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理解基督教的三个误区

文 / 何光沪

4/30/2020 10:27:27 PM

按:随着社会发展,人心的需要,基督福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迅速传播,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与此同时,大多数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理解,仍然深受这三种误区的影响:基督教的排他性、基督教是文化侵略、传教士包藏祸心。关于这三种理解,我们如何看待?
本文根据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光沪在新书《秉烛隧中》发布会发言的下半部分整理而成。作者认为“耶先生”——基督教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进入中国的介绍人,但中国总体上却持一种排斥态度,包括蔡元培等知识分子,如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主要是激烈的民族主义。另外,作者还针对基督教经常被指责的排他性、侵略先锋和阴谋论等问题,通过详实的内容给与了温柔的反驳。

前言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要认识基督教这个独特的宗教,还有另外一些障碍。我在二十年前的一篇文章《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中写道,中国追求现代化,一百年前先进人物们就在呼唤赛先生、德先生;现在中国也还需要科学、民主;但是我们对德先生、赛先生的介绍人,就是基先生,即基督教,总体上却持一种排斥的态度。现在学界和政界一些人,似乎依然保持类似态度而不作反思,并因而导致社会或国人思想中依然存在三个误区。

误区一:一神论必然排他

事实上,在宗教学者中也常听到这种说法。一神论只承认一个神,当然排斥其他的神!反之,多神论包括许多神,就是包容的嘛!但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
为什么?这话有一个基本的误解和逻辑错误。因为一神论是相信宇宙间只有一个神,没有别的神,所以根本无从排斥——你相信世间没有张三这个人,你怎么可能排斥他呢?说一神论宗教排斥别的神,前提是承认别的神存在,但是这一类宗教没有这个前提,因为承认别的神存在,它们就已经不是一神论了!另一方面,多神论的宗教,例如中国民间理解的佛教和道教,古代希腊、罗马的宗教,都是自成一个体系,它们也不承认其他的神灵体系。如果不承认别的神就是“排他”,那么不承认别的体系当然也是排他。多神论并不意味着包容他者,基督徒并不因为五百罗汉里面有耶稣的名字而认为已经被佛教包容,穆斯林也并不因为巴哈伊教尊敬穆罕默德而认为已经被巴哈伊包容。包括一神论和多神论的所有宗教,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排他的,因为它们都认为自己正确。宗教都有一定的排他性,但是说一神教比多神教更具有排他性,这是不能成立的。
排他性可以是理论的、思想的、可以讨论的,而不是强力的、暴力的、强迫服从的。英文exclusive(排他的)这个词,在新闻媒体中经常使用,意思是“独家”,指的是这条新闻只有这家媒体掌握。exclusive不一定是我们说的那种“排他”,它在很多情况下,表示专一、单一。这在基督教里面更加明显。
基督教的exclusivism被译成“排他主义”,它的实质内容如何?我可以举例说明:当代英国神学家AlanTorrance,在中文《维真学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然主张exclusivism。编者要求中国学者写文章回应,中国教授们的文章都说:Torrance主张排他主义,太可恶、不宽容,该批!但是我发现,Torrance的意思是:基督教的“排他主义”,是要排斥一个东西,排斥什么东西?就是排斥排他主义!是要主张一个东西,主张什么东西?就是主张爱,因为我们认为爱是人类社会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后出路。所以,我们反对一切排斥爱的东西,反对一切仇恨。你看,所谓基督教的排他主义,就是这样。意思就是主张包容,主张爱人,凡是主张仇恨和排斥的主义,我们坚决排斥,但是绝不排斥抱有这些主张的人。我觉得他讲出了基督教的精髓,意思是:如果你主张仇恨,主张法西斯,主张军国主义,主张恐怖主义,那我就反对你的这些主张或主义,但是我不会杀你,我还是爱你。于是我就把我的回应文章标题为《刀子嘴,豆腐心》,英文是“排他主义掩盖下的包容主义”。

误区二:基督教帮助侵略

说到基督教传进中国,很多人都把它与侵略战争相联系,甚至认为它帮助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那么,基督教传进中国的基本史实是怎样的呢?
基督宗教传进中国,一共四次。
第一次在唐朝。唐太宗先是欢迎它,后来向全国发诏书,宣布“此教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意思是他研究了几年之后,发现基督教对人民、对自然有利,所以全世界都应该实行。当时唐太宗接见的是阿罗本主教,阿罗本是骑着马进的中国,不论白马黑马,反正是骑马没有带枪,是和平交流不是侵略战争。
第二次在元朝,教廷派使节孟高维诺,也是骑着马到北京,受到皇帝元成宗欢迎,获准在中国传教。第三次在明朝末年,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不仅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各种学问带入中国,而且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成拉丁文带到西方,又是和平的文化交流。后来有少数儒家学者掀起一些事件,所谓南京教案和“历狱”等,他们持什么主张呢?比如说,掀起第二次教案的杨光先,他的观点是这样:“宁可让中国无好历法,不可让华夏有西洋人”!但在此次成功的文化交流之后,尽管康雍乾三朝禁教,基督教在中国却再也没有消失。
第四次是1807年,马礼逊到中国,译经办学编词典,传入基督教。那也是和平的文化交流,不是侵略的战争结果。四次传入,皆是如此。
现在,更有无数的学者发现,大量的事实、证据表明,传教士们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无法磨灭的多方面的贡献。中国最早的现代学校、最早的现代医院、最早的新闻出版事业,以及现代的生活方式,比如体育运动、公共卫生,包括女人不再裹脚,男士不再纳妾,这些现代生活的基本要素,基本上都是跟传教活动和基督教会联系在一起的。
19世纪后半叶,传教活动的确与列强入侵相重叠,但是以一些片断事例把二者混同,显然牵强。正如和平交流的丝绸之路和白骨累累的玉门关沙场有空间的重叠,却不能把文化交流与残酷的战争混同一样,时间的重叠亦然。

误区三:传教士包藏祸心

最后这一点,也可以算是所谓的“阴谋论”之一例。认识基督教三大误区一是排他性,二是侵略性,三是阴谋论。阴谋论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学者讲到利玛窦和很多传教士在中国做了很多好事,就要强调他们的“意图”和“动机”其实是想传教,意思是他们用手段掩盖着目的,那目的乃是一种阴谋。
我忍不住要提到家乡贵州省最边远、最穷困山区的一个英国传教士,名叫柏格理。他二十几岁一个人来到中国(像他这样的传教士很多),历尽艰险,在苗族、彝族地区办了几十个学校。到现在那里还是最贫穷、最落后、文化最低下的地方。他在清朝末年曾经把那个地方变成西南地区的文化圣地,在那个地方办了运动会,开了足球场,建了游泳池。以致于胡锦涛在贵州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对贵州的领导干部说,柏格理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还传播了一种敬业精神。柏格理的尸骨,在文革当中被从坟墓里挖出来,扔掉了。所以我不禁要问: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要给世界一个极其健忘、极其无知、极其忘恩负义的印象?
阴谋论就和这个有关系。有人说利玛窦也好,柏格理也好(这样的人物有很多很多),他们的目的是藏在后面的;他们为中国做一些教育、医疗、科学技术工作,但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些全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要传教,他们是居心叵测。
我想说,传教士们的倾向各不相同,有些如傅兰雅等人,一辈子基本上是搞科学技术;有些如李提摩太之辈,热衷社会科学传播和中国政治,参与戊戌变法的理论和实践;这类传教士不热衷传教,但是无论他们意图如何,我们无法否定他们的活动或工作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还有一些,如戴德生等人,一辈子都在传教,但是他们从来不隐讳他们的目的就是传教,这是“阴谋”还是“阳谋”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如果有人在你面前放了两杯酒,一杯不好的,一杯好的,他自己喝好的,把不好的给你喝,那属于阴谋,我们当然不喜欢。然而就传教士而言,他们最终想给我们的那酒,他们自己天天在喝呢!我们要知道,他们是真心真意认为,基督的福音是天底下最好的东西,他劝你喝的那杯酒是他正在喝的,他觉得是对健康最有好处的,所以他希望你也能喝这杯酒。所以我们对这事情的评价,一要看到那“手段”或实际结果对我们有好处,二要看到其最后的目的,他们的意图,在他们而言亦非恶意而是善意。
当然,关于侵略问题,还涉及更多误区。有人说有“宗教安全”问题。我想问,什么叫宗教安全?是不是担心佛教、基督教没有安全,要保卫这些宗教呢?宗教安全是什么意思?也许意思是说,国家的安全会受到影响,会受到文化安全的影响。如果这个概念成立的话,宗教安全就成立。但是,文化有安全问题吗?文化就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包括精神和物质的生活方式。文化怎么能有安全问题呢?文化从来就是相互渗透、相互交流的,这才正常。刚才提到的丝绸之路就是一例。
利玛窦把西方文化传到中国,把中国文化带到西方,我们的文化会因此而丰富起来,西方的文化也因此丰富起来,这就是相互渗透的结果。文化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可以改变,可以不改变,这是个自由选择的问题,只要不用暴力,就没有安全问题。如果你不想要,你可以不要。不过要知道,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往前走的一个基本动力和方式,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我们的鉴真和尚到了日本,是想侵略日本吗?日本因此而不安全吗?孙悟空的师傅玄奘和尚,到印度去取经,是去讨来不安全吗?是想危害唐朝吗?唐太宗应该把他抓起来吗?这很可笑。所以我认为,很多流行的观念很成问题。
我想说,对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来说,信仰问题,包括非宗教信仰和宗教信仰的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原载 明清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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