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常约瑟
3/28/2020 10:12:27 AM
（一）不堪回首
抄家，语出《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姑娘快快传进去请太太们回避，外头王爷就进来抄家了！”儿时我读到这节小说时，只把它当成是阅读古典文学，心里並没有什么恐惧感。(1)
直到1966年初夏，年仅十四岁的我，在青岛龙江路的老宅，亲身体会到了抄家的恐怖。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臭名昭著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后不久，我的家被抄了。这些由江苏路办事处干部带领的“革命群众”，並没有如同曹雪芹笔下的王爷们那么彬彬有礼地让被抄家属回避。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破门而入，在我父母惊恐的眼前，把家里的财物钱币、古书字画、家具、钢琴、地毯……劫洗一空。从此，一提起“抄家”这二字，我便如谈虎色变，不寒而栗。
文革中的抄家，除了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刺痛的伤痕之外，还让我变成了一个对家具丝毫不感兴趣的人。我一生中曾游历过世界许多地方，见过不少名贵家具：北京城故宫里十三个朝代皇帝们坐过的龙椅、维也纳金壁辉煌的皇宫里陈列的路易十四古典家具、威尼斯圣·馬可大教堂里雕刻精美的家具……但这一切，我都是漫不经心地随意瞥过，从来没有停下步来，把它们当作艺术品，以审美的眼光去细细地欣赏。
我对家具的漠视，更可从自己家里家具的来由略窥一斑。那是1986年的夏天，距文革抄家整整二十年之后，我在美国Biola University大学毕业，与分离六年的内子团圆。我们在南加州橘县租了一个有一间斗室的小公寓，搬进这空荡荡的小屋后，我们这对穷夫妻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家具。
为了捡便宜货，我们去了一个存放旧家具的仓库，里面堆积了许多旅馆改造翻新时扔掉的破旧家具。我们在那儿捡了几把摇摇晃晃的旧椅子，两个台面上有曾经因放置旅馆房间台灯而挖了个洞的床头柜，一个用结实的木枓、粗糙的手工制作的笨重饭桌，一个旧床垫。买这些旧家具总共只花费了一百多美元。
冰箱是从马路边捡回来的。一个从越南来的难民电工帮助我们把它修好，只收了60美元的修理费用。这冰箱有个毛病，每次关门时需要用脚踢一下才能关紧。从马路边上捡回来的旧冰箱陪伴了我们八年之久，在这八年期间，我们养成了每次关冰箱门时用脚踢门的习惯，以至于后来我们换了一个新冰箱，有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习惯性地用脚去踢那崭新的冰箱门。这踢新冰箱门的趣事，成了家里人相互揶揄的话题。
几年后，我们从小公寓搬进了新房子。从此，家里添置的家具我就从没有再过问了。勤俭持家的内子，总是会去淘些家具店里处理的有些瑕疵的减价家具，把家里佈置得舒适温馨。但是在许多时候，在外工作了一天精疲力尽的我，回到家中没有注意到她新淘来的家具。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内子时常会指着静静地放置在家里一个角落的家具对我说：“这是几天前我打折买来的，你喜欢吗？”
（二）我在美国“抄家”
不久前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让我这对家具丝毫不感兴趣的人，竟然改变了看法。这个偶然发生的事情是——我在美国“抄”了家。但不同于文革时被别人抄了自己的家，这次是我“抄”了别人的家。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的一个美国友人邦妮的父母近几年先后去世，邦妮因为要翻修父母遗留下的房子，需要人帮忙去清理屋子。因为邦妮是单身，身体又有病，我便主动提出我们家可以出劳动力义务帮她清理。
这是南加州今年少有的一个炎热夏日，气温燃烧到华氏一百多度，在灼热的空气中，一个人即使什么事情都不做，也会汗流浃背。临出发前，内子把我挡下说：“这大热天的，你这癌症病人最好别出门。况且你又干不了体力活，去了碍事，还是待在家里吧。”说罢她与小儿子Mark二人驱车而去，留下我一人在家。
下午二时内子打来电话，告诉我清理工作一切顺利，但仍有许多活要做。电话中她征求我的意见：“邦妮想把她父母遗留下的一些家具送给咱们，你若是同意，请马上打电话给老徐，劳驾他开他那个卡车来装载这些家具，因为我们的车子太小，装不下这么多家具。”
“家具？我们为什么要家具？”我在电话里的第一反应是否定的。我持否定的原因很明显：一是多年来我从来就对家具不感兴趣，二是这件事来的这么突然，我不确定可以马上联系到我的青岛老乡老徐，央求他开着他的卡车，在这赤日炎炎的酷暑天去邦妮家拉家具。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身患末期癌症的病人来说，冷不丁地添置这么多家具，简直是一件多余的烦恼。
听到我冷漠的反应，内子知道我对接受邦妮的家具並不感冒，但她没有设法说服我，只是在电话里淡淡地说：“你再想想吧，若是你改变了主意，能够联系上老徐，就请他开卡车来一趟。这样可以及时帮助邦妮把房子腾出来，因为明天工人就要开始施工修整房子了。”
内子最后的一句话提醒了我。邦妮不久前曾经让我看过她整修她的父母房子的蓝图。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工人需要折掉好几面室内墙壁，重新规划房子内的格局。倘若室内仍然留有家具，会阻碍工程顺利进行。
想到这儿，没有多加思索，我即刻给老徐打了一个电话。老徐是一个典型的助人为乐的青岛老乡，他豪爽地在电话里应允：“没有问题，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马上出发，请把邦妮家的地址发到我的微信上。”
傍晚天快黑时，老徐、内子及儿子分别开车回来了。当我走出大门迎接他们时，一下子被跃入眼帘的场景惊呆了：老徐的白色卡车上载滿了家具，它们被捆绑堆积在一起，仿佛一座小山。看着大汗涔涔的老徐与儿子把这些堆积如山的家具一件件从卡车上卸下来搬进家里，一丝奇怪的念头在我的脑子里油然而生：我把友人邦妮的家给“抄”了。
当老徐与儿子把从邦妮家里“抄”来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家具放置在家里不同的角落后，我感觉上帝好像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把半个世纪前在青岛龙江路老宅被“无产阶级革命群众”抄家抢走的家具，在太平洋彼岸的南加州，又送还给我了。
少年时在青岛老宅里遭遇的那场抄家，在我心灵深处留下了一道痛苦的创伤。多少年来，我刻意地把它隐藏在内心，企望它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淡忘。然而，从友人邦妮家里抄来的这些家具，意外地把沉淀在心底多年的记忆翻搅出来，使我这个“家具盲”突然睁开了眼晴，发现自己的家仿佛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我猛然悟到，原来精致古典的家具也可以折射出人类的文明与残暴、人性的高尚优雅与猥亵污劣、人情的爱与恨。
（三）父亲的书桌
从邦妮家“抄”来的家具大都是用海南黄花梨红木制成。黄花梨是中国海南特有的一种珍稀木，这类木材现今已经绝版，成器的家具只能在拍卖收藏市场交易上买到。在邦妮的这些家具中，我这“家具盲人”被一个黄花梨红木书桌所吸引，因为这个书桌与半个世纪前“革命群众”从青岛老宅阁楼上父亲书房里抄走的一个红木书桌极为相像。它们好像是出自于同一位技艺精湛，经验深厚的老艺人之手。
这个“失而复得”的红木书桌的材色均匀，从浅黄至暗红褐色，有着神秘微弱的光泽，散发幽雅沉静的气质。书桌的的桌面，是由一整块海南黄花梨红木制作出来的。由于在海南的黃花梨树生长得很慢，估计这桌面的原材料来源于一棵生长了几百年，直径有两米左右粗的老树。桌面上的木纹斜而交错、变化丰富、晶莹剔透。我禁不住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桌面，体会那温润如玉之感。书桌左右两侧各有四个抽屉。打开这些抽屉，发现每一个都是精雕细刻的作品。拉抽屉的手把不是通常木工钉上去的零件，而是在一整块红木抽屉面上雕刻出来的。整个书桌是木榫结构，找不到一个铁钉。
我们把这个黄花梨红木书桌放置于起居室面朝山下的一个窗前。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与这“抄”来的红木书桌相比，家里其他那些从仓库或者减价店“淘”来的劣质家具都显得相形见绌了。
送走了疲惫不堪汗流浃背的老徐之后，我坐在这个质朴美观、幽雅清新的黄花梨红木书桌前，向窗外望去——夜幕徐徐降临，山下万家灯火在黑夜中闪烁，一轮明月挂在深静的高穹之中。在这万籁俱静的夜晚，我的思绪穿越了时空，回到半个世纪前，再次目睹了父亲在青岛老宅中的那个红木书桌的命运。
那是父亲生前非常钟爱的红木书桌，他把它放置在老宅阁楼上的书房里。书房是我们孩子们不得入内的禁地，平时，只有父亲一个人坐在这儿闭门读书。年幼的我因为好奇，曾经偷潜入这个神秘的所在窥探。当我溜进书房里时，即刻被四周墙壁书架上存放着的上千册外文书籍所震撼。而书房中央的巨大红木书桌，更加重了空气中庄肃宁静的气氛。虽然当时我因年少无知，没有什么雅兴去鉴赏它奇巧紧密的木纹、精雕细刻的工艺，但我还是被它所散发出的清雅绝尘的气质所感染，小小的心里竟生出了些许痴迷……这里的一切仿佛属于另外一个时代，它与外面世界里喧嚣的阶级斗争气氛是如此的截然不同。
（四）教堂变赃窝
这个令儿时的我神往的红木书桌，最终没有逃脱文革初那场席卷全国的抄家风暴。它随同青岛龙江路老宅里的所有家当，被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们装进了十几部解放牌大卡车，浩浩荡荡地运进了青岛著名的天主教堂（圣弥厄尔教堂—St. Michael’s Cathedral) 。
青岛圣弥厄尔教堂，由德国设计师兼神父Father Alfred Frobel在1930年代设计，建立在青岛殖民老城的中心制高点，在殖民时期与民国时期，曾经是山东省的最高建筑。这个具有哥特式和罗马式建筑风格的大教堂以黄色花岗岩石建成，外形庄重而朴素。教堂的两侧各耸立一座钟塔，塔尖上各竖立一个巨大十字架，塔内悬有四口大钟，鸣奏的钟声可传遍青岛老城的每一个街角。
圣弥厄尔教堂于2006年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每年成千上万游客参观的热点。当今充斥在网络上有关它在青岛历史上占有重要建筑地位的文字不可胜数。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庄严神圣的教堂，在文革中曾一度亵渎地变成了一个窝藏赃物的仓库。一群披着“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外衣的现代江洋大盗们，把从全城富有市民家里抄来的家具与贵重物品，统统用汽车拉进了这个圣殿里的大厅内。他们在祭台上方手托地球的耶稣、拿着十字架的圣约翰、圣母玛丽亚以及众多天使的注视下，悄然地进行着也许是青岛历史上最有组织、最有系统、最肮脏的巨大分赃勾当：瓜分这些从全城富有家庭抄来的不义之财。
（五）落实政策
1974年，邓小平在出人意料的第二次复出期间出访了美国，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闭关锁国的中国要与世界重新接轨。为了推行他的“整顿生产发展经 济”的治国理念，邓小平下令在国内开始为许多文革中的冤案落实政策。由于当时“四人帮”仍然控制着国家的主要媒体，人们大都还生活在文革延续下来的极左思潮之中，许多地方上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们很不情愿执行这个落实政策的“圣旨”。
那年夏天，我接到青岛江苏路办事处一位陈姓女办事员的口头通知，说是我的父母被落实政策了。她告诉我，有几件八年前从我家抄走的家具仍存放在天主教堂里，现在我可以代表已经死去的父亲去把它们取回来。
这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消息。自从十四岁家里被抄得一贫如洗之后，八年过去了，我从未奢望自己能有机会再见到那些被抄走的家具。在这八年期间，我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没有家具的环境里：插队潍县时，我睡在农民的炕上，简陋的泥屋里除了一个锅灶与吃饭用的小板凳外，没有家具；在寒亭县城文化馆宣传队时，与几十个宣传队员睡大通铺，屋里没有家具；在潍坊市文工团工作时，我们七八个外地的年轻人晚上睡觉的床，白天变成了文工团人们坐着斗思批修学习最高指示的办公椅床，那儿没有家具。“家具”这两个字，已经从我心中的字典中删除了。
那是一个酷热的夏日，我从掖县路菜店借来一辆两轮地板车，沿着市区起伏不定的街路，拉车向坐落在老城市中心浙江路的天主教堂走去。一路上，一个弱弱的声音缠绕在耳边：“待会儿我可以找到父亲的红木书桌吗？”
（六）上帝与魔鬼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这个德国人建筑的天主教堂。幼年时听老人们说，圣弥厄尔大教堂的内部金壁辉煌、神圣庄严。虽然我小时候从未走进过它，但每次路经此地，总是怀着仰慕与好奇的心。然而，当我走进教堂，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与我的想像截然相反的画面。
教堂朝南的正门自文革初始就被封闭了，我是从西侧门进入的。一个守仓人引导我穿过昏暗的走廊，来到教堂的中心大厅。大厅里光线很暗，上空悬吊的七盏巨大的铜雕灯无一发射出亮光，有如七个寂悄的幽灵，悬空在人们的头顶。大厅的墙柱上有几个点亮的壁灯，凄凉地发出萤光虫似的微光。唯一可以借助的光源，是穿透大厅上方几个彩色玻璃窗射下来的阳光。
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云山雾罩的怪诞境界，一个上帝与魔鬼对峙的两极世界。教堂的地面上断壁颓垣，污浊混沌，到处堆积着缺腿少胳膊的破烂家具，它们是“革命者”们瓜分了掠夺的财富之后的残羮剩饭。教堂的上空，头上带有光环的主耶稣，与圣徒约翰、圣母玛丽亚以及许多天使们，腾云驾雾在天堂上极目遥望。
“到了，就在这里了”，一脸阴森的守仓人指着地上的一堆废墟，以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也许文革八年来，他已经习惯于热情地接待前来分赃的那些“工农兵革命群众”，现在他的脑袋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为什么这世道突然变了，上级领导要把这些从“破四旧”夺取的胜利果实，归还给它们的旧主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们。
（七）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顺着守仓人指的方向瞧去，在大厅的一个阴暗角落里，我看到了一小堆破碎家具。它们是经过八年来的分赃后，革命者们看不上眼，不屑一顾的几件家具。显然，父亲书房里的那个曾经令我神往的红木书桌没有在这堆废墟中。虽然略有失望，我还是幸庆失而复得了父亲的几件旧物。
我看到斜躺在这小堆家具上一个眼熟的四扇折叠屏风。记得这个紫檀木屏风曾经放在老宅父母亲的主卧室里。每天清晨起床后，我都会走进父母卧室的门口，隔着屏风向父母亲请安：“爸爸妈妈早晨好！”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1966年夏天老宅被抄的那一天。也许是这个紫檀木屏风上的铜黄色丝绸已经百孔千疮破烂不堪，古老的紫檀木也因长久弃置于灰尘中而失去了昔日的光泽，这使得它逃脱了分赃人的眼目而幸存下来。
压在这折叠屏风底下的，是一个紫檀木架子。这是一个现代鲁班制作出的精品。它采用的紫檀木呈暗红褐色，架子外观线条流畅，木纹质朴美观。记忆中父亲在这架子上摆了几件清明古董瓷器，更使得这个紫檀木架增加了古香古色的意味。我至今也搞不懂为什么这么一件木制精品竟然没有被革命者们看中，也许他们那时还没有雅性，不知道如何去鉴赏这个艺术品，认为它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在上面摆不上多少东西而遗弃在这儿了。
在这小堆废墟里，我还意外地扒出了一件日本瓷器。这是我儿时印象深刻的一件瓷器，因为父亲把它摆在客厅的三角钢琴上，每次我练琴时，这个印有浅淡色彩的牡丹花瓷器是我的唯一听众。它的底座刻印有中文“日陶”，以及英文Noritake China的字样。瓷器上的牡丹花色彩文雅，由粉红、黃、白色混合交织在一起。与家里的那些名贵明清古董瓷器相比，这个气质柔和朴素的日本瓷器很不起眼，或许这是它没有被革命者带走的原因。（2）
在仓库看守人的监视下，我把这几件旧物小心翼翼地装到地板车上。在搬运过程中，我好奇地走到封闭八年的教堂正门入口处，看到进门处的墙壁上，醒目地刻印着天主教的著名十诫。我的目光不自觉地停留在其中的两诫上：“不偷盗……不贪他人财物。”心想，不晓得在过去的八年期间，频繁进出这个天主堂，昧着良心把成堆的赃物拿回自己家的人们，是否看到了上帝的这两条诫命？（3）
光阴荏苒，当年参与青岛抄家，在天主教堂分赃的人，现在应该都已经是六七十岁左右祖父母级的老年人了。他们的家中，现在仍然摆设着那些抄来的不义之财……也许是一个名贵的明清古董，也许是一具家具，也许是父亲书房里的那个红木书桌……我在想，这群年衰垂暮的老人们，每天在家里瞪着这些带不进棺材的赃物，他们是否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恶有过一丝的忏悔？
这是青岛历史上令人蒙羞的事件——一个敬拜上帝的圣殿，竟然一度变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抄家指挥联络站。从全城上千个富有的百姓家里抄来的家具及贵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抵到这个库存中心。涉及参与抄家、分赃的人，很可能成百上千。然而，这段玷污圣殿的不光彩历史，现在好像已经被人们忘得一干而净，在当今资讯满溢的网络上，罕有文字记载。我在百度上搜寻了一下青岛天主教堂的资讯，在众多条介绍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的文章中，仅仅可以找到这么一句清描淡写的记录：“文革时……这里成了仓库。”
（八）抄家的印记
时隔半个世纪的两次抄家，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文革中的抄家，使我从一个青岛城内颇有名望的富裕家庭的“富二代”，沦落为身无分文的“贱民”。它抄出了人性中的贪婪、险恶、猥亵与污劣。但它也让我发现，原来在这世界上，有太多与我一样穷困潦倒，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贫穷、饥饿、无助，与他们同群一体，同舟共命，使我从此对他们产生了同情恻隐之心。上帝籍着那次抄家，在我心里种上了一棵向善与爱的种子。
而不久前在美国的第二次“抄家”，出人意外地“抄”出了许多文革抄家时失去的珍贵家具。它不仅“抄”出了人世间的友情与爱，也“抄”回了我封存多年的记忆。坐在从友人邦妮家“抄”来的黄花梨红木书桌前写这篇文章此刻的我，眼前浮现出半个世纪前的一个画面：二十二岁的我手捧着牡丹花日本瓷器花瓶，离开青岛圣弥厄尔天主教堂的大厅，回头最后看了一眼在大厅正上方高纵云端的耶稣像。不同于我后来游历世界许多著名大教堂时看到过的耶稣像，在这幅画面中，我感到主耶稣的眼神从未如此悲痛，如此深沉，而又如此充满了怜悯与宽恕。
注释
（1）节摘自《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的一段精彩描述：
正说到高兴，只听见邢夫人那边的人一直声的嚷进来说：“老太太，太太！不……不好了！多多少少的穿靴带帽的强……强盗来了！翻箱倒笼的来拿东西！” 贾母等听着发呆。又见平儿披头散发，拉着巧姐，哭哭啼啼的来说：“不好了！我正和姐儿吃饭，只见来旺被人拴着进来说，姑娘快快传进去请太太们回避，外头王爷就进来抄家了！我听了几乎吓死！正要进房拿要紧的东西，被一伙子人浑推浑赶出来了。这里该穿该带的快快的收拾吧！” 邢王二夫人听得，俱魂飞天外，不知怎样才好。独见风姐先前圆睁两眼听着，后来一仰身便栽倒地下。贾母没有听完，便吓得涕泪交流，连话也说不出来。
（2）这个印有牡丹花样的日本瓷器现存放于我在美国的家中。Noritake China 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日本陶瓷器上市公司，它制作的陶瓷器享誉全球，品牌具有独特的古典和优雅內涵。
（3）天主教的十诫是人类理性与良知的主要道德律，是使人的生命逐渐达至圆满生命的法则。它是做为一个信徒必须了解的“爱的法则 law of love”， 这个“爱的法则”也是道德标准的第一项原则和来源，它包含了“所有的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馬 22:40)
第一诫 钦崇一天主在万有之上。
第二诫 不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
第三诫 守瞻礼之日和主日。
第四诫 孝敬父母，尊敬师长。
第五诫 不杀人不害人。
第六诫 不行邪淫。
第七诫 不偷盗。
第八诫 不妄证不毁谤人。
第九诫 不贪图他人妻子。
第十诫 不贪他人财物。
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的十诫，仅仅是爱的最低描述，基督徒的生活本身需要远远不止简单地遵循这十诫。
写于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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