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祁萌之
3/23/2020 9:29:32 AM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在一次中央文史馆的座谈会上谈道：“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既写了《国富论》，又写了《道德情操论》。这提示我们，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陈教授的这个发言当场受到了领导的称赞，并引来了入会者们认为“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又是道德经济”的共识。
陈来教授的这个说法及其引发的“共识”，代表了目前中国学界与普通读者的主流看法。但这个“主流看法”却存在明显的问题：既误读了亚当·斯密两部名著的关系，也误识了市场经济的意义。所以很有必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不仅纠正陈来教授的谬说，对中国学界与中国一般读者误识亚当·斯密两部名著的关系、误识市场经济，都有着正本清源的意义。
首先指出一点：陈来教授说的《国富论》这个书名就错了！亚当·斯密这部书的原本题目不叫《国富论》，而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陈来教授是忽视了、还是不知道，“国富论”不等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从文字上完全可以看出：“国富论”是指讨论国家财富；“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则是指研究国民财富的构成及其形成的原因。有必要提醒陈来教授：千万别把国家与国民混为一谈！
因为国家的财富与国民的财富并非是一回事。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国家可能有财富，但国民并不必然地也有财富。国家可能有的是钱，但国民却穷得叮当响。这个现象在东方专制主义国家里十分常见。陈来教授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国家财富的唯一来源是税收。这其中的道理及隐含的来龙去脉，是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亚当·斯密也不可能去研究国家如何拥有财富——这是所有纳税人都明白的道理。
陈来所说的《国富论》涵有的内容，根本就不是谈国家财富的问题，而是谈老百姓怎样才能致富的问题。亚当·斯密的这部谈经济学的名著，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告诉人类：市场经济是人类致富的不二法门。亚当·斯密没有、也不可能谈国家财富的问题。因为亚当·斯密十分清楚：老百姓致富了，必定税收增加了；税收增加了，必定国家财富增加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在中国文化里却并未得到彰显。中国人的认识恰恰相反：“国富民强”——国家富裕了，国民才能强起来。没人往深处想去：国家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关于国富与民富的这个不同认识，是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之一。陈来教授虽然研究文化，却没看到这个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陈教授怎么可以把国家与国民混为一谈呢？陈教授可能不知道：在西方文化里，人是第一位的。国家是“不得不有的恶”！在中国文化里，国家是人们崇拜的偶像。
陈来教授说“亚当·斯密既写了《国富论》，又写了《道德情操论》。这提示我们，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这个说法很显然是要这样告诉读者：亚当·斯密先写了《国富论》，阐述怎样做经济人，后来又写了《道德情操论》，告诉读者既要做经济人，更要做道德人。
但是陈来教授的这个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实际上，亚当·斯密是1759年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论》。17年后的1776年才出版了《国富论》。也就是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根本就不存在陈来教授所说的先有《国富论》，后有《道德情操论》这回事。所以说，陈来教授的这个说法属于常识性的错误。
陈来教授之所以会有这个常识性的错误，说明他没有认真看过这两部书。他的说法可能来源于“道听途说”形成的思想认识。因为在中国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亚当·斯密写出了《国富论》后，考虑到市场经济也应该讲道德，所以他又写了《道德情操论》，弥补了《国富论》中理论思想的不足：过分地强调了市场行为，忽视了市场行为中也应该讲道德。
学界的这个流行看法直接地影响了中国人，误以为先有《国富论》，后有《道德情操论》，并普遍认为《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是不可分割的“姊妹篇”。
正是受上述这种“道听途说”的影响，陈来教授一厢情愿地认为：亚当·斯密“提示我们，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
陈来教授有所不知：亚当·斯密在这两部书里，根本就未谈过“经济人”“道德人”的问题。更不存在亚当·斯密会说“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
看过《国富论》的人应该知道，《国富论》不是告诉读者做什么“经济人”，《国富论》的主导思想很明确：既然市场经济是人类致富的不二法门，那么揭示市场经济的运行原理，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于是亚当·斯密提出了“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支配市场经济活动的著名论断。
关于市场经济，亚当·斯密谈到了自由的问题。但这里所谓的自由，是指市场经济活动需要有个没有外界干预的自由环境与自由条件，以及自由的运行机制。显而易见，亚当·斯密是反对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
陈来教授怎么能从《国富论》含有的这些主要思想中解读出“经济人”的意思？《道德情操论》也不是陈来教授所以为的：是一部讲“道德人”的书。亚当·斯密写《道德情操论》，目的在于告诉启蒙运动中的欧洲人：复苏理性是必须的，弘扬理性精神是重要的，但不能因此而淡化了情感世界的培育与精神家园的建设。
正是源于整个欧洲都燥热于弘扬理性精神的启蒙运动中，亚当·斯密及时地向欧洲人奉献出《道德情操论》，希望欧洲人重视情感世界与精神家园的建设。也就是说《道德情操论》的写作动机，不是陈来教授等人误认为的，是为了加强道德说教。再说陈来教授怎么能从《道德情操论》中解读出让读者做“道德人”的意思？
我真怀疑陈来教授是否看过这部书。以陈来教授这样的身份学问，不至于把一部情感培育与精神建设的书读出了道德说教的内容！如果陈教授看过这部书竟有道德说教的体会，这是个水平问题；如果没看过这部书，就夸夸其谈这部书对人类的道德教诲，这就是个品质问题了。
实际上看看这部书就知道，书中的内容都是围绕以上所述的作者写作动机展开的——关于情感培育与精神建设的内容。例如正义问题，悲悯问题，仁慈问题，激情问题，同情心问题，审美问题，良知问题，忏悔问题，习惯问题……等等，这些围绕人的情感世界与精神家园的内容，与陈来教授所理解的道德说教，大概不是一回事吧？
所以《道德情操论》的写作，丝毫没有陈来教授等人所理解的——是为了补充《国富论》的不足，以加强市场人的道德建设——这样的写作动机。
陈来教授与那些附和陈教授说法的人，把市场经济与道德对立起来看问题的思想，属于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这些人有所不知，市场经济从其萌芽时期就是讲道德的。
例如，即便在原始的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都是很讲信用、也很守信用的。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但中国人深谙市场交易中的道理。即便在农村集市上，买卖双方都会心照不宣地、在价格上、在质量上、在数量上，彼此都很讲究信用。他们的守信用，大概比官场上的那些人要好得多！鄙视商人的孔子为什么就没有看到这一点呢？
所有的市场人都知道：守信用——讲道德，是一个人能否在市场上站住脚的不可或缺的起码品质！如果陈来教授对企业家说：你们不能只顾市场，还应该讲道德！企业家听了不仅会懵懂，进而会认为你的话不啻为告诫别人：“一定要吃饭，不吃饭会饿死”一样，这不是一句很可笑的废话吗？所有的企业家都知道：“道德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你和市场人谈道德不是多余的吗？
陈来教授等人之所以会有这种常识性的错误，主要原因是他们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太深，深入到骨子里了，以至于犯常识性错误都不自知。孔子思想太看重“义利之辨”，总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凡是涉及利者都必定是远离义之人。商人涉利，所以商人是远离义的小人——于是这个思想在陈来教授等人那里就进化成市场经济是不讲道德的，所以亚当·斯密写了《道德情操论》，告诫市场人要讲道德。——陈来教授等人这样的认识，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张维迎、许小年……等这些中国最优秀、最出色的市场经济学带头人那里，不啻为不可思议的笑话！
陈来教授等人有所不知：既然“道德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刻意地在市场经济中讲道德，这种做法才是不道德的！如果市场经济中的人都跟着陈来教授等人的误导，把道德建设作为头等重要大事来抓——舍利求义，他们的企业不喝西北风，也得亏损！
陈来教授等人不明白，市场经济不是搞慈善事业，市场经济的主要目的就是挣钱！在这个挣钱过程中，只要不违法、不损人就是讲道德！陈来教授等人更不明白：不违法、不损人的市场经济竞争本身是一种“鱼肉行为”。唯其这种“鱼肉行为”才是市场经济活跃与发展、经济繁荣与发达、财富创造与增加的根本动力！——这个人类致富、社会财富增加的基本原理，大概是要求市场人讲道德的陈来教授等人所不可能了解的。
希望陈来教授等人不要在纸上空谈什么道德，你们应该走出书斋，到社会上、到民间，特别是到市场上，问问个体户，问问小商小贩，问问那些企业家：他们的钱是在不讲道德中挣来的吗？你如果这样问那些创造了税收、而养活了包括陈来教授等人在内的纳税人，他们不骂娘，也会生气：我们的税收怎么养活了这么一帮无知的教授、学者？
陈来教授通过上述文字是否能够自省：对于自己不熟悉的学术领域，最好是少说为佳，切不可不懂装懂，更不可因为自己成了声名显赫的文史馆馆员，就误以为自己什么都是行家里手，什么都想发言，结果闹出笑话来。
实际上看来，陈来教授离开他鼓噪的国学半步，便暴露出自己的无知。所以才有了上述那些常识性的错误。
不过有必要提醒陈来教授等人：你们对市场经济很是隔膜，几乎一无所知！有必要补上市场经济这一课。因为你们不能不吃饭，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解决吃饭问题，国学不解决吃饭问题。你们在鼓吹国学中是否看到：以四书五经为灵魂的文化主宰的中国，曾在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社会里长期停滞不前？不仅停滞不前，连吃饭问题都始终没有解决！史书记载，历代都有“人相食”的悲惨景象！为什么停滞不前？为什么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唯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农业文明社会没有发展出市场经济。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市场经济？因为四书五经主宰的中国文化里就没有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元素！不仅这样，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重农抑商”，这是孔子教导统治者应该实践的“圭臬”，所以历代王朝都推行“重农抑商”不辍。这样的基本国策，怎么可能发展出市场经济呢？没有市场经济，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个相去不远的惨痛记忆，陈教授与馆员们都是过来人，不应该忘得一干二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