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北冥有鱼
2011-02-12 00:15:03
写一个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的人是要有一定心理素质的,特别是在正月里,弄得不好会让人的心里很纠结。我也写过几篇由书及人的文章了,可没有一篇让我如此难以下笔。因为,前边那些人没有一个像他这般有才,也没有一个像他这般不可理喻。
郑孝胥(1860-1938),字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县(今福州)人。近代诗人,书法家,“政治家”。(不知附逆是否也算是政治。)
该人清光绪八年(1882)以乡试第一名中举。考取过“国务院秘书”(内阁中书),担任过驻日使馆秘书、领事、总领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秘书(章京),曾经担任过李鸿章、张之洞、岑春煊等多个封疆大吏的幕僚。办过洋务、担任过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兼汉口铁路学堂校长、江南制造局总办、锦瑷铁路督办兼葫芦岛开发策划。拥护君主立宪制、被推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曾是逊清“朝廷”的总理内务府大臣,最后官职是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
现在人们对郑孝胥了解最多的,应该是他的书法。就像北宋时的蔡京、南宋时的秦桧、明代的严嵩、清初的王铎一样,尽管郑孝胥的书法极尽精美,但却是一个人品有大缺陷的人物。
郑孝胥年轻时以帖学为宗,多受馆阁体影响,尽管千字一面,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受翁同和影响,继而上追钱南园,雄强之气渐露,中年之后逐渐转向北魏及周秦两汉诸碑,书风为之一变,渐成自家规模。郑孝胥书法四体皆能,而以行、楷为最,他的行、楷主要根基在颜、苏、黄诸家,中年之后主张“楷隶相参”,加入不少汉魏笔意,也相当多地保留了颜字肩转、捺脚过分夸张的特征以及苏、黄稳健洒脱,纵横开阖的风神,变化巧妙,取舍得当,既有笔力坚挺、精悍激荡之气,又有取势新奇,轻松清秀之趣。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郑孝胥的书法在清末已经成为时人搜求的对象,价值在当时已经很高。辛亥革命后,清廷垮台,对于许多遗老来说,宛如天崩地陷,失去优厚的俸禄,顿有生计之忧。然而此时的郑孝胥,观花赏月,诗酒酬酢,活得何等潇洒,其原因就在于手中那管大号狼毫。《郑孝胥日记》里有不少这样的记载:“为人作字。九华堂代求鸿仪堂匾,每字润笔十两。”(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蒋孟苹、蔡鹄卿来,蒋为中华书局代求匾四大字,径三尺,润笔百元”(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九日)。“使小乙(郑子)结算丙辰年(一九一六)卖字所得,凡二千七百四十五元七角,又银二百两”(一九一七年二月六日)。当年郑孝胥在张之洞总督府做幕僚时,月薪为九十两银子,而二十年代北大、清华的教授月薪亦仅为二三百元。郑氏每年鬻字沪上,年入二万金,同时写手如沈曾植、李瑞清、曾熙等,皆自叹不如。其墨迹也因此留布不少,交通银行的行标、第一版的辞源书名即是他书写的。《中国书法全集》也留下了他的专题。
不少人可能不知道,他还有一项可以和他的书法比肩的辉煌成就,那就是他的诗歌。
他是被后代学人普遍看好的、代表着中国诗歌阶段性成就的同光体的领军人物。同光体是宋代以来中国诗史上的一个小高峰。具体讲,中国诗歌发展到唐代才成熟,到宋代才有全新的发展。唐诗是以乐府风格占主导,吟咏性情,仍是自然、朴素的。而宋诗则更强调文化的底蕴,强调诗人的天赋还要加上学问的积累,这是宋诗高出唐诗的地方。同光体诗学宗趣较为广泛,宗宋而不废唐,于唐宋诸家皆有宗尚,但有所取舍。于唐取韦应物、柳宗元、孟郊,于宋取梅尧臣、王安石、苏轼,形成了诗句看似平常,并不奇崛,表达感情的方式却非常独特,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的清苍幽峭的创作风格。
1923年之前,郑孝胥有很长时间隐居上海,筑楼自居,号“海藏楼”。海藏一词来自苏轼“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他曾围绕着海藏楼写过很多感怀诗:
沧海横流事可伤,陆沉何地得深藏?
廿年诗卷收江水,一角危楼待夕阳。
窗下孔宾思遁世,洛中仲道感升堂。
陈编关系知无几,他日谁堪比辨亡?
——《海藏楼试笔》
风雨重阳秋愈深,却因对酒废登临。
楼居每觉诗为祟,腹疾翻愁酒见侵。
东海可堪孤士蹈,神州遂付百年沉。
等闲难遣黄昏后,起望残阳奈暮阴。
——《重九雨中作》
此时的郑孝胥尚不乏忧时愤世之意,也有济时用世之心,一直在等待时机施展抱负。他的许多诗不仅体现他的才情也能体现他的奋斗:
山如旗旌开,舟自南塘下,
海日生未生,有人起长夜。
郑孝胥各体兼擅,而七言近体尤为所长,名句如“天际云涛秋益壮,楼头风雨昼初凉”“乱峰出没争初日,残雪高低带数州” “往事梦空春去后,高楼天远恨来时”“休官竟以诗人老,祈死应知国事非”“三十不官宁有道,一生负气恐全非”,于集中俯拾皆是。与同时诗人引经据典,规唐模宋不同,他的诗不以模仿古人为能,“何当掷笔睨天际,胸无故人任自为”,用语清寂淡远而骨力峭拔,时有兀兀不平之气,晚年所作,尤见倔强之态。
清诗专家钱仲联说:“义宁句法高天下,简澹神情郑海藏。”在清末民初旧诗的成就上,公认与陈三立比肩的,只有郑孝胥。张之洞称赏郑诗,有“郑苏堪是一把手”之语。与他同一时代的著名诗歌评论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推郑孝胥为“清苍幽峭”的诗风之首。
尽管郑孝胥在他的诗里表露出许多归隐林下之意,他也曾借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一语批评佛徒虽说四大皆空,实未能摆脱名利束缚之弊:“吾今服孔子,敢死气磊砢(ke),彼云魂有灵,亦未脱缰锁。”“名缰利锁中,何曾见人豪。”但实际上他十分热衷追逐功名利禄。当年他在日本时对朋友说的一段话,很能反映出他的真实心态:“我辈今所冀者惟三等耳:有权在手,上也;有饭可吃,中也;有名可传,下也。无权无饭,名又难传,不亦苦哉。”基于这样一种心态,他始终把功名作为自己奋斗目标,急于建功立业:“拔木破山风到处,翻江倒海雨来时,平生未尽飞腾意,只有虚檐铁马知。”
郑孝胥生当晚清末世,早年奋发有为,深思力学,一时以干练名冠当时,晚清所有有名的督抚都争相延揽,士林学界也是赞誉一片。
辛亥革命前的郑孝胥,在政治上主张维新,赞成立宪。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地方上办了不少洋务。一八九八年九月五日,光绪曾召见他。四天之后,军机大臣面奉上谕:“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以道员候补,(与江标)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政变发生,九月二十八日六君子死难,江标永不叙用,郑孝胥在十月六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今日王稷堂言,有参黄仲、江建霞、张菊生及余者。又有言拿问张季直者。余笑曰:“今日人尚以被累为耻,将来恐将有以不被累为耻者!”
他还参加了祭奠林旭、私诔四章京等活动,说明郑孝胥当时确有无私无畏精神,很有气节。以后他在张之洞手下任洋务局提调,两广总督芩春煊又调他任洋务处督办、营务处总办,率军驻广西龙州。他筹粮饷,开银号,办教育,派当地子弟到上海或出洋留学。1900年,参与策划了东南互保。一九O五年赴沪定居,从事路矿、金融、新闻、出版等事业,积极筹措君主立宪事宜,应该说是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后被任命为湖南布政使,未到任而清室灭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辛亥革命后,逐渐脱离社会潮流,最终投靠日本侵略者,其原因值得后人思考和分析。
我给郑孝胥走向历史的对立面找了四个原因:
一、郑孝胥尽管对自己不被重用时常发牢骚,但骨子里却对清王朝充满了感情,那是一个封建士大夫对传统礼教的愚忠。
二、郑孝胥是赞成并积极推进君主立宪制的,对于那种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行动他是不赞成的。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0多天后郑孝胥日记有如下内容:
“冥想万端,有极乐者,有至苦者,行将揭幕已验之矣。政府之失,在于纲纪不振,苟安偷活;若毒痡(pu)天下,暴虐苛政,则未之闻也。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此时以袁世凯督湖广,兵饷皆恣与之,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则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然则渔人之利其在日本乎,特恐国力不足以举此九鼎耳,必将瓜剖豆分以隶于各国,彼将以华人攻华人,而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
三、郑孝胥极具政治野心且希望有一个施展的舞台。他恃才傲物,极其自负,经常以诸葛亮自居。他在1912年2月18日的日记这样写道:
“华人之排外,由于无人道,其畏外,由于无人格,且排且畏,此何足以抗外人哉。今欲中国发达,唯有借债造路,全国开放,则外人之压力自然消灭,前此所有失败之条约亦自然失其效力。举国之内,谁能信吾言者?使吾主全国交通之务,当令国土实力骤涨,政治之改革乃后图耳。”
四、郑孝胥有其一套超越民族、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政治理论,认为那些恃强凌弱的殖民侵略和开发是进步和文明的。在他的1909年3月18日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今之用世者,率皆有分党排外之见塞其胸中,即有贤者,亦无洞知中国之全体:欲救其危,毋怪其无从下手耳。生于今世纪而为亚洲人,宜通晓今世亚洲关于地球列国之趋势,使我开通亚洲,只择其大者急者扼要下手,则各国历年所侵入亚洲,其经营之力皆不啻(chi)为我效力而已。此如西伯利亚之铁道,帕那马之运河。一成之日,举世旋转而不自知,乌能区区争论治理国际上之末务哉!”
他在1934年6月9日所写的诗歌《腐儒》:
“此局端堪称意无,疲民广漠暂枝梧,天心或欲收残劫,王道何妨起一隅,尹也就汤应得所,禹之行水定非愚。西南亿兆当谁寄,悉绝乾坤老腐儒。”
他对能够带来经济繁荣的殖民开发充满了期待并称之为“王道”。对那些反对他政见的势力表示了不屑。
平心而论,他的好多经济建设理论在现在看起来也是有一定可取之处的。对于当时采取君主立宪的政体也是有其现实意义的。然而,为什么他还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就在于他背离了时代潮流,违背了公平正义。
清朝政府到后期,已经是积弊难返,腐朽没落,此时维护其利益,是无知。大敌当前,公然站在国家、民族的敌人的一边,是不义。在这个世界上,在马克思构想的共产主义、康有为策划的大同世界到来之前,每个人总要把自己归于某一个团队,就像一场足球比赛,你是中国队的一员,总不能因为中国队水平低底子差,你就在场上反戈一击,进攻起自家球门来了。这是犯大忌的。
从郑孝胥的日记及其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人格上的许多缺陷。在郑孝胥身上表现出很强的两面性,当时已有人指出“其论多不足信,此欺世盗名者也。”又有人说他“论事甚好,然不能作事”,也有人评价郑孝胥是“多才多欲。”甚至如林庚白直接说“孝胥诗情感多虚伪”。近年来,有学者开始研究郑孝胥,但只做他的前半生,原因就是他下半生那段极不光彩的历史。
郑孝胥和青岛还是颇有渊源的。辛亥前,郑孝胥受东三省总督锡良之邀,至奉天主持锦瑷铁路及葫芦岛开发事宜时曾到青岛考察港口建设。他?1910年10月14日抵青,由悦来公司孙瑞应接待,在青4日,除了考察港口建设外,还考察了德国兵营、市政建设及胶州,由德国工部局安排去崂山游览,几天下来,郑孝胥对青岛的市政建设及景色大为赞赏。他在崂山柳树台酒店的题名簿上留诗一首,“缘涧渐深天渐小,回看唯有乱峰围,山风吹得尘劳尽,酒酽花斑莫念归。”他还为酒店的服务员书扇“饮罢山风吹酒颜,劳生应自愧崂山,佣儿亦解求题扇,此地风流非等闲。”“不俗真天赋,何须更读书,犊禈(hui)前取酒,疑是马相如”。
也许是通过考察对青岛产生了好感,1912年2月,郑孝胥给曾同任张之洞幕僚、并都担任过“清直机关干部”,时任青岛德华高等学堂监督的蒋楷去信,推荐自己的四子郑胜(小乙)到青岛德华高等学堂上学。期间,他和蒋楷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并互赠作品。1912年8月15日,郑孝胥乘船去塘沽途中经停青岛半日,访蒋楷及许久香,蒋言:小乙(郑胜)毛笔画为堂中第一。 1914年9月,因为日德战争,德华高等学堂停办,郑胜转入同济学堂。后在1918年正月因脑膜炎去世。
此后1925年至1930年这几年的时间里,郑孝胥先后十五次造访青岛,当然,绝大部分是乘船去天津或是大连途中经停,在青的时间多则两三日,少则数小时,他最初常去的酒楼是春和楼,后期则基本上是在聚福楼,聚福楼的老板叫吴滋玉,和郑孝胥们的关系不错,有时执意不收餐费,在郑孝胥的日记中也有在聚福楼食西施舌、墙上挂有郑的对联的记载。那副对联是否就是后人所说的“驱车试过即墨路,饮酒须登聚福楼”则不得而知。日本神庙也是他常去的地方,在那里,有他凭吊自殉明治天皇的乃木大将的诗歌刻石。
另外,他还和青岛的前清遗老保持了经常联系,和他来往最多的是升允,劳乃宣等,他经常资助升允的开支。特别是在张勋复辟时间,青岛和上海遗老的活动非常频繁,他对刘廷琛是有看法的,日记中有嫌其迂腐之语。黄公渚在二三十年代也经常到他的家中拜访。从他的日记中看,他的大儿子郑垂经常往来于青岛上海之间,但具体干什么没有详细说明。
我所收藏的这副对联,得之于十几年前。有几个名词解释一下:藻井是指宫殿或厅堂天花板向上隆起的井状装饰;兰台是汉代的图书档案馆;梡(hun)鞠录是清末朱祖谋(朱古微)辑录清人诗句的集子。
郑孝胥曾以洞察事理而闻名,他在1909年3月18日的日记写道:“凡人胸有建功立名、安民济世之志者,此如小儿带有胎毒,将发天花,轻则伤面目,重则伤性命,唯有轻世肆志之学足以救之,此如西法种痘者,预收其毒,使不得发,吾已种痘,当可免矣。”
可惜此话他只说对了前半句,现在看,郑孝胥自诩的种痘没有发挥作用,其胎毒不仅伤及了他的面目,而且殃及了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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