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常约瑟
6/26/2020 10:49:07 PM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的青岛，父亲常子华与大姐常以斯（左三）， 二姐常路斯（左四），三姐常安斯（左五） 和四姐常多斯 （父亲抱着的孩子）合影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46年前的一个清晨。那年我22岁。
1974年4月10日，与往常一样，我在北京和平里四姐常多斯家起床后吃过早饭，步行到附近的车站，挤进了塞满上班人的公车，赶去位置于西城区的铁道部总医院，去接替照料了父亲一整夜的母亲。
一个月来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几天里他一直处于昏迷弥留之中，仅靠插在鼻子里的氧气管维持生命。母亲与我们几个孩子轮班看护父亲，医生告诉我们提前准备好后事，父亲在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父亲的病房在铁道部医院的二楼。当我步入二楼走廊，看到几个姐姐默默地陪伴着母亲站立在病房门外。她们看到我时一言不语，神色黯然。我下意识地明了，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
我悄然走进病房，看到父亲像往常一样静静地躺在靠窗户的病床上，长长的眼睫毛覆盖住紧闭的双眼，一缕金黄色的晨光从窗口照射在他安祥削瘦的脸颊上。与往常不同的是，插在父亲鼻子里的氧气管已不见踪影，病房里一片死寂，听不到几天以来他陷入昏迷后，借助氧气管发出的微弱、有规律的间歇呼吸声。
过不多久，三姐常安斯与四姐常多斯走进了病房，她们要为父亲的躯体做最后的擦洗。她们以一种神圣的稳重，把盖在父亲身体上的白色被单轻轻地掀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了父亲赤裸的躯体。
我与二哥常以诺在北京铁道部医院父亲的病床前， 拍摄与1974年4月
父亲刚刚断气不久，他的躯体仍然柔软。他修长无力的手看起来仍然那么熟悉、美丽。当两个姐姐把他翻过身来擦洗后背时，发现他的背部皮肤没有因为长期卧床而有任何的褥疮，这是母亲在病床前多年精心呵护照料他的见证。他的双腿因为肌肉萎缩，枯瘦到如同胳膊那么细长。他的肚子上横着一道伤痕，那是一年前医生打开他的腹腔后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无法切除肿瘤，而又重新缝合后留下的印记。在父亲的腹腔右下方，还有一个张开的缺口。一年前由于直肠癌瘤阻止了糞便通过直肠排出，医生在他的腹部右下方切开了这个缺口，让粪便从这儿排泄出来。
两个姐姐把父亲的躯体从头到脚擦洗干净后，为他换上了几天前买好的白色寿衣。当她们忙碌时，我呆呆地伫立在病房的一角，屏声息气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心里感到一阵阵的刺痛。我为失去慈爱的父亲伤痛悲哀，撕裂的心流着血一般的泪水。
换上白色寿衣的父亲躺在病床上，静静地等待着医院的工作人员把他推去太平间。我目不转晴地凝视着父亲，趁着医护人员到来之前，贪婪地用我眼睛里的快门，把与父亲最后诀别的时刻拍摄下来，存档在我记忆的硬盘里。我的耳边回萦着几天前父亲刚刚陷入昏迷时，闭着眼睛略带微笑地说出的，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句话：“我看见天使了。”
“我看见天使了”是父亲四十六年前留下的最后遗言，也是他留下的唯一遗言。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我走南闯北，浪迹天涯在何处，父亲的这句”我看见天使了”的遗言总是伴随着我，我对他的思念从未因岁月的流失而淡忘。
父亲的遗体被送去天平间之后。我在铁道医院的院子里遇到了一位正要下班回家的女护士。她姓唐，个头不高，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我们称她为小唐护士。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她经常值夜班无微不至地看护父亲。父亲很喜欢她，有时候开玩笑称她为小天使。小唐护士见到我好奇地问道：“你的父亲以前是干啥工作的？他是位首长吧？我看到一个月来你们这一大家子人辛苦地轮班照料这位老人，但现在他走了，你们却如此镇定，为什么竟然没有一个人大声地痛哭流涕呢？”
父亲与大姐常以斯（中），二姐常路斯（左一）， 四姐常多斯合影， 拍摄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小唐护士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想告诉她，我们一家人之所以没那么捶胸顿足地嚎啕大哭，是因为我们知道父亲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在那儿有天使陪伴着他。但哀痛欲绝的我当时讲不出什么话来，只是喃喃地向小唐护士表示感谢，感谢她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精心地照料他。我没有向小唐护士解释父亲从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那时甚至连我自己，也搞不清如何去确切地定位父亲的主要职业，即我们家的出身成分。
划分父亲的出身成分经历了“三部曲”。“第一部曲”发生于共和国新成立的头13年里，即1949至1962年，父亲在这段时期填写他的成分是“高级职员”。从我上小学开始，也一直是这么填写我的家庭出身成分的。“第二部曲”发生于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在这三年半期间，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在中国的城乡展开。父亲在这场运动中被街道办事处干部与派出所的公安人员要求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把自己的成分“升级”为资本家。“第三部曲”发生在文G的十年期间，我的初中老师郭立忠于1968年动员我下乡落户时告诉我：“青岛不是你久留之地，你在青岛是没有前途的，不可能找到工作，因为你们家在江苏路办事处的档案里被划分为‘买办资产阶级’了。”
毛ZD在他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写道：“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 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的对象。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家庭成分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若是被划为买办资产阶级，或者“黑五类分子”，即属于占中国七亿五千万人口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被打入另册，失去升学与工作的机会。父亲常子华的成分在“三部曲”的曲终，彻底摧毁了我想留在青岛找工作的奢望，是我当年十六岁时决定离乡背井，去潍县的一个原始贫穷村庄插队落户当农民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我们这一代人的小脑袋从上小学开始，就被灌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我们忠实地相信，要像雷锋叔叔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大学路小学在文G前两年来了一位新上任的女校长戚孝娴，在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她把我叫到她的校长办公室，要求我与剝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争取自己的光明前途。她让我写两份揭发父母的报告，並具体诱导当时我这个只有十二岁的天真无邪的孩子，在第一份揭发父母的报告中，要批判父母剝削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生活，与他们划清界限。戚校长说：“你看，你们一家人住在一个独门独户的大别墅里，而你的大部分同学，那些广大的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家庭都是一家几口人挤住在一间小屋里。你们家这么有钱，这些钱不是剝削劳动人民，又会是从哪儿来的呢？”戚校长让我写的第二份报告的内容，是要声明自己对基督教的立场：我们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是唯物论者，必须要与相信唯心论的基督教父母划清界限。
与戚校长的这一席约谈，我才恍然大悟，平时我在课堂上振振有词热血沸腾地呐喊“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中的所谓敌人，原来就是我自己的亲生父母！那天从学校回到家，我自己悄悄地避开了父母，溜进了我的个人卧室，关上门，开始按照戚校长的“教导”写起批判父母的那两份报告来。
在写第一份报告中，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把慈祥的父亲，与黄世仁、周扒皮那样的坏人混淆在一起。我无法把戚校长口中所讲的凶神恶煞的阶级敌人，与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父亲的崇高慈爱形象，硬生生地拼接在一起，让我“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地去加以批判。
我从小在家里所感受到的父爱，可以从一位青岛读者在读了我写的一篇回忆父亲文章后的留言里得以印证。这位青岛读者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三姐常安斯在青岛二中的同学，黄佳仲女士。她这样写道：“看了约瑟的随笔，勾起了我不少的回忆。我印象中的常家多停留在一九六零年之前。那曾是一个温馨、和睦、快乐的大家庭。常伯伯第一次出现在青岛二中学校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大概是一九五八年秋天，清晨我们全班同学都集中在教室里等待出发去乡下秋收。忽然有人叫常安斯，说她爸爸在走廊里找她，我们也都望向走廊，只看到常伯伯把一个小包包递给了安斯。因为我俩的关系比较近，我随手就把包包打开了，惊讶的发现里面竟是揉搓后又折叠整齐的一大摞卫生纸！那时候没有卫生巾，女孩子每月都是用那种土红或土绿色的草纸，又厚又硬，一般都是16开纸的大小。这一包纸是把每一张都搓揉软，几张摞起来，再按对角钱折叠成一个个的长条。既增加了长度又增加了中间部分的厚度。真是智慧啊！从此我学会了为自己……安斯解释说，早晨来校前才想起来下乡这几天要赶上例假期，自己想准备却来不及了。是爸爸让她先来学校，然后全家动手帮她揉纸折叠……爸爸说好亲自到学校送给她，不会误事的。那个年代，一般的父亲都很威严。像常伯伯这样高大上的成功人士，竟会给女儿揉折卫生纸，这是多大的父爱啊！又是多么和谐的家庭氛围！为此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仔细想想，这大清早的全家人在一起，都在忙着一个动作——揉草纸、折成条，为着抢时间，快快地、快快地；完成任务后，父亲又要快快地、快快地跑向学校。其间不乏一位父亲跑一会儿累了走几步，一会儿又跑起来的景象！浓浓地爱意充满这紧张的清晨！多么美好的一个大家庭啊！”
黄佳仲女士描述的我们全家人为三姐揉搓卫生纸的场景，勾起了我珍藏多年的记忆。那年我六岁，还没有上小学。只记得当时父亲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去揉搓、折叠一大摞粗糙的草纸。父亲到二中给三姐送这些草纸时是我陪他一起去的，记得六十多岁的父亲一路上走得很快，六岁的我要小跑步才能跟上他。从二中出来之后，父亲没有带我直接回家，而是把我带到二中附近的鲁迅公园，教我如何在海边的岩石上砸海蛎子吃。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生活在高墙之内的龙江路32号别墅里的优厚居住条件，与墙外的青岛普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五六十年代的青岛，人口从1949年的75万，猛增到1966年的490万，增长了七倍，但城市的居民房却没有怎么增加。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忽视了居民房的建设，房荒，成了城市老百姓生活中的大问题。昔日殖民者在青岛建筑的那些红瓦绿树独门独户的别墅，逐渐一个个地变成了大杂院，原本一家人居住的别墅，现在住了十几家人。
不久前，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爱因斯坦”，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先生的女儿束美新女士在微信上对我说，六十年代初她每次路过龙江路32号别墅，望着用青花岗石砌垒起来的威严高墙，以及高墙内隐约可见的翠绿杉松与神秘的私家花园，总是对我们家很好奇，她这样写道：“在那个年代，你们家好像肯定不属于革命干部，但却仍然还能保持完整，就很令人好奇了。”
束美新女士的好奇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六十年代的青岛，能够像我父母这样独居一所别墅的人，除了党的高级干部之外，几乎已经绝迹。昔日的资本家们，经历过三反五反运动，以及房屋征收改革，早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来居住的独门独院的“天堂”。
人们的这种好奇心态，随着阶级斗争的论调越升越高，逐渐孕育出仇富的社会现象，最后终于在WG初期如同火山爆发似的喷发出惊人的毁灭性威力。而住在高墙内的父母，也感受到这个逼近他们的威胁，这也是父亲在“第二部曲”中为什么极力为自己辨护，声称自己一生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与退休金，而不是那些他曾经为了帮助朋友免于倒闭伸手援助的血本无归的所谓“投资”。
根据父亲在四清运动中写的一份个人简历，我惊讶地发现父亲生前曾经担任过六个私人公司的“名誉总经理”或者经理。但很明显，父亲不是一个精明的投资人，因为这些私人企业的老板都是在面临倒闭的情况下，想借助父亲在青岛社会上的良好声誉来做公关，背水一战，重振公司的营销。其中除了三个企业啓华草辫厂、济南路玉生泰杂华店、公华行央求父亲出资以避免倒闭之外，另外三家企业均没有要求父亲投资。这六家企业的名称如下：
1948年至1955年，兼任啓华草辫厂名誉总经理，投资17000元，公私合营后每季收198.6元角红利，于1964年放弃。
1946年至1948年，兼任公华行名誉总经理，投资1万元法币。
1942年夏季，兼任利中贸易行经理半年。
1947年至1948年，兼任焦子斌所设的信谊制厂名誉总经理
1949年至1949年底，兼任焦子斌所开设的光华贸易行名誉总经理
1951年，在济南路玉生泰杂货店投资3000元。1954年该店倒闭。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父亲的申辩徒劳无果，他最终被迫同意“升级”，很不情愿地把自己的成分由高级职员改变为资本家。他警觉地意识到，龙江路32号别墅将失去昔日宁静的保护伞。但是十二岁的我並没有理解戚校长让我揭发父母的真正动机。我天真地认为，戚校长讲的那一套有钱就是剝削，人们应该生活在绝对平均主义的大同社会有她的道理，並为自己生活在如此养尊处优的家庭环境中感到羞耻。虽然我无法理解社会贫富差异的根源，无法找到父亲剝削劳动人民的证据，但我在这篇报告上写道：“我要与我的剝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至于如何去真正的在现实生活中与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我还没有想清楚。
那天晚上与父母坐在厨房的饭桌上吃晚餐，饭前父亲做了例行的简短祷告，听着他那充满了温情虔诚的祷告词，一股强烈的罪恶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拿不到桌面上，对不起父母的忘恩负义的恶事。
父亲母亲与大哥常恩惠（左一）， 大哥的儿子常彼得（左二），女儿常路德（右二）合影于文G期间。
吃罢晚饭，我回到自己的卧室，继续写我的第二篇报告。但我遇到了难题，不晓得如何下笔去逻辑性地批判父亲的唯心论宗教思想。
我于1952年出生时，父亲就在我家的户口本上的“有无宗教信仰”一栏里，为我填写了我是基督徒，並为我起名为常约瑟。约瑟是圣经旧约中的一个著名人物，他是雅各与拉结所生之子，因聪颖得其父偏爱而遭众弟兄嫉恨，众兄便将其卖掉，而后被带到埃及当奴隶。因给埃及法老释梦得到重用，被任为宰相。我从没有问过父亲为什么他为我起名为约瑟，我估计也许是因为圣经里的那个约瑟和我都是“老生子”。雅各在他91岁时他的妻子拉结生的约瑟，而母亲梁今永于1952年生我时，父亲也已经55岁了。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圣经里的约瑟曾经坐过监狱，而我这个胎儿也曾经与十月怀胎的母亲一起在青岛李村监狱里呆了八个月。
从我记事开始，每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都会在龙江路32号别墅的餐厅里听父亲讲解圣经，这是我们家的私人聚会，参加这个家庭聚会的人，除了我的父母与哥哥姐姐们之外，还有外婆吳受恩。这间餐厅位置于别墅的东边，窗外有三棵硕大的无花果树。这些无花果树茂盛的树叶，遮挡了从东边射来的阳光，令室内显得格外宁静。餐厅里摆放着一个长条餐桌，周围有许多椅子。每个星期天家庭聚会结束后，我们几个孩子有时在这个餐桌上打兵乓球。
当父亲坐在大餐桌靠近窗户的东角开始讲解圣经时，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平时沉默寡言的他，此时突然变成了滔滔不绝的演说家。他讲道的时候眼睛目视前方，闪耀着激情和灵性的光芒，他口若悬河，抑扬顿挫，引经据典……仿佛不仅仅是在向坐在餐桌边的寥寥几个家庭成员讲道，而是在一个大教堂的讲台上向台下的千百个听众讲道。
遗憾的是，由于那时年龄太小，我听不太懂父亲的讲道。特别是父亲经常喜欢讲的人类的原罪与上帝救赎的计划，我感觉自己仿佛是在听天书，无法理解其中的深邃哲理。但是父亲绘声绘色讲的圣经中那些经典故事，却都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亚当和夏娃在美丽的伊甸园里偷吃禁果，洪水泛滥中仅存的挪亚方舟，老夫老妻的亚伯拉罕与他的妻子撒拉老来得子，带领以色利人出埃及的摩西，在一条大鱼肚子呆了三天三夜的约拿，耶稣让瞎眼的人重见光明，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最令我心动的是旧约创世记里上帝创造宇宙、地球、世界上的海洋与大地，以及人类的祖先亚当与夏娃。每当父亲讲到上帝创造了万物时，都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与关注。
然而，这个最令我感兴趣的生命起源的奥秘，在学校的课堂里受到挑战。我被老师告知，人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猴子演变过来的。我是应该相信父亲讲的圣经里的生命起源故事呢，还是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呢？我陷入困扰中。对于一个从小就对探索生命起源奥秘感兴趣的孩子来说，我不想写一份违背自己良心的报告。我打算交白卷，想当面向戚校长解释清楚自己的想法。
第二天，在大学路小学校长办公室，我把第一份报告恭敬地双手交给戚校长，並坦白说，第二份报告自己还需要一段时间去探索一些疑问，所以目前无法写这份报告。我诚实地告诉戚校长，我无法确定应该相信课堂书本上讲的人是猴子变的，还是父亲在家里教导我的，宇宙与世界上的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这其中包括人类。我还进一步对戚校长说，这如同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议，我实在是拿不太准……
看着眼前这个不知好歹，竟敢当面挑战她的校长权威的五年级小学生，戚校长大为震惊，她那原本白里透红细皮嫩肉的脸蛋霎时变得青紫色。她粗略地看了一下我写的第一份报告，严厉地斥责我道：“你的这份报告我暂时收下，写得太空洞，只有口号却没有实际揭发你父亲剝削劳动人民的内容。”
从此我上了戚校长的黑名单。小学六年级毕业时，当她得知我要报考青岛最好的青岛第二中学时，写了一封亲笔签名的密信，派体育老师赵振远把这封密函送到二中校长办公室，信中她通知二中校长，我与班上的另外一个女同学唐新民，均属于没有改造好的剝削阶级家庭子女，要求二中不得录取这两名思想落后的学生。赵老师去二中送密信这件事，是事隔半个世纪之后，他亲自向唐新民坦白的。我与唐新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我们这两人当年名落孙山，没有被二中录取的真正原因。
在WG中被江苏路办事处的街道大妈们划为“买办资产阶级”成分之后，我的父母成了我们这个社区的头号“阶级敌人”。他们被扫地出门，受尽了人间苦难。当父母被赶到龙江路32号后院阴森潮湿的半地室之后，父亲在家徒四壁的小黑屋里经常唱的一首歌，竟然是：“空空空，空空空，这也空那也空，世上一切空，爱主不落空……”有一年我四姐常多斯回青岛生孩子，他在与四姐的一次长谈中说道：“主说，你得到的太多了，我要收回去。”
最近这几年由于我在写《青岛是个海》回忆录，勾起了不少左右邻舍与亲朋好友的回忆，他们陆陆续续通过微信告诉我当年父亲在“三部曲”的高潮中所遭受到的摧残虐待，但父亲在生前却从来没有向我提及他所受的这些残酷迫害。
林雅敏女士是我三姐在二中的同窗好友，近年来她曾向我描述了1969年她亲眼目睹父亲落难时的情景，林雅敏女士回忆道：
“文G初期到处都充满了血腥味，造反派任意践踏富人的住宅，抢，烧，砸都很随意，被抄的人家谁都不敢讲话。红色恐怖让人们却步。
1969年我回青岛生孩子有空去安斯家看望她母亲，走到她家门口，我惊异地看到常伯父低着头在认真地扫馬路，此刻我驻足心痛地凝视他片刻才走进龙江路32号院里，昔日的宽敞房子已经不属于他们的了，常伯母在后院黑暗潮湿的半地下室小平房里，她呆呆坐在那里，见我来时，她的脸上没有往日欢喜的表情，当时忘了说了什么，只见满地破烂包袱。我心中在流泪，为她们冤曲报不平，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安慰常伯母。回家把这一幕告诉我妈妈，我们都心痛常家的遭遇，过了几日我生下儿子，安斯来看我，她竟然平静问我身体怎样，一点委屈的样子都没有，临走时我妈妈送她一把我外甥从费县买来的坐月子大鸡蛋，安斯高兴地拿走了。此刻我躺在床上心中多么多么感激我老母亲，她的怜悯之心送给常家一点点温暖，至今这些情景历历在目。当时心里的温暖话说不出来，因为知道再多话也不能让她家恢复往日欢快的生……”
一位读者转发给我住在华山路十号的邻居邢宇煜的回忆：“常子华先生是一位慈善和蔼的老人，不论老人还是孩子，他路上遇见老远就站下打照呼，就是这样一位开明的慈善家，文革中受尽了折磨，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个下雨天，几个凶恶的红卫兵押着常老，一路打骂从我家门口走过，皮带打在常老的头上，血水混着雨水流到身上，人过去了，地上留下了常老一顶蓝色毛线帽子淋在雨中，遥远的昨天，很多事情都忘却了，但这个画面至今历历在目，清楚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写于2020年6月19日
1904年至1906年，7岁至9岁，就读于宁波私塾二年，在宁波私塾里读遍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四书五经》以及《古文观止》。
1906年至1907年，9岁至10岁，就读于宁波华英中学斐迪学堂一年半。此学校是由宁波英国遁道公会立教阚斐迪兴举办的中学。学堂校舍落成于1906年，也就是父亲入学的那一年，位置于原人民路北段西的宁波锅炉厂内，现已不存在了。
1910至1914年，13岁至17岁，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当“农民工”，工作之余开始自修英语。
1914年至1916年，17岁至19岁，就读于上海圣芳济学院商学院在St.Francis Xavier’s College。与此同时，在虹口菜市场的一家食品货店担任临时售货员以供自己上学费用。圣芳济学院是一所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即今日上海市北虹高级中学的前身)。这所学校由耶稣会（Jesuit Fathers)创建于1874年。
1916年，19岁，考入英商卜内门公司，担任初级文牍部职员，月薪四十元。
上海四川中路133号
1918年，21岁，调入卜内门公司北京分行，担任文牍员兼推销员，月薪一百元。
1925年，28岁，调入卜内门公司青岛分行，负责推销电镀原料与火柴。
1936年，39岁，升迁为卜内门公司青岛分行主任，月薪五百元。
1946年，49岁，升迁为卜内门公司青岛分行临时代理副经理，月薪八百元。
1949年，52岁，月薪升为一千三百元。
1954年，57岁，卜内门公司在中国大陆歇业，一次性领取退休金四万元。
1925年，教徒, 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
1927年，长老，讲道人, 教会创建人。在临清路58号家中开始组织家庭教会，早晩都有聚会，並接待由农村来的传道人住在家中。每月的薪水多用于教会服事。
1903年，长老，讲道人。陵县路37号教会。
1933年，长老，讲道人，教会创建人。在李村河东创建了“神的教会”。
1937年，长老，讲道人，教会创建人，把陵县路37号教会的名称改为“神的教会”。
1938年，长老，讲道人，教会创建人。迁居广饶路15号，在前院修建了一个教堂，“神的教会”， 早晚都有聚会。
1952年生于青岛。1968年初中毕业后去山东潍县插队落户。1971年考入潍坊市文工团，担任小提琴，钢琴，手风琴师。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1980年毕业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1986年毕业于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的Biola University，主修财会企业管理。1986任职于美国农夫保险公司会计师。1995任职于苏黎世保险公司北美IT财会预算分析员，经理。2013年三月因患末期癌症离职后，开始中文写作，在新浪微博、海外文轩、博谈网、华夏文摘上发表散文，并在“境界”杂志上开设专栏，读者点击数一千多万次。现定居美国南加州钻石岗，是海外文轩作家协会终身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