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祁萌之
5/25/2020 8:36:27 PM
几个朋友先后发来上海朱学勤最近的大文《鲁迅、胡适与钱穆逝去的铁三角和轻佻的当下》（以下简称《铁三角》）。看来大家都很看重朱学勤的这篇《铁三角》，所以我谈点读后感，供大家参考。
鲁迅、胡适、钱穆是民国年间的三个重量级的大学者、大作家。《铁三角》概括了这三个人的思想学术特征及其贡献。虽然这个概括基本上是些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但文章中有些说法还是很值得重视的。
例如，作者把鲁迅与俄罗斯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后的感叹，确实很有意味。
在中国这种没有宗教的世俗文化中，鲁迅能以宗教般的担当精神与大无畏的批判勇气以及唯鲁迅才有的那种“肃杀的文风”（朱学勤语），为这个民族的启蒙奋斗一生，不仅难能可贵，也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卓然不群的独特现象！
鲁迅是不可复制的。所以鲁迅后再无鲁迅。鲁迅成了绝响！鲁迅的出现不是个社会必然现象，不存在没有周树人成为鲁迅；会有李树人、王树人……成为鲁迅。鲁迅是个偶然出现的天才。这个天才为他的国家、为他的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鲁迅便不会有这笔精神财富。
我所以特地指出这一点，是表达一个与众不同的看法：历史没有必然性。就像最近有人说没有邓小平的出现，也会有其他政治家领导中国人搞改革开放！这个糊涂观念是受“历史必然性”思想的毒害。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这里提出：鲁迅的批判精神及其朱学勤总结的“肃杀的文风”——这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学个性是怎样形成的？
这种“形成”大概与其年幼时的书香家风及其经常“遭人白眼”的生活经历有关。书香家风使鲁迅很早就有文化人的头脑；经常“遭人白眼”，时间久了就对社会、对人有了冷眼旁观的习惯。这是后来鲁迅批判精神的个性源头。当然“苦难并不必然地导致伟大”。例如，八十年代的那个到处演说而红遍全国的曲啸，他经历过苦难，但苦难经历却使他变成了可耻的“嘴教士”。鲁迅在社会底层“遭人白眼”的经历形成的“横眉冷对”的个性，使他后来成了那个时代批判精神的一面旗帜。所以说鲁迅是个天才！鲁迅这种天才是不可以学的；但鲁迅的批判精神是可以效法实践的。
朱学勤说他自己早前崇拜鲁迅，后来有所动摇，再后来又回归鲁迅。但“再后来”的朱学勤却没有了当年《顾准文集》问世时，那种“面对这样的先知先觉，我不能不肃然起敬”中涵有的思想锐气与精神勇气了。他的回归鲁迅，也不过是在《铁三角》中发一顿感慨而已。
后人谈鲁迅的文章多多。不过鲁迅的精神遗产，不仅仅是《阿Q正传》，不仅仅是鲁迅的杂文，不仅仅是“鲁迅全集”；鲁迅的批判精神及其空前绝后的“肃杀的文风”，永远是中国知识分子效法的楷模！朱学勤在“回归鲁迅”中为什么回避了这一点呢？
《铁三角》指出胡适可以平衡鲁迅。这里说的“平衡”大概是指学界一度流行的“鲁迅摧毁旧的，胡适建设新的”？如果说鲁迅的“摧毁旧的”主要指向旧文化对人性的戕害，旧文化的基本价值观；那么胡适的“建设新的”都提供了哪些新的思想呢？这个问题看来朱学勤并没有思考过。
学界都说胡适的老师是美国现代思想大师杜威的学生。不好说胡适未得杜威主义的思想要领，但胡适的著作及其社会实践并未积极体现杜威的思想，却是个明白无误的事实。例如，胡适批判传统文化，又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可是他并未明确指出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教育的致命弱点是脱离实际生活的“纸上谈兵”！所以中国文化、中国教育培养的人不会解决吃饭问题，中国人不会发展经济——这是两千多年的历史事实。
胡适似乎没有注意到：从“实际生活出发”是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意义。
杜威推崇经验主义。杜威认为离开经验的理论是不可以相信的。这是杜威哲学思想的核心意义。但胡适在中国身体力行的西方文化里，并未突出杜威的这个哲学思想。胡适从未以他的巨大影响力布道杜威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想。所以杜威的经验主义——这个在当年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人太重要了的思想，没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大的影响，更遑论其他社会阶层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凡事“从纸上出发”，从官本位出发，从权力出发——而不是从实际经验出发看问题立论。杜威的经验主义思想没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扎下根来是个巨大的历史性遗憾！否则，若接受杜威经验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就不大可能那么盲目地踏进十九世纪欧洲人打造的乌托邦世界了。对这个“历史性的遗憾”，杜威的学生胡适是“咎不可辞”的！因为当年的胡适有别人不具备的文化“旗手”条件。
让人唏嘘不已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发现”经验主义，是在《顾准文集》问世以后，此时胡适也去世三十年了。顾准义无反顾地走上经验主义，是在他付出了巨大的惨痛代价后的醒悟。这不是很发人深省的吗？
学界都为尊者讳，不愿批评胡适在推动的新文化运动中鼓吹新诗的同时，把中国的格律诗词打入冷宫——这个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的做法，是胡适一生文化事业中的最大败笔。
所以《铁三角》空泛地漫谈胡适是什么“铁三角”，对今人并无多少鉴戒意义。
《铁三角》对钱穆的叙说，都是目前国学热中流行的说法：钱穆是自学成才，是国学大师，是学术重镇，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作为三十年前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新锐的朱学勤，今天也跟着时风吹捧儒家文化的忠实守门人钱穆，让人不能不感慨万千了！
至于说钱穆的回忆录“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不知朱学勤所说的“可信注解”是指什么？
钱穆出走香港后出版的新作我大都看过，阅读后的共同印象是：钱穆在任何时候都不忘他虔诚的儒家文化，不忘宣讲儒家文化，并不失时机地“弘扬传统文化”。这样的一位“坚守阵地”的学者，怎么可能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变迁给出可信的注解？可信的注解不仅需要史料，更需要史识！缺乏史识、缺乏史学思想，恰恰是造成钱穆的历史学没有创新建树的致命弱点。这个致命弱点的“内核”是钱穆没有、也不可能用人类现代文明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化、纵观中国历史。所以钱穆的史学著作不过是二十四史的流风余绪。所谓的史学成果，不过是一笔“流水账”而已。
胡适主政中央研究院时，钱穆虽然候选院士，胡适却不予通过。个中原因不是流行的“胡钱失和”，而是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胡适，从来就没有瞧得起钱穆的学术思想！
胡适与鲁迅仅是在批判传统文化这一点上是“统一战线”人，而在前行的路上他们两人走的并不是一条路。鲁迅“引以为同志”的，胡适一辈子都不认可！所以两人没有任何思想交流与精神往来，怎么可能形成“铁三角”的关系？至于钱穆，胡适、鲁迅两人在所有的思想学术领域及精神诉求方面都与钱穆格格不入。怎么可能出现“铁三角”呢？
这几年，民国年间的文化大师走红。用这些大师以映衬当下中国学术界的“江东无人”不是没有意义。但，大可不必神化这些大师。实际上中国后来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大师都是“历史的推动者”。历史给了胡适那代人千载难逢的机会。后来的历史却证实胡适是不称职的！他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说明他也是食洋不化——你不能一边批判传统文化，一边“复兴”吧？既然是杜威的学生，连杜威的思想精粹都没有吃透，更遑论布道杜威的经验主义思想了。
那代大师基本上都有着留学的文化背景。但真正能用人类现代文明的视角重新看所有问题的人几乎没有。这些大师在思想的深度上，在精神的高度上，在历史的担当上，在民族的责任感上，在东西方文化的悟性上，在义无反顾地学习先进文化的那种“破釜沉舟”的大无畏上，都远不及日本明治维新前夕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中国1840年后的近现代化之所以屡遭挫折、遥遥无期，与没有福泽谕吉那样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不无关系。这些民国大师之所以没有一个人控诉过满清的屠刀扼杀了晚明的第一次西风东渐，是因为这些身处第二次西风东渐中的大师，对西风东渐缺乏足够的、充分的、彻底的认识。没有一个人具有福泽谕吉看先进文化时的那种敏锐的感悟、洞若观火的眼力，以及超越民族情怀的襟怀。这些大师虽然不少是拥抱先进文化的人，却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拥抱。所以这些大师没有福泽谕吉引进先进文化时那种壮士断腕的决绝精神。
我们看民国的大师，不能从大师看大师。而应该历史地看大师，从大师身后的中国看大师——他们究竟为社会、为民族、为历史、为今天，做出了什么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