月华皎洁，深邃的夜空里小星隐去，只剩几颗大星在向人间眨眼。姥爷分明看见栾老师眼角腮边有哭过的泪痕。
“宝眷和令郎去了哪里？”见栾老师孤零零地一人，姥爷问。
“我们已经离婚，她领着孩子回娘家去了。”
姥爷知道栾老师夫妇是遐迩闻名的恩爱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你敬我爱，已经将近20年。栾夫人歌喉甜润，栾老师擅长器乐，二人经常在一起“小妹妹唱歌郎奏琴”。听到二人已经离婚，姥爷大吃一惊。
“怎么会这样？贤伉俪一往情深，何至于劳燕分飞？”
“儿子今年17岁，面临着升学、就业、结婚等人生大事，离婚后跟着他妈，这样可以和我‘划清界限’，争取把我这个右派分子父亲对他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为了孩子的前途，当然，也是为了妻子不再有个右派丈夫，我们只好分道扬镳，忍痛割爱了！”栾老师擦擦眼泪，继续说：“离婚的前夜，我们一家三口相拥哭了一宿。”
“……”姥爷无语。他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对于拆散一个本来幸福的家庭来保全儿子和妻子渺茫的前途，不知道应该表示赞成还是应该表示反对，却感到心头升起了锥刺般的剧痛。
说起反右派的话题，栾老师说：“今年春天，上级号召大鸣大放，帮党政风，中共重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信以为真，没想到被‘引蛇出洞’，中了‘阳谋’，终于因言获罪。”
“既然是‘引蛇出洞’，自然是暗设圈套，这叫阴谋；正大光明地搞才是阳谋。”姥爷摇着头说：“把‘引蛇出洞’美其名曰‘阳谋’，不通不通！话说回来，这帽子应该我戴，你却为我顶罪。”
栾老师看着这个共事多年的老朋友，严肃地说：“难得你这么好心，却又是这么糊涂。我替你顶什么罪？常言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又道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我自己嘴贱惹的祸，关你什么事？我这是捣打木子（方言：啄木鸟）崴了嘴——命该如此！你一点也不必愧疚，我也不需要你的道歉。不留你了，请回吧！叫人看见你到我家，说你阶级阵线不清，对你也不好！”说着，把姥爷连同礼品一起推出门外，姥爷隔着已经合上的大门还在高喊：“尊驾保重！尊驾保重！”。月华皎洁，夜凉如水，一阵寒意袭上心头。姥爷看着紧闭的大门，呆了半晌，才长叹了一声，转身离去。
栾老师关上大门，看着冷冷清清的家，夫妻已经分手，留着乐器何用？睹物思人，空增惆怅。满腔的怨恨无处发泄，他把珍爱多年的二胡摔碎，弓弦扯断，又狠狠地踏上几脚。想起了青年教师小秦因揭发自己立功被定为积极分子，已经成为入党的培养对象，自言自语道：“沉默寡言、一脸死相，才是公民最安全的表情；阿谀奉承、出卖朋友，却是晋升最便捷的阶梯！我可是黑瞎子（方言：黑熊）掉到井里——熊（方言：有无能、倒霉等义）到底了……”
事过不久，栾老师就被发去水库工地劳动改造，抬着一百几十斤重的大筐爬坡修堤坝。3个月后栾老师累病了，抬大筐时跌倒了爬不起来，又被监管人员说成是装病挨了打。因为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和监管人员的粗暴，栾老师在一个风雨如磐的夜晚，钻到一辆汽车轮下，结束了自己45岁的生命。
第二天上午，听到噩耗，姥爷买了香烛，写了诔文，来到栾老师的自杀现场。尸体已经拉走，血迹尚未全干，路边水沟里的雨水还染着血红。姥爷哭祭了一番，焚烧了诔文。“贤弟啊！一路走好！……”回家的路上不断地摇头叹息：“时耶！运耶！命耶！”
1961年3月，周小红听说姥爷和姥娘饿出了水肿病，就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口粮分出一半，给姥爷姥娘送去。路程本不太远，因为没有力气，周小红走得特别累。天快晌了，远远地看见“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两行大字，那是姥爷亲书的历年不变的大门对联。终于到了姥爷家，姥爷正在家里摇头晃脑地背诵《论语》：“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见外孙女来送粮食，姥爷知道周小红家也不够吃，所以坚决不收，说：“我和你姥娘已经是风烛残年，死不足惜；你们年轻人如日中天，来日方长，应该好好地活。快拿回去！”
“姥爷时常教导我们：‘百善孝为先’。姥爷不应该剥夺外孙女尽孝的权利吧！”
“你、你……”姥爷指着周小红，半天说不出下文。
周小红“将”了姥爷一军，趁姥爷一愣的瞬间，放下粮食就走，没有吃饭就往回赶。回家的路上饿昏了，倒在路旁。一个叫崔芳的女老师放学回家时发现了她，把她救回了家。
三个月后，姥爷和姥娘因为年龄大、体质弱，经受不起饥饿的折磨；姥爷62岁，姥娘65岁，老两口先后去了天国。姥爷先走一步，姥娘紧随其后，前后差了不到3天。
姥爷临终前口里还念念有词：“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