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文学说法

文 / 祁萌之

3/2/2020 9:43:03 PM

前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与美籍华人许倬云,并称海外中国史学大师。两人的著作我看过了,没看出他倆有什么大师级的成就。不敢苟同两位大师的史学思想。对许倬云的史学思想,我已有文章批判过了。王赓武的书乏善可陈,其史学思想不过是民国年间史学界的那些陈词滥调。
不久前,王赓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崛起。目前中国正处于第四次崛起之际。
笔者不是历史学家,却是几十年读史不辍的历史学人。对王赓武的这个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崛起、及目前正在崛起的说法,既感到意外,更感到匪夷所思!
不管是二十五史中,还是以吕思勉、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为代表的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抑或是以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史书,都未有过中国历史上民族国家崛起的叙述。就是从中国历史变迁的事实看,也找不出有过崛起的现象。
至于王赓武所说的三次崛起的历史事件,那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平常现象,绝无民族国家崛起的迹象。为了便于讨论下去,这里先谈谈标志民族国家崛起,应该有哪些重要特征?

民族国家的崛起,虽然没有明确的指标可以参照予以判断,但有几个重要的变化现象是必须出现的。
(1)整个国家社会出现民富国强。
民富国强既是个纵向比较的结论,例如老百姓的生活比过去有了富裕的变化,有了质量的提高。综合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
也是个横相比较的结论,例如与周边其它国家比较,明显比他们富裕了、强大了;
(2)崛起不是个短时概念、一时现象,而是个潜在今后发展力量的复杂社会事件。这一点很多读者可能不了解:民族国家富强应该是自身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像历史上那些蛮族用血腥的侵略手段掠夺来的一时富有。崛起的实质是新生产力的出现!
(3)民族国家的崛起不是个纯粹的物质现象,崛起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物质力量。凡是民族国家出现崛起,必定有新文化作先导,而文化的核心——人的基本价值观的变化,促进了一场新的文化运动的兴起。新的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精神力量又成为人类社会实践的巨大能量。
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宗教改革,产生了哥白尼革命,产生了科学革命,产生了工业革命。从而使欧洲崛起后出现了持续的发展。例如中国清末民初的西风东渐及其带来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国民精神面貌的大变化,形成了学习先进文化、学习先进科学、学习先进技术、学习先进教育的良好风气。 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积聚着巨大的精神力量。促进了民国时期新技术、新工业、新商业的发展,从而出现了日本侵华战争前的“黄金十年”。当然“黄金十年”还没有崛起,就失败在战争的硝烟中了。仅为历史留下了一个“文化是先导”的颇为发人深省的案例。
以上都是“文化是先导”力量的著名历史范例。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崛起,不是个说说就能实现的事——不是凭意气情绪,不是凭豪言壮语,不是凭哪个人的号召——而是有着以不可或缺的新文化产生的人类精神力量为先决条件的!新文化不是说说就能出现的,那是处于历史蹒跚期间的人类,发现落后中追求先进的智慧与力量。所谓崛起都是这种智慧与力量的伟大实践!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一帮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作家、休闲阶层的贵族与普通老百姓中兴起的。中国的西风东渐及其带来的新文化运动,都是没有政治权力的知识分子前赴后继、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中出现的。中西方这两场伟大的文化运动,都不是政治家的作用。

王赓武说秦汉是第一次崛起。这个说法根本就不成立!秦用武力统一六国,终止了列国的长期征战,这是事实。但是秦帝国的建立,却没有出现民富国强。秦朝的暴政统治把老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揭竿而起,于是有了加快秦帝国灭亡的陈涉起义,“楚虽三户,灭秦必楚”成为事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所以秦朝存世仅仅十五年便灭亡了,哪来的什么崛起?何况秦始皇是个不重视国防建设的帝王,守边兵士多是些罪犯充军,这样荒唐的国防建设,为后来的汉朝边患留下了“伏笔”。
我们再看汉朝:汉朝初期天下并不安定,例如七国之乱。不仅国内不安定;最严重的是边患不断,让朝廷上下十分头痛。这个时期的汉朝不仅说不上崛起,连国泰民安都谈不上。
汉朝四百年,虽然“文景”时期有过那么一段安定的社会生活,经济有所发展。但“文景之治”谈不上什么民族国家的崛起。仅是老百姓能吃上饭了,能安居乐业,经济出现繁荣而已。
至于被很多历史学家推崇的、汉武帝创造的大汉气象。那都是历史学家的文学夸张。实际上汉武帝在位半个多世纪,对国防与外交缺乏正确的战略思想,缺少具有智慧的谋略措施。也不重视发展经济。汉武帝错误地实行武力征服的国策,穷兵赎武,常年征战。造成了劳民伤财、国库耗尽的严重后果。也就是说汉武帝既没有彻底解决边患问题,也没有实现民富国强。所谓大汉气象都是史学家用文学语言制造的假象。汉武帝的常年征战政策把“文景之治”留下的那点家底消耗殆尽。致使西汉从此走向衰落。稍有头脑的史学家都知道,汉武帝是西汉衰落的始作俑者。这样的历史事实,谈什么崛起呢?所以,让人感到王赓武的秦汉崛起这个说法,不过是史学家用文学的夸张语言,言过其实地叙述历史罢了,是不可当真的。

王赓武说隋唐崛起也是不成立的。隋文帝统一南北朝不假,隋文帝在位也确实办了一些有利于老百姓经济生活好转的事,但仅此而已。连“文景之治”那样的繁荣局面也没有出现。至于隋炀帝,基本上是个荒淫奢侈、无德无道的帝王。所以引发了隋末农民起义。隋朝存世仅三十多年就灭亡了。怎么会有民族国家的崛起呢?
至于史学家推崇的“贞观之治”,其实属于言过其实的说法。李世民是在血溅玄武门中,连杀两个同胞弟兄后,逼父让位登上皇帝宝座。后来天性多疑的李世民因为这个血淋淋的经历,经常为噩梦所折磨。以至于到了日不能甜食、夜不能安寐的程度,精神与肉体的健康都受到严重影响。于是李世民不得不接受魏征的建议:施仁政、纳诤言、以身作则,病魇自除。其实魏征的意思,就是让李世民多做好事,取得心理平衡,在安抚天下中,安慰自己的良知。李世民照计行事。这便是“贞观之治”的由来。
所以“贞观之治”仅是个皇权中央集权制社会推崇施仁政的典范。历代所以鼓吹“贞观之治”,体现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明君清官思想。“贞观之治”几乎没有什么盛世可言。想想看,“贞观之治”存世仅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就能在隋末农民战争的废墟上出现盛世的奇迹?李世民不是神仙!这样的唐初期哪来的崛起?
实际上唐朝真正出现国泰民安的盛世,已经是“贞观之治”一百年后的事了。但盛世中的唐朝,也说不上是民族国家的崛起。盛世期间,唐朝西北边患不断,大片领土沦为异邦,始终未能解决。实际上,恰恰是在史学家推崇的大唐盛世期间,出现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不可收拾。唐朝走向衰落成为必然趋势。所谓国家民族的崛起,更是无望了。唐朝出现盛世是事实,说民族国家的崛起,则是言过其实了。

至于王赓武扬言的明清崛起,则是这位海外史学家编造的天方夜谭了。
明朝存世276年,中前期基本上乏善可陈。很多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宋元三百年的时间里,东南沿海一带农民因为人多地少,海上贸易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朱元璋一纸海禁圣旨,断绝了东南沿海一带老百姓的生路。这些靠海上贸易生存的老百姓只好把海上贸易转入地下。这是中国最早的走私现象。于是朝廷派官员与军队打击海上走私。这些走私的中国人,就这样成了官方误称的倭寇。进剿倭寇——实际上是打击中国人走私,成为不忘“祖训”的明朝历代皇帝天大的事。
嘉靖在位四十五年,治国无方,复兴无力。但遵循“祖训”打击假倭寇,却搞得有声有色。不过几十年的进剿假倭寇,有劳无功,假倭寇没有被消灭,国库却在嘉靖皇帝进剿假倭寇中,基本上消耗殆尽了。所以隆庆皇帝继位时,面临的国库不是“捉襟见肘”,而是“空无一文”了!
隆庆皇帝百般无奈中,只好接受有识之士的建议:放弃“祖训”,开放海禁!
海禁一开放,不仅让明朝头痛了一个半世纪的“倭患”没有了;海上贸易迅猛发展,关税成了晚明国库源源不断的财富来源。海上贸易的大发展带来了晚明、特别是江南一带的工业、农业、种植业、商业、交通业、文化业,全方位的发展。出现了史家所赞誉的“文治响盛”的大好局面。晚明的海上贸易,使全世界的白银每年总产量,超过二分之一的数量流入到中国来了。晚明的海上贸易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顺差!这是国际贸易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 以丝绸、瓷器、茶叶为主的晚明商品,占领了亚洲、欧洲、美洲的全部市场!晚明的中国成了国际贸易中心,成了全球化的真正推动者。所以笔者在有关文章里断言:中国在晚明出现了第一道商品经济的曙光!
遗憾的是,即将带动中国真正崛起的晚明商品经济的曙光,在甲申那个变天之年,很快地破灭在满清的铁骑与屠刀下的血泊里!后来的中国再也没有出现晚明那种——外贸、工业、农业、商业、经济、技艺、文化、文学、艺术等,全面繁荣与发达的“文治响盛”社会。
虽然这样,晚明的社会仅仅是商品经济的一道有待升起的曙光。仅七十年的时间就破灭了。只能说留下了中国一时昌盛的历史遗憾。谈不上民族国家的崛起。至于后来的满清王朝,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落后、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哪来的什么崛起!

前文之所以说满清王朝统治中国295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落后、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主要源于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1)满清王朝长期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经常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也不乏饿死人的现象。臭名昭著的“乾隆游江南”时,乾隆皇帝风流倜傥游山玩水,吃尽山珍海味。但那时的农村已经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了。满清时期的饿死人现象,一直到近现代光绪年间,仍然大量存在。
光绪元年到光绪四年发生的旱灾中,饿死一千多万人!并出现大量的“人相食”(人吃人)惨剧!史称“丁戊奇荒”。历史上也有饿死人现象。但光绪年间这种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饿死人现象,满清王朝之前并未有过。实际上清朝自始至终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老百姓贫穷到这种程度。官修清史里,竟只字未提。
从外国来华的传教士和记者拍照的、晚清时中国人的大量照片可以看出:鲁迅笔下的那些面黄肌瘦、体质孱弱,目光呆滞、面无表情、神情麻木的“庸众”,都是满清时期黎民百姓的真实写照。清朝老百姓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悲惨呢?一句话:经济落后,物质匮乏。满清统治下的老百姓这种悲惨生活,与前文讲到的晚明开放海禁后、老百姓的富裕生活,真是天壤之别啊!谁说历史总是进步的!
所以每看到清史里的所谓“享清福”说法,就让人不能不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大部分读者不知道史书所言“享清福”是怎么会事。
从康乾时代开始,满清统治者就很注意舆论导向的重要作用。于是这些没办法让老百姓吃饱饭的统治者,却有办法编造粉饰太平的谎言:他们让那些卑躬屈膝的文人在史书中编造:
老百姓因为生活富裕,吃饱了、喝足了,高兴地躺在榆树下,敲打着自己的肚皮,嘴里念叨:跟着乾隆爷“享清福”呀!这就是史书上的“榆下击腹”、“享清福”的由来。谎话说一千遍成了真理: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间,还流行着“享清福”的口头禅。不过这时的“享清福”,已经没有了历史上满清王朝时的那种意思了,仅是老百姓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自叹自娱。
读者可能会问:满清王朝时老百姓为什么会贫穷到这种惨不忍睹的程度?这个问题一点不复杂。
满清统治中国后,他们发现,四书五经是培养听话奴才的最好教材。所以康熙在位时就下诏书,以四书五经为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根据儒家尊崇“重农抑商”的教诲,康熙下诏书,废除晚明的开放海禁政策。重启闭关锁国、重农抑商国策。简单说,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是造成满清王朝二百九十五年国力衰弱、老百姓贫穷得吃不饱饭的根本原因!
2)说满清王朝是最反动的时期。是源于满清统治者从坐稳北京城那天开始,就逆历史的发展潮流确立统治中国的基本国策:用《四书集注》作为教化国民的唯一教材。完全抛弃晚明的国际贸易。重启海禁国策,禁止海上贸易。禁止私人与国外联系贸易。实行彻底的闭关锁国。实行全面的重农抑商。满清王朝把孔子的“不要发展商业”的告诫发挥到了极致。
满清统治者宁肯看着老百姓挨饿受穷,也不愿意考虑当年晚明的商品经济带来的经济繁荣、老百姓富裕这个历史事实。清朝近三百年,是中国有史以来经济最落后、老百姓最贫穷的时期。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满清王朝的逆历史潮流的反动的复古倒退政策造成的。这不是《四书集注》中的愚民问题,而是政治上的极端反动所致。
满清统治者这个蛮族出身的民族,既没有文明的基因,更没有文化的头脑。他们征服中国靠得是屠刀,“坐天下”仍然靠得是屠刀!只是他们统治中国后的这把屠刀,不是1644年的杀遍中原、杀遍江南。而是时时刻刻悬在中国人的头顶上!当年流行的官方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是个简单的剃头发问题,而是满清王朝借机要彻底摧毁中国人的人性底线!使中国人畸变得不是人了,都变成没有骨气、没有人格的十足奴才!实际上满清统治者的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这样灭绝人性的统治方式,岂止是最反动的?而是最野蛮的、最没有人性的魔鬼统治。
中国历史学家都回避了:1644年的清兵入关坐镇北京时,中国其实已经亡国了!千百万中国人从那时开始,当了295年的亡国奴!这样漫长时间的亡国奴,也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吧?
所以有些今人,跟着二月河那个无耻的作家,动辄骄傲地侈谈子虚乌有的“康乾盛世”,不仅自欺欺人,简直是鲜耻寡廉了!稍有点理性头脑的人都会明白:即便康乾盛世是真的,与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有什么关系?亡国奴们不仍然是在生死线上挣扎?——这样的社会哪来的什么盛世呀!
当代几个清史专家每有机会,就津津乐道康乾盛世,就像他真的身临其境“享清福”似的。这些历史学者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谈历史,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而是从行世的错误理念看历史、谈历史、宣扬错误的史学思想。
我们应该看到,今人鼓噪的康乾盛世,不是天方夜谭这么简单;更严重的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正是中国文人遭受残酷打击的时候,是今人的祖上当亡国奴苦不堪言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祖上若在天有灵,怎么能不骂今日这些鼓噪康乾盛世的子孙后代有多么的不肖与颟頇啊!
所以了解康乾盛世是统治者编造的神话的人,对史学家王赓武侈谈“明清崛起”,尤其感到不能容忍!
3)之所以说满清王朝是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期,一个是满清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
满清王朝的腐败是得到朝廷默许的。满清统治者有个很荒唐的官场用人做法:
朝廷为了保护国库的财富,减少国库支出,发给各级官员的薪水很少。像曾国藩这样的封疆大吏的朝廷重臣,每月的薪水连平常生活支出都不够。至于其他官员的薪水就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员只好自谋出路。于是名目繁多的“合法”腐败层出不穷。官员在官场混久了,谋财的门路也就多了起来。所以清朝年间流行着:“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銀。”贪腐其实在清朝都是公开的、“合法”的秘密。朝廷并不关心这个问题。一个社会的腐败,成了每个人的正常生活,这个社会不是黑暗到家了!
标志满清王朝黑暗的另一个现象是:满清王朝持续不断地制造了亘古罕见的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中国文人写的文章、写的诗词、甚至写的几个字,若不合帝王的圣意,就可能:或身陷囹圄;或被充军边疆;或遭杀身之祸。
翰林学士徐骏,因为一首小诗“莫道荧光小,犹怀照夜心。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被雍正皇帝斥为讽刺朝廷没有文化,便被下令立斩处死。这样的文字狱冤案在满清王朝、特别是康乾雍三朝的百年中,不胜枚举。不仅文坛噤若寒蝉,整个社会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满清王朝的这种黑暗统治,与宋朝奉行的“不得因言获罪”国策真是天壤之别!谁说历史总是进步的?
满清王朝的这种禁锢思想、不准乱说、不准乱写的黑暗统治,造成了文坛的荒芜,造成了整个社会死水一滩。中国文人没办法,都搞考据去了。
中国历史悠久。但,大规模地流放社会精英,只有三次:一次是朱元璋把江浙地区的乡绅富商——这些创造了“天下第一富庶乡”的社会精英,都驱赶到云贵高原的穷山僻壤去了。
第二次就是乾隆利用文字狱,把成千上万的文人,都流放到边疆“支边”去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
第三次大规模地流放社会知识精英,相去不远。读者都心知肚明。本文这里就不赘述了。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靠的是社会精英、是知识分子!像满清王朝这样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有“明清崛起”呢?不知王赓武的“明清崛起”这个说法从何谈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怎么可以根据统治者授意编造的历史谎言“康乾盛世”,就可以断言民族国家的崛起呢?满清王朝除了“最落后、最反动、最黑暗”以外,就是在外强面前不堪一击。例如鸦片战争,十万清兵打不过几千人的英军!
让人不能不怀疑的是:王赓武是根据什么研究历史的?一个“最落后、最反动、最黑暗”的王朝,在王赓武那里怎么竟成了民族国家的“崛起”呢?
至于王赓武说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第四次崛起,这个问题这里不讨论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前文例举的那几条关于民族国家崛起不可或缺的特征,结合自己的观察,做些思考吧。这里略过不赘。
最后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王赓武从未在大陆生活过,他的关于目前中国的说法,都是来源于“道听途说”。“道听途说”可以作为一个史学家表达观点的根据吗?考虑到王赓武关于历史上的三次崛起论——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文学夸张说法。于是,史学家的王赓武的话,让人很难再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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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闭的日子里(三篇)

文 / 在海一方

3/2/2020 9:41:56 PM

封闭日子里的童话

据观察,有些动物为适应生存环境的突变,能够对遗传基因做出迅速调整。蚁群在需要大迁徙的时候,下一代都长出翅膀,是为飞蚁。新生蚁群飞达目的地后就蜕去翅膀,恢复原貌。为适应环境而发生的进化突变不胜枚举,即便我不能枚举,你也会相信这事。
迁徙和栖居都是伟大的生命运动。
在封闭的日子里,人都被困在家中。因为缺少运动而身心苦闷,日渐消损。人们通常习惯于身心俱动,以肉身载着一颗心到处去体验、去感受。心灵需要从生理感觉上提纯,然后酿制诸如悲伤、快乐等精神的饮品。心理和生理配套,不能分离。这样,我们的身心就一起被疫情囚禁了。
寂静的大街上,冠状病毒虎视眈眈,眼睛瞅着一扇扇居家的窗口,叫嚣:有本事出来陪洒家遛遛?人们呆立窗前,无言以对。
呆立窗前,望雪、望雨、望鸟雀飞行。
渐渐地,一颗心就试着从窗口飞出。伸展自由的双翼,穿过隔离的栅栏,穿过雨幕,飞上高天穹谷。心灵不会被病毒感染,因为它的构造远比病毒精致,精致到无形。冠状病毒只能靠飞沫跳跃一下,就啪唧一声摔到地上等死。 冠状病毒在变异,以适应猎场的幽暗;人们的心灵要飞跃,为寻求琼宇的光亮。
一颗颗心从窗口起飞,互致问候,漫天飞翔。冠状王见此情景,颓然而叹:它们自由了。心灵摆脱了病魔的辖制,摆脱了恐惧的捆绑。自由飞翔,天空属于美好祝福,祝祷人间的安祥。

防线

“空前”一词大致是史无前例的意思。但这个词总给人一种规模浩大、气势非凡的感觉。
这个词,2020年当之无愧。
空前大瘟疫,空前大扩散,空前大隔离。空前事态几乎一夜间让许多大都市变成孤岛,一夜间把数亿人全都“软禁”了起来。这是冠状病毒的威力。
现如今,人类生存环境在发生变化,森林萎缩,沙漠扩展,冰川溶蚀,大气破漏等等。巨大的渐变过程令人堪忧,有的变化开始对人产生了直接的感觉刺激,而最剧烈的刺激在当下已悄然酿成。这么多日子了,疫情依然严峻。这样拖下去,会不会拖垮人的毅力?崩溃人的神经?
每个人都处在骤然改变的生活氛围里,都被动接受了变形的生活方式。某种意义上,我们所有人都已被俘,正蹒跚在流放的路上。目前尚能忍耐,这悲壮的步履、脚镣的响声。但时间的锁链会一点点勒紧,那是忍耐的酷刑。
我算是那种在家能宅得住的人,而这些日子也备尝不便、不畅的苦闷。看网络上的一些现场视频,人的情绪明显已骚动起来。这样的时刻,疫情防线依然坚固,而要警醒的是:我们的心理防线不能溃散!

当下

许多事情我们经历不到,许多思想我们思想不到。个人的行之所之,思之所之,真是太有限了。想到这一点,会觉得个人是一种多么无谓、被动、受限的存在。存在感的偶然性和不踏实,犹如土崖边上的树木,随时会被崖下湍急的洪水卷走。命运是安放和揺撼,是给定和不安。
王守信提出“知行合一”,说的是知性对于实践的指导原则,而不能理解为量上的对等。因为从外延上看,二者相差太大了。我们可以知道的很多,但可以做到的却很少。孙中山认为“知难行易”,也是从知性探索的艰难和重要性上说的。
以上说的“知”,偏重于道德认知和理论推知的含义。而如果从人的主体存在上来说,用“感知”这个词则更为亲近。因为个体生命的这个“在”,必然是形而上在场和感性体验的同在。这样说来,人能经历多少、能思想多少就不必成为一种惶惑了。重要的是:感知的意蕴。
感知的意蕴,在有意味的当下,互动起来的当下。我与你,远和近,喜忧参半的消息,时刻刷新的天空,飞鸟栖落的枝头。且安于这被给定的,已在恩典中站立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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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西关金代墓群考略

文 / 李知生

3/2/2020 9:39:04 PM

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北宋末年(1127年)徽钦二帝被虏。
随着北宋王朝的崩溃,从塞外南下东来的大金游牧铁骑兵攻城略地,强势武力统治了胶东半岛这方广袤的农耕大地。那些最初远道而来的以食用动物肉为生的游牧人,也就是金王朝的统治者贵族们,他们虽来到华夏中原的传统农耕地区,但仍不习惯以粮食为生,还是保持吃牛羊肉的习俗,并且酗酒成瘾。当年许多百姓不堪外敌的杀伐掠夺,成群结队南下迁移到了江淮南方一带。半岛地区村镇稀落人烟稀少,广袤的沃野土地成为了荒无人烟的荒野荆棘蔓生之地。这些金国野蛮人侵入后,奴役没有南迁的土著百姓为其放牧成群的牛羊,耕种土地播种黍子等粮食作物来炒麯酿制醪酒,供其过着大块肉大碗酒的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
此情此景过去已有800余年,地方文献上只字片语记之甚少,那么,有没有相关文献证据呢?
有!2013年在即墨古城拆迁改造时,在古城区的某些地方,发现了据考古学家证实为金代墓葬群和屠宰场的遗迹并有垃圾场,遗址内堆积着大量的人类吃完后抛弃的动物骨头。并且墓群内也出土了许多做工粗糙、釉彩拙劣的侈口粗瓷浅盘、碗、钵和带有绳鼻的黑釉大肚陶罐,就是当年那些外族占领者贵族们狂饮醪酒和盛放大块牛羊肉的器具。
《敕勒歌》上那梦幻一般的大草原,众多的牛羊骡马在蓝天白云下漫游吃草,这曾经在即墨历史上有过的岁月,当今的人们谁也不会相信吧?但是当我看到古城下发掘出金代的穹庐式墓葬群,墓葬群内那堆积的大量牛羊等动物遗骨,便勾起了对这首南北朝时古诗内容的遐思——在即墨,也有那些赶着牛羊的游牧人,曾经在即墨的大地上生活过吗?结论可能是肯定的……
2013年春,即墨古城区开始拆迁,至当年9月初基本搬迁完毕,原居住百姓回迁区的楼房基座开始紧锣密鼓的挖基工程。
10月3日,青岛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和即墨古城区拆迁指挥部文物保护处、即墨博物馆联合,在西关回迁处B—1标段开始整理探沟内发现的古墓葬。一开始一米半深、80公分宽的探沟内仅发现了一座古墓葬的青砖甬道。随着逐步扩大开挖面积,又陆续发现了五座,共计六座(还有数座已经破坏的没有了考证价值的不计其内)

墓群规格简表
编号 位置 规格 骨殖 备注
J1 前东 直径约2米 双人骨骸 砖饰墓壁,有白、红染料涂饰壁画已毁
J2 前西 约2.5米 多人骨骸 砖饰墓壁,有涂料痕迹
J3 中东 约2米 多人骨骸 砖饰墓壁,有涂料彩绘
J4 约2米 双人骨骸 砖饰墓壁
J5 中西 约3米 多人骨灰 圆角砖饰方墓,埋葬全为骨灰,人数多少无考
J6 约2米 多人骨殖 两人清晰,之间堆有二次埋葬骨殖


墓穴位置编号图

一、墓群位置

这处古墓葬坐落在即墨古城西门外的西北方向约150米处,东距北阁街约有50余米,南距中山街约有60多米,距墨水河约300多米,西距大同街约150余米。地处墨水河故道(古称近西河)东约60米的黄土高埠上,海拔高度为25米。这处墓葬群距地面约2米以下,上面是明清以来的密集居民区,地面建筑物以下至墓葬群之间,有一层一米多厚的古建筑废弃物堆积层。
古墓葬的位置坐落在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废弃的墨水河故河道东岸上,与即墨古城区的东西中轴线一致,黄坚土层有八九米深厚,既是旱涝保收的沃土良田,也是上好的藏风藏砂风水宝地。


古墓群位置图


墓葬群位于拆迁前一米多深的居住区房宅下,图中为清理墓群中最大的J5墓穴


J5 墓穴砖床上的骨殖、骨灰

二、大漠风情的墓葬风俗

发掘整理的墓穴共6个,分布在500余平方米的范围内。墓穴全为青砖和白灰垒砌,仅有少数几块基石。这六座墓穴的大小规制、高低错落均无统一规格,其中5座墓穴为浑圆或椭圆型,一座为长方圆角型。墓穴前的墓道均为青砖垒砌,与墓穴前半部分和甬道相连。墓穴之间的高低差,最大的有60公分以上。相互之间的间距排列也极不统一,从1米至5米之间。从墓穴的大小、间距与高低不平来推测:肯定是不同时期、不同身份下葬的结果。
6座墓穴的方位基本都是呈南方向,每座墓穴根据大小,各有长短不一的南北向青砖墓道,在墓道和前甬室之间,有青砖插花堆砌的墓门,在墓道的正前方大约为竖碑和基台处的下面,没发现有墓志铭(笔者应即墨区博物馆之邀,参加了古城区的文物发掘保护工作,发掘时在我的提议下,特别挖掘寻找有没有墓主人记载的墓志铭)。
6座墓穴上半部的穹顶和墓墙,早已被大面积毁坏得荡然无踪,仅剩一段低矮的残基,残余物无序堆积残迹陈旧,考古人员根据沉积物分析这是人为蓄意毁坏的,并且是相距这些坟墓落成后不是太久的岁月里,不存在盗墓的行为。在残留的下半截墓室砖壁上,四座有青砖进出垒砌的房屋样式和家具设计,其中两座的砖壁上发现有白、黑、红三种涂料粉饰的痕迹。由于六座墓穴的砖壁,破坏的最高的也仅剩60公分,所以无从看出有无楼阁雕饰墓墙。考古人员根据这种墓穴的规制来考证,其顶部为蒙古包样式的穹庐拱顶,和墓穴墙壁连为一体,直接用青砖收缩发券攒顶的。


J4 穴壁上用青砖设计的房屋、家具样式

这6座墓穴与汉族传统最大的区别是墓葬方式不同,它不是采用天圆地方的长方形墓穴和棺椁下葬法,而是别具一格的穹庐圆形或椭圆形竖式墓穴,遗体直接放于砖床之上,属无棺椁下葬法。下葬时,将遗体直接摆放在砖床上,从别处移过来的骨骸也是直接堆积摆放在砖床上。一些焚化后的骨殖骨灰,也是直接撒放在砖床上。5号墓那座四方圆角直径近4米的大穴砖床上,堆积着不知道从哪里带过来的焚化后一大堆骨殖骨灰。据史料记载:早期金人女真族到处游牧,住毡幕穹庐,居无定所,有将死去的亲人火化后用皮袋盛装骨灰到处游走的习俗。当他们进入中原固定居所以后,也有将其家族或老死、或战死族人迁葬到封地的惯例。即墨古城下的这处墓葬中,显示以上所说各种情况都有,这也证实了这个墓葬群的主人入住即墨以后,肯定是个地位显赫的打天下、坐江山的贵族豪族,其家族迁徙、社会地位变化、风俗习惯等虽然在即墨地方史上只字没有提及,但在这处墓葬群中可圈可点,非同一般。

三、出土物件

在清理墓穴残基上部时,泥土中夹杂着大量的动物骨骸,以牛、马、羊、猪、狗的骨骸为多,这些动物骨骸的数量之多,令人惊骇。
清理到下面砖床时,在人的骨骸周边,发现一些陶瓷器具、铁器和雕刻画像砖等陪葬品。在骨骸下面,发现少量陪葬的铜钱,主要为北宋年间至金代的。考古人员从一块雕刻为金代图腾崇拜物的画像砖和陪葬的陶瓷器形制与铜钱上分析,这处墓葬应该是金代的无疑。这些陪葬品特别是陶瓷器具,都遭到人为的打砸破坏,几乎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比较完整的是那口深度锈蚀的铁锅,还在昭示着当年人们所使用的样式。

四、这里应该是金代的一处有权势家族的墓地

“猛克”是金朝开疆拓土的贵族,侵入中原后,分布各地世袭官职,有特权,皇帝赐给大量土地。他们喜好吃肉喝酒,极少上学,不讲究文化历史,许多人都是文盲老粗,所以在这个墓葬群中没找到一片有文字的砖石等器物。有特权奴役老百姓,所以在丧葬上讲求奢侈豪华。其丧葬风俗与汉族迥异,虽然入主中原后进入农耕地区,为显示高贵奴隶主与奴役中原汉人的不同,还是采用大漠塞北游牧穹庐式墓穴。
从这座墓葬的规格和墓葬方式上来分析,这应该是一座金代猛克贵族的墓葬群。据史书记载,当年金人从西北游牧地区南下中原地区后,成了中原地区的统治者,皇帝将大量以武力夺取的土地赏赐给下面的统治者——猛克家族。 这些统治中原大地的主人依仗特权,将这些土地出租给汉族人来耕种或放牧,猛克人在这些世袭的土地上,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家族人不用劳动,每天花天酒地饮酒作乐。猛克人除了少数入学读书外,多数人就是浑浑噩噩,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金代覆灭之快,与他们进入中原以后的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西门外的这处金代古墓葬出土的器物来看,也与史书所说相吻合:譬如那些盛酒的内釉束口的博山陶坛子,侈口浅底的半釉粗瓷碗和盘子,这些都是用来盛酒和放肉块的。如果结合着墓穴砖壁上的装饰物和墓葬中大量的牛羊猪狗等动物骨骸来分析,当年的墓主人生前以吃动物肉食为主,并且饮酒量很大,其陪葬品中的盛酒器具,就是明例。


前排J1/J2墓穴近照,可以清晰的看到墓穴底部和甬道、封堵门、墓道的布局


笔者对金代历史知之甚少,可以说是无知。据说“海东青”雄鹰是金代女真人的崇拜图腾,这些墓穴中的砖雕上有牛、羊头部的浮雕装饰。“胡马啸北风”,大概是这些人老去以后,还纠结于在西北的放牧生活和大漠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浪漫风情


考古人员正在J3墓穴里清理骨骸和陪葬品


J5大墓砖床上的焚化骨灰

五、墓葬后人消亡的思考

即墨古城是公元596 年从平度古岘樽移今址的,金朝统治者来到胶东半岛,是1127年北宋灭亡后至1234年之间,共百余年时间。接下来的元朝,寿命是1206至1368年,扣去建国后还没有进入中原的时间,在胶东半岛也就是100年左右的时间。这两个短命朝代的人文历史,在即墨的地方史上一直是空白状态,既没有什么史书记载,更没有实物来考证那段历史,如今人们只能从少量的出土器物上来考证一二。
明代伊始,即墨的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下来,无论是历史事件或者人脉社会风情,官方也好,还是民间也好,都有了比较丰富的记载。笔者的祖籍据称是云南,明代永乐年间来即墨的。族谱序言中说;“吾家世传滇人(云南人),胜国时(明朝)徒民山左……复迁居墨邑(即墨城)西门外郭集街……”其郭集街距离这处墓葬群的位置不足百米。
从即墨本地文史和族谱与族人诗文记载上,都没有关于这处古墓葬的记述,可见到了明代永乐年间,笔者的祖先来到即墨西门外扎根落户的时候,这处墓葬群的痕迹已经在地面上被抹平而荡然无踪了。由此许多迁徙来即墨定居的人们,纷纷在这一带择地建屋,将即墨古城西门外南从墨水河北岸,北至古城西北角,西到墨水河故道东岸这方地域,逐步开发成为即墨城西关稠密的居住商业区。
这处古墓葬的金代人后裔,是否在后来金、元时期社会交替中消失或迁徙他处?如今人们无从知道,只待后人来破解这个谜案了。
据史书记载,金代的第一代皇帝完颜阿骨打是一位马上皇帝,此人骁勇善战,曾经带领三千子弟骑兵,打遍天下无敌手,先灭了辽国,又南下进攻北宋。其四太子金兀术,更是武艺超群,带领女真铁骑部队,不但打下了淮河以北的中原大地,还跨过长江,曾经将南宋皇帝追到闽粤一带。《岳飞传》就是对那一时期北宋与金鏖战的代表作。金代从立国到灭亡一共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一个短命的朝代。其原因,是这些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农耕地区后,女真人以统治者的面目出现,皇帝将汉人的广大土地,封赏给到各地驻防当官的族人。女真人来到封地镇守一方后,不需要劳作生活,只需要将土地出租与汉人放牧或耕种,就可以过着非常奢侈腐化的享乐生活。
当年这些落后野蛮的少数民族,是以奴隶主的身份来到中原农业地区的,掠夺汉族人的财产为己有,压迫广大农民为其侵占的土地劳作,收获归属这些奴隶主。一开始这些占领者还能保持艰苦朴素的马上雄风,但时日不久,便被汉族人的服饰、饮食、娱乐所腐蚀,纷纷穿汉衣、学说汉族话,吃汉族人的大餐,喝汉族人用粮食酿造的美酒,天天沉浸在醉生梦死中。
金代的皇帝也很早就发现了这种现象,虽然频出严厉措施,约束族人保持马上治天下的雄风。但这时已经回天乏力,其整个国家的栋梁,已经被腐败这把利剑,将其栋梁的根基砍断了!古城西关这处金代墓葬的破败下场,其后人不知何去向,当与那个国度的最后消亡有关吧!


墓穴砌墙和铺地青砖的反面,带有垫衬的麻布纹饰


涂有红色涂料的砖雕饰物,其中左下角的那块似龙似蛇的砖雕,为金人的崇拜图腾物,不知道名叫什么


粗瓷侈口半釉的白瓷大碗、酱红半釉的陶盘残片


出土的陶瓷器残片,左为一黑陶灯台


采样出土的动物骨骸,上部大块骨骸为南关出土的骆驼脊骨


参考图:金代墓葬之圆形穹庐式上部叠涩攒尖顶外观

有关金代的方志史料

一、民间传说,当时金兀术的铁骑占领即墨以后,其朝廷也学着南宋那样开科考取进士。一开始铁蹄下的百姓不耻于为鞑子效劳,所以在其统治区没有南下的知识分子,都拒绝进京赶考。而丢弃了汉人骨气的,无论学业高低学问深浅,只要去考试,都会送给个进士名号“光宗耀祖”。据说,今孙家官庄村的孙仁鉴、孙仁杰弟兄俩,当年进京去赶考,结果都考上进士。两人做官以后方志记载称为清廉贤官,大约也是当朝的官场太黑暗了吧。后来两人分别官至太守、尚书,其所居住的村庄也被称为孙家官庄,再后来附近几个村子的百姓人家,也分别攀附高枝,称呼自己的这姓、那姓村庄为“官庄”了!
二、在金代统治即墨百余年的历史中,《职官》志中仅有县尹胡嵩、主薄尼庞古鉴二人。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卷八《名宦》志:

胡嵩,一名景崧,字彦高,武安人。大定词赋甲科,令即墨,矫薄俗以道,化顽民以德,治称最。尝以朱书驱妖狐,狐去,有“廉官遣我”之语,至今称之。祀名宦。

据孙昂《异政碑》记载:当金兀术的铁骑踏上即墨这方土地时,许多大户百姓都跟着打不过游牧民族的即墨当地官员军队,悲戚戚地拖老带小逃往江淮一带。即墨城内的县衙顿时人影稀疏,荒草荆棘满院,荒凉破败的兔走鸦飞,成为崂山狐狸的乐园,以至于不但朝廷派来的命官不敢在县衙内居住办理公务,就是县衙周边的百姓人家也是跟着遭难:不是刚刚蒸好的一锅干饭掀开锅盖一看成了驴屎蛋子,就是家里的大闺女也遭到变成美少男的狐狸的糟蹋。由此城里的人家越来越少,其城区也就越来越荒凉了。
胡嵩莅即墨县衙之初,这些妖狐也想镇住他不得进入古县衙办公,但胡县令胆儿特大,和狐狸们多番较量后终于将狐狸们驱逐出去退往崂山,而胡嵩也有了大展抱负的机会。据说那块《异政碑》当年就立在古县衙外大街边上,随着日月的消磨,如今早已经荡然无存了。
三、丘处机是从金入元的道教元老,他老人家当年不知道略施何种小计,就将两朝的主子玩得团团转,而自己毫发无损,功利双收。如今莆田系承包人经营崂山里的那些道、佛寺庙,香火依旧兴隆,财源滚滚,逢年过节是不是还会为丘处机这个庇护他们的老先辈,敬上一束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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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点闲话·唯美的人生态度

文 / 闲砚

2018-07-20

中国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极为欣赏魏晋时期文人的人性美,尤其是他们唯美的人生态度。他认为这种唯美的人生态度,除了追求和抒发自由独立精神外,还表现在把玩现在:在限量的生活里,追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不为将来或过去而放弃对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认为美的价值是寄予过程本身,而不在于外在目的,此所谓“无所为而为”。
在他的《美学散步》里,他举了王子猷(王徽之,王羲之第五子)的两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一个是说王子猷曾寄住别人空宅,一搬进去,就叫人种竹。有人问,住不了多久,何必找这个麻烦。他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雪夜访戴”更出名:王子猷雪夜想念朋友戴安道,便连夜乘船访戴,船走了一夜才到,到了戴家门口,并不进去,转身返回了。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乘兴而去,兴尽而返,何必一定见戴?
这两件事都有悖于常人的行为方式,但都表达了一种把玩当下的人生态度,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佳话流传下来,我想,正是这种唯美的人生态度给了人们一种审美愉悦,从而引发一代代同意趣人的审美共鸣。我向往魏晋文人那种文雅又率直的生活态度,和安详的生活节奏。
如今追求唯美的人生,似乎即时髦又困难,有些是停留在形式上的矫揉造作,比如喝喝下午茶等等。我们也想寄情山水景物,只是人迹所至,几乎没有一处还是安宁的干净的,这让我想起美国旅行家泰鲁·保罗的话:一旦某地获得了天堂的美誉,它就会变成地狱。面对大自然的杰作,我们已经无法心无挂碍地发出由衷的赞叹,因为总有些遗憾和忧患干扰着我们的感受。往往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但我们仍然可以期望一种唯美的人生态度,寄情山水景物不过是一种程式,可选择的内容还有很多,关键是我们从自己的选择中感受到了什么,是真实的愉悦,还是期待别人赞赏的虚荣。我想,唯美的人生态度,应该既不刻意,也不做给别人看,而是对当下生存价值的体味与把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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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时的一天

文 / 吴清波

3/2/2020 9:37:36 PM

1982年10月7日是个星期四,天气晴朗,是我19岁平常的一天,但不知为什么是让我难忘的一天。
清晨,走上宿舍楼顶,向东一望,东方一片淡红色,南面的山从东向西,由绯红色淡红色逐渐变成浅蓝色深蓝色。北面华不注山呈淡蓝色。仰望天空,湛蓝湛蓝,真是一个好天啊。广播响起,音乐动人。随广播做第六套广播操。做完便往回走,走到楼顶梯口的小房子里,蓦然回首,嗬,一幅奇景出现在眼前:东方群山上,太阳刚露出一大半,像一个鲜红鲜红的熟柿子,中心是橙黄色,外面一圈鲜红色,红得真是可爱,真是鲜艳。圆得真实柔和,好像一不小心它就会滚下山坡似的。又像一个生气勃勃的少女伏在山上,露出红润的散发着青春光彩的脸蛋,她身下的那座小山是乳白色的,往两边是绯红色的,而东方整个一块区域是纤红色的。这可能就是晨曦吧。时而有几个鸟雀从空中飞过,更使这清晨充满了生气。
我已回到了楼里,情不自禁地一回头,嗬,又一景象映入眼帘:在蔚蓝蔚蓝的天幕上,挂着一轮还很丰满的下弦月。她是那样柔和,那样文静,在太阳出来后,她谦逊地躲在一边对着太阳、对着人们微笑。这真是奇景啊。这一个清晨真是一个美丽的清晨,至19岁我所碰到的一个最美妙的清晨,当时自以为感到了生活的意义。
今上午两节课,古代文学,综括《左传》。我受了一点启发,就是今后要学习《左传》的写法,练习写一些文章。学习了《左传》激起了一点创作激情,一定要练习,不动笔的人永远成不了作家!
中午莫名的惆怅,一下午情绪不高。
晚上没上楼,到教室还没有地方了。到103教室,后边的两个灯不亮,灯光很暗淡,看了看英语的“省略”,翻译几个句子。快八点时出去。慢腾腾走到小树林边,月亮还没出,天空深邃,星星闪耀。小树林黑魆魆一片。东面透过树林射来的两个灯光死盯着人,怎么也摆脱不掉。这样的景物,这样的环境,怎不令人生悲哀之情。一个学生大声唱着什么歌,声音很响,令人生厌,然而我心里不得不佩服这个人。他大胆,毫无顾忌,他定是一个强者。
去看电视吧,少看会儿再回来学习。便去校外驻军那儿看电视。正在播考试竞赛。记得有通县一中,还有北京三十五中等等……一讲台,老师在上面出题,下面围着一圈桌子,一个桌子上三个人,代表一个中学。桌上有电铃,哪个同学先想出来,就揿一下电钮,发出一声怪叫,老师就让他回答,答对加十分,答错减十分。那些孩子还不大,可回答问题不管对错,大胆回答,可爱可敬。我这个“大学生”,回答问题还心慌,学习学习吧!
后有一节目是“阿力克江和《大地毯》”。阿力克江画的大地毯在孟加拉国的国际少年画展中获金质奖章,为国争得了荣誉。电视主持人对这幅画解说得绘声绘色,娓娓动听,合情合理,生动有趣。给了我一些启发,可以根据所遇到的画练习看图说话,不也是提高写作能力的一个途径吗?
下一个节目是日本故事片《妈妈的生日》,我已看了一遍,再看遍吧。很好,人物形象相当鲜明,有些地方很笑人。9点30分,我怕教室锁门,急急忙忙回去取书包,路上走得很快。一抬头,一弯月牙出现在东方。月亮不大发光,是红铜色,宛然一只铜船穿行在浩瀚的大海里。
电视对我震动很大,在我不知道人生的乐趣在何方的时候,这块电影给了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给我指明了在社会中立住脚的方法。小马驹出生不到一小时,就能自己站起来,小食蚊鱼一生下来,就投身到水里游动起来。当时想人要自强不息,要有自食其力、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不要依赖别人,不要幻想世外桃源,坚强地“自立”起来,做一个坚强的人。
回到宿舍,也许看电视看得大脑太兴奋了吧,怎么也睡不着,翻过来睡不着,覆过去不想睡。思绪如麻,可又理不出想了些什么。是在哀叹生活沉闷而不能入睡吗?那么你为什么不高兴一点呢?要自己调节自己的情绪。
生活的乐趣在哪里呢?
翻来覆去得出的结论是,你自己寻找去!
卅四载弹指一挥间,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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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见闻·话说自杀

文 / 史晨

3/2/2020 9:36:42 PM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2年9月10日“世界预防自杀日”前夕发出警告:全球每年100万人死于自杀,差不多每40秒钟就有一人,多于战争和凶杀案致死人数的总和。据统计,5%的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试图自杀。15-19岁年龄段人群中, 自杀是第二大死亡原因;75岁以上年龄段自杀率最高。男性自杀率是四倍于女性,而女性试图自杀的人次三倍于男性,也就是说男人自杀是真想死。
中国大陆每年约有25万多人死于自杀。国外的自杀率也是居高不下。尼亚加拉大瀑布我曾去过,夏天是大瀑布的自杀旺季,高峰在9月份,星期一下午4点是最热门时间,已成为除金门桥外,美国人第二大户外自杀热点。这也成为自然奇观外的另类世界奇观。
自杀是很需要勇气和胆量的。
“文革”中我的母校山东医学院,就有多名师生自杀。像学生会主席艾生玉,就是躲到石灰窑里割断颈动脉自尽的,另外像生化教研室的陈淑琪教授、外语教研室的王洛白教授等。最令人震撼的是病理教研室的刘燕老师,他是1958级的调干生,所谓又红又专的红色教授,竟然在地下室,对着镜子解剖出自己的颈动脉,一刀下去,鲜血喷到天花板上。他解剖了多少尸体,最后竟解剖到自己的活体身上,熟练的业务能力,最后让自己变成尸体。
2000年2月3日上午,我在市政府车站下车,看到了刚刚点火自焚而死的男子,他中等身材,较为肥胖,手脚平伸已被救火泡沫覆盖,倒在身边的木兰牌轻骑和白铁油桶仍在冒烟,旁边401医院和120的急救车已无能为力。据说他在身上倒满汽油,点燃后开车冲向大楼。呜呼!惨不忍睹之前要有多大的决心和勇气啊!
自杀也需要“技术”。我当年在山东省立医院见习过,急诊室见了不少自杀患者。
一个派出所所长,“文革”中被批斗,忍受不了侮辱,手拿菜刀跑到一个山顶上,跪在地下试图砍自己的头骨,血流如注昏死在地,抢救时颅骨前面像被剁过的木头砧板,碎骨成屑,头骨却没有被砍开。另一外地转济南的自杀者,也是熬不过批斗,拿利刃抹脖子自杀,刀子很锋利,可位置太正,此君不了解颈动脉在脖子两侧,结果气管切开了,甚至后边的食道都伤着了,然而流血不多,却因为“业务不熟练”最终自杀不成。我曾为一青年胳膊拆线23针,他割腕自杀却没找到挠动脉。更司空见惯的是吃安眠药、喝农药、服老鼠药自杀者,我曾在临沂抢救过无数这类病例,结果都是死不了活遭罪。
自杀者为何会走上绝路呢?其实原因林林总总,都有它的社会性和时代性。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农村工作时,自杀者大都是女性。喝盐卤的、喝DDV、马拉硫磷的、喝老鼠药的、喝砒霜的……最难抢救的是上吊自缢,基本是百分之百死亡。究其自杀原因都很简单,夫妻吵架、姑嫂不和、邻里纠纷、分家不满……甚至为了少记两个工分,赌气走上黄泉路,一个工分才几分钱?那年月视生命如草芥,主要还是贫困无望。
大千世界变化莫测,现今自杀者不比过去少,然而自杀原因却大不相同了。 现在因为失恋而患精神病或自杀者越来越少,而其他原因却层出不穷,竟然还有网络相约自杀,年轻人玩的死亡游戏。
台湾新北市的华采慧负债1400万元,竟与假离婚的前夫许碧诚共谋,通过负债的哥哥买凶将其一枪毙命,她为获得2775万保险金,既帮兄还债,又可使前夫与3名子女过好日子,为全家的幸福而自杀,这女子令人感慨不已。台湾富士康公司2009年12月以来,13名员工跳楼自杀,原因是工作压力太大,又不堪忍受压迫和剥削,结果以死亡抗议。还有像杨元元那样的失望青年,认为知识难以改变命运,刻苦学习的结果不是成功,而是希望破灭美梦难圆。吸毒成瘾,赌博成性,恶习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很多,最终也有走这条不归路的。子女争夺财产,使老无所依,生活绝望而死,农村中这类报道很多。当然还有贪官污吏被揭发,或者是自身难保,或者是丢车保帅,不得已走上自杀的道路。不过以依我看来,这类自杀者与贪官污吏的比例还是少之又少,因为我国法律不健全,贪官们可以蒙混过关,好多裸官们狡兔三窟,东窗事发可以出国溜之大吉,不必走这不归之路。这又是中国特色!
还有一种自杀叫“安乐死”,从医生的角度我认为可取,它让病人有尊严地死去,这是以人为本的大人道,一刹那间无痛苦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希望有更多的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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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心的亲苏媚苏岁月

文 / 胶澳子

3/2/2020 9:35:44 PM

1950年后,中苏进入了一个全面结盟的时代。中国奉苏联为老大哥。中国从经济到文化教育全面学习苏联。
苏联的化学工业很发达。学习苏联而引进的化工项目遍地开花,造成的环境污染至今还在祸害着中国人民。
当年青岛前海栈桥的回澜阁更名为中苏友好阁,并由郭沫若题词挂牌。中山路一号的科技馆随之更名为中苏友好馆。
那年代青岛街上流行苏联服装。男士纷纷穿上了苏联花布图案的衬衫,女士们喜欢上了苏氏女裙——布拉吉。还有男女统穿的深色列宁服。
中小学废除了传统的百分制,一律采用苏联的五计分制来评判学生的各科成绩。少先队员制度也由苏联移植而来。
我记得1954年读小学上音乐课时老师教唱了这样一首歌曲。
歌词是:
“假如我是一只小鸟
我要飞的高又高
飞到北京去
飞到莫斯科
问一声毛主席您好
问一声布尔加宁主席您好”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媚苏真是低贱到下三滥的程度。
共产主义是天堂。
苏联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中国的报纸和广播天天在讲。城乡街道干部逢会必讲。
1957年上中学后,外语课本全换成了俄语课本。中学里的共青团和学生会对学生的首推读物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无脚飞将军》等。那时雷锋还没长大。
社会舆论把美国人统称美国鬼,但禁止把苏联人称为老毛子(东北对俄人习称)。
记得在操场上听校长做过一次政治形势报告。他说,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军朱可夫元帅最近讲过:美国如果胆敢发动战争,我们就可以马上让美国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校长讲完这话并带领全体同学热烈鼓掌。原来我们的一切都寄托在苏联身上。
30多年后,1991年12月25日这可是个划时代的日子,仅仅是一个晚上,从地球上永远消失的不是美国,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苏联。
孙文讲,世界形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苏联的覆灭令人想起了苏东坡“大江东去……樯橹灰飞烟灭”的诗句。
“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这个昔日的口号让中国人记忆犹新,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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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沉默,这是最可怕的

文/方方

3/2/2020 9:30:36 PM

天又晴了。阴阴晴晴,有点像我的封城日记,开开封封。待在家里时间长了,不知以后出去还习惯否。甚至,还愿意出去否。今天邻居唐小禾老师发了一组东湖的照片,像是无人机所拍,说是近日的。空旷而寂静的东湖,梅花盛开,红白相间,真是美得不得了。转给同事,同事说,看着看着好想哭。唉,一年春事几何空。杏花红。海棠红。看取枝头,无语怨天公。这几句词,倒是与我们现在挺搭。
武汉人有点沉闷,这是我很强烈的感受。连一向活跃的同事们,也都不想讲话。我家里的小群,亦很少有人做声。都在追剧吗?还真愿如此。关门禁足如此之久,是需要很强意志力来承受的。在武汉,人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压力,外地人恐怕很难体会。用任何美好的词汇来夸赞武汉人在这次疫情中所作的奉献都不为过。我们还在继续坚持,依然听从和配合政府的所有指令。这已是封城的第38天。
疫情蔓延已经控制,全国各地只有零星的新增病例,只有武汉例外。但武汉的局面似乎看上去也不错。医生朋友告诉我,武汉现在有近四万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是不是都来自这里呢?如果是,那么,已经确诊的病例,又几乎多来自疑似人群。设若如此,疫情就比较明朗了。只需从这近四万人中筛查即可。从这个角度说,武汉的疫情,也算控制住了。不过医生朋友依然觉得不太乐观,他认为政府发布消息时数据可更详细点。但我已经乐观起来。尽管还有漏网的四类人尚且混迹在九百万人群里,但以现在的筛查力度和筛查方式,相信很快可以找出来。
今天同事转给我一个视频,是山东淄博人民迎接蓝天救援队从武汉返回的场景。队员们平安回到家乡,个个热泪盈眶。我看后同样如此。武汉如果没有大量的外援来此帮忙,其实很难想象,现在的武汉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流泪,是因为他们深知在这里工作有多么危险,能全身而退,便是幸运。听人说,在武汉,除了医护人员感染者多,紧跟着的是警察。我有点惊讶,便上网搜索了一下。果然!湖北有近四百民警及辅警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居然有这么多!
于是给一个警察朋友发了信息,询问他们情况。朋友说他们一直都在第一线。而他本人一天都没有休息过。既要保障基本生活运输,又不能让人流车流泛滥,还得认真甄别。好多民警开车帮忙运送病人,仅靠医护人员是忙不过来的。还有,进出城的通道24小时都得要人守控,既要保障防疫支援车辆通行,又要外防输出。此外在医院、隔离点、社区这些地方,要维护治安和交通秩序,防止医患纠纷之类等等。因为接触多了,风险相对大一些!所以,这么多人感染,是不奇怪的。朋友说,你要好好写写警察呀,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休息。
武汉人喜欢说一句话:忙的忙死,闲的闲死。现在对比,似乎更加鲜明。闲人心理压力大,忙人身体压力大。大家都在咬紧牙关,共同扛着武汉。
这几日,记者们追踪武汉的疫情为何会延误近二十天,越追越猛,线条也越来越清晰。不能不让人佩服。尽管很多优秀记者离开了媒体,但要说,仍然有更优秀的记者尚在努力。有人拉出了时间表,对照着看,便可以清楚知晓,武汉市卫健委因何原因数日无通报。
有记者采访专家,专家说,他们不知情,甚至怀疑有医护人员感染,打电话问之,却被否定。我问医生朋友,听说过有专家给医生打电话吗?医生朋友告诉说,不可能打到医生这里。我说有没有可能给医院领导打过电话呢?医生朋友说不知道。同样问题问另一个医生朋友,回答得很干脆:他们都到医院来过,怎么会不知道?但专家说,医院这么大,我们怎么可能查得到?官员则说,我们是听取专家的意见。我把专家和官员的观点再甩给医生朋友。一位医生朋友说:其实医生们都早知道人传人的事实,也上报了,但仍然没人通知到老百姓,直到钟南山来才说出来。另一位医生朋友说:集体的沉默,这是最可怕的。那么,这个集体,包括哪些人?我没有问,实在不方便给人增加麻烦。毕竟我不是记者。还是网友概括得准:甩锅比赛正式开始。
摘录几段中南医院彭志勇医生对记者访谈时说的话:

“这个病确实传播得很迅速,1月10日,我们ICU准备的16张床位就住满了。我看到形势这么严峻,就跟医院领导讲,一定要上报。医院领导也觉得事态严重,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了此事。1月12日,武汉市卫健委派了一个专家组3人到中南医院调查。专家组说临床表现和SARS确实有点像,但他们还是在讲诊断的标准那一套东西。我们就反映,诊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在这个期间,我们医院领导跟卫健委反映了好几次,我知道别的医院也在反映。”
  
“此前,国家卫健委派的专家组已经到金银潭医院做了调查,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检测。”
  
“根据我做医生的临床经验和知识积累,我判断这个病会是个烈性的传染病,一定要做最高级别的防护。病毒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认为要尊重科学精神,按科学规律办事。在我的要求下,中南医院ICU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我们科室只有两个人感染新冠病毒。截止到1月28日,整个医院医护人员只有40个人感染,和其他医院相比,感染比例是很小的。”

上面三段,可以看出,元月10日,情况就很严峻了。最终,医生自己提高了警惕。即令如此,中南医院仍有40人感染。这还是感染比例很小的。其他医院,人数更多。细想想,这集体沉默的鞭子,也打在了自己人身上。这大概是疫后所有医院必须反思的。
下午跟朋友很长时间聊到孩子问题。一场疫情,让数个家庭支离破碎,比老年人更惨的,就是孩子。这场瘟疫中的遗孤有多少?不知有没有人算过。仅我们所知的几位殉职的医生,就有四个:两个小小孩和两个遗腹子。朋友告诉我说,还有一群小孩子,大概二十多人,有的父母双亡,有的父母被隔离或在住院,还有父母中一人死亡的。现在政府已将他们集中在一起照顾。他们都是未成年人,小的只有四五岁。朋友说,他们害怕穿防护服的人,也害怕戴口罩的人。我想,他们小小年龄,怕是没有办法向人倾诉的。尽管他们现在吃喝不成问题,但是,他们内心一定有伤口。尤其孤儿,为他们遮风挡雨的大树倒了,他们背后的靠山没了,那种无微不至的爱,不会再有。也不知有没有人去为他们化解这种悲痛。用朋友的观点,越早进行心理干预越好。
偶尔听到一个音频,不知道是哪里的孩子在声嘶厉竭的哭喊:妈妈,你不要抛下我,我很喜欢你……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这些做母亲的人总会浑身发冷。

原载 二湘的七维空间
(本文系转载,不代表本文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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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晨和《汽车俱乐部》(连载·下)

文 / 杜帝

2/29/2020 9:51:04 AM

采访实录(续)
青岛交警支队某干警

葛晨和我们打交道最多。他那个《汽车俱乐部》节目,天天反映出租车的事儿,几乎天天和我们交警有摩擦。全市有多少出租车?8000多辆!有多少出租车司机?至少一万七八!交警扣他们证了,罚钱、扣分了,哪个交警营私舞弊收司机的贿赂了,出租车司机都愿意给《汽车俱乐部》打电话,那个节目就好像出租车司机的娘家,有冤的诉冤,有苦的诉苦。
我们交警有的领导听《汽车俱乐部》提心吊胆,交警的形象,与那个节目关系很大。葛晨在节目里批评交警也不论壶,有时候就公开在节目里说,哪里哪里执法有错,哪里哪里交通设置有问题,弄得我们许多交警意见很大,他也得罪了我们不少领导。
在青岛,任何一家新闻单位,对交警都很客气,没大有敢批评我们的。私下说吧,老虎对犸虎,互相怕。他们新闻单位的车也不少,求交警的事儿很多,我们之间彼此尊重,相互利用,挺好的。哎呀,就是一个葛晨,他不管这一套,在节目里表面上也替交警说话,说我们执法也不容易,有一次我们一个交警被肇事车撞了,他还在节目里发动全市的出租车寻找逃逸车辆,这个我们很感激。
可是,他对我们有错的地方,硬批评,不留情面。一个司机给《汽车俱乐部》打电话,说他开车右拐弯,没违章,我们的交警收他的证,他只好买了一条好烟送去了,把证拿回来了。葛晨让司机往交警支队纪委反映,司机哭咧咧地说反映了也没有用,这样的事儿太多了,葛晨就说,在哪个路段,哪个交警?如果情况属实,咱给他曝光。
你说,收烟的交警能不恨他吗?葛晨也太没数了,说实话,咱这个社会,哪个行业不利用职权吃点喝点收点?交警的工资待遇本来就不高,你让他当雷锋?笑话!
不是说我们交警的觉悟不高,其实,我们交警干这个活确实不容易,车越来越多,路越来越难走,人们都埋怨交警管理不好,哪知道我们也是一肚子苦水。谁不想让路顺顺畅畅的?越顺,我们的活越好干。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交警还是很感激葛晨的,别看葛晨经常在节目里批评我们,其实有些批评对我们很有好处,比方说交通设置,有些司机在《汽车俱乐部》里反映,哪个路口红绿灯坏了,哪个单行线设得不合理,我们一调查,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改过来,皆大欢喜。
本来我们交警很少听广播,连报纸都没时间看,可叫葛晨给搅和的,我们交警的领导下指示,到《汽车俱乐部》播出的时候,交警各单位必须准时收听,要知道节目对我们的各种意见,有些信息反馈必须落实。
一次,一个出租车司机在节目里说,他拉了客人去第一海水浴场,反来复去找不到允许停车的地方,转了好几圈儿,客人不满意,司机也很郁闷。
还有四方长途汽车站,也是司机反映,停车时被警察罚款,他在节目里问,到处是禁停标志,那么到底应该把车停在哪儿。
后来我们到第一海水浴场和长途汽车站实地考察,果然没设出租车停车点。 这些问题,我们都一一接受,改正。如果没有这个节目,我们的很多失误就不会那么快地反馈回来。
《汽车俱乐部》经常召开听众座谈会,征求意见,有许多交通部门参加,运管办的,出租公司的,一些人对葛晨和他的节目冷嘲热讽,说怪话,我们交警的同志呢,反其道而行之,发言说很感谢《汽车俱乐部》节目,它监督交警的方方面面,对改进交警的工作很有帮助,我们去座谈的同志说,葛晨和《汽车俱乐部》节目为青岛的交通管理和出租车管理,立了大功。瞧,咱这胸怀!

关于葛晨和《汽车俱乐部》,就在我已经快写完的时候,有人又提到了葛晨。那是前几天深夜,在一个酒吧里,我遇到了许多熟人,其中有一位政府官员,他问我现在忙什么,我说正在家里写一个纪实长篇,他问都有哪些内容,我大致说了说,提到了其中一个章节,葛晨和他的《汽车俱乐部》。
这位官员说:“啊,葛晨,是个人物,不过,你得小心点,公安局、国家安全局,都盯着他呢!”
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2001年的时候,他去参加一个领导的生日宴会,来客中有公安局和国家安全局的领导,喝酒的时候,那几位领导在不断地接手机,铃声此起彼伏,人们问起原因,公安局的领导说,青岛广播电台有个叫葛晨的主持人,今天要离开青岛去北京,青岛的许多出租车司机自发地组织起来,开车去送葛晨,公安局和安全局派了便衣警员跟踪,并通过秘密手段监听出租车司机之间的通话。
警员在路上不断请示,说送行的出租车到了哪儿哪儿,问怎么办?公安局的领导说,怎么办?先观察着,如果出租车送的太远,就实行现场抓捕。
我问那位官员,公安局和国家安全局监听出租车之间的通话,发现他们都在路上说什么了。他说,听公安局领导介绍,还没有很反动的言论,出租车司机们很伤心,有不少人总是哭,为葛晨离开而难过。
我说那么最后怎么样了,公安局抓人了吗?
官员说,没有,因为当时公安局定下抓捕的地点是过了城阳,如果出租车司机继续送,只要敢过去城阳,就坚决拦截抓捕,结果送行的车还不到城阳,葛晨下车不走了,流着泪让司机们回去,说再送他就无法走了,劝司机们回去干活。
“虽然那天没抓人,但凡是参加送葛晨的,回来后都受到了出租公司的处理,因为公安已经偷偷记下了他们的车号,咱们国家擅长秋后算帐嘛。”
酒吧里烟雾缭绕,灯光幽暗,暖风空调开的很大,热风不断吹来,几个桌子前有三三两两的人在低声交谈,彼此互不干扰。
朋友们议论着葛晨的事儿,我觉得心里很沉,竟然有冷飕飕的感觉。强大而冷漠的国家机器,在官员朋友的叙述里,露出了貌似平和实则峥嵘的一角。 葛晨满怀热情主持节目,最后落了个背井离乡的结局,尽管,这结局也许歪打正着,正应了老百姓“好人一生平安”的祈祝。
周围的朋友们为这个事儿议论开了,有的说其实葛晨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在新闻媒体上说几句实话,在国外算不了什么。国外,新闻是民众的“第三种权力”,人们有权要求媒体批评和监督政府,媒体也有这个权利和义务。咱们是少见多怪。
还有朋友说,葛晨只是整个社会微不足道的角色,比他遭遇可怜的事儿,多着呢!
还有人说,如果说这是一个悲剧,那么这也是体制的悲剧,以卵击石,结局永远胜负分明。
酒吧里人声嘈杂,不知道为什么,我久久说不出话来。

葛晨离开青岛广播电视局好几年了,人们对他的议论也渐渐平息。
去年初,我在《青岛新闻网》的社区论坛上,见到了一个询问葛晨的帖子,许多跟帖的人,有的非常怀念葛晨,有的还就葛晨的离开发了些感慨。
帖子照录如下:

“狼 发表于: 2004-10-24 21:17:13
谁知道葛晨和他妻子徐扬的下落?
家里有开出租的,替他们问,他们很关心

2楼 雨虹 发表于: 2004-10-24 21:54:43
回复:
他们离开电台了,听说是准备出国,不知道走了没。

3楼 淘气小狐仙 发表于: 2004-10-24 21:59:22
回复:
他俩两口子?

4楼 青青栈桥 发表于: 2005-01-06 21:30:16
回复:
我很早以前知道这两个人。出租车司机都愿意听,觉得解气。有一次坐出租车,一位出租车司机竟然和我说:如果市长可以选举的话,全市的出租车司机都选葛晨。
听后一笑。
其实我对葛晨的节目并没有多少印象。但是我曾听人说,葛晨一主持节目,听着出租车司机的投诉就对政府大加评论。出租车司机是解气了,可是政府越来越生气,自己养的喉舌凭什么不帮着做些疏解的工作,反而添油加醋?
葛晨后来以外出培训的名义离开了岗位。好像是这样。
据说有上百辆出租车到停在电台的门口给他送行。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哪一个人而停止转动。葛晨离去,电台依旧。
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这就是转动的地球。“离了你地球一样转”,很多领导训人都喜欢这么说,虽然听着挺别扭,实际上也正是这样。
多年未听到葛晨他们的消息。如果葛晨看到这个帖子,不妨浮出水面,让大家知道一下去向和着落。只要你过的好,我们就放心。

5楼 麦迪逊大道 发表于: 2005-01-06 21:44:58
回复:【青青栈桥】
说的在理

6楼 雨虹 发表于: 2005-01-06 21:57:11
回复:
《汽车俱乐部》《早安青岛》
就像现在大家提邱磊,想当年的葛晨,是出租车司机的神。
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变成水的那一刻,就是离开的时候……

7楼 玉兰油 发表于: 2005-01-06 22:35:03
回复:
偶家里没有开车的,可偶也喜欢听葛晨的节目,特别是他那磁性的嗓音,不知道迷倒多少人。葛晨可以说是驾驶员的娘家人,是个敢说敢做的人,他主持的节目收听率很高,确实帮助不少人解决了很多问题。
他们去了美国!

8楼 沧海一声啸 发表于: 2005-01-06 23:55:20
回复:
我是司机,喜欢他们的节目。但是他们的离去在中国是必然。
怀念他们,祝福他们!

9楼 sharker 发表于: 2005-01-07 09:23:01
回复:
知道青岛为什么留不住人了吧。
能力强的人都被赶走了。
唉……

10楼 伯伦不归 发表于: 2005-01-07 14:24:45
回复:
我没听过他们的节目,不过上百出租车司机聚集在电台门口我是亲眼见过的,那次正好去电视台办事,宁夏路的交通都堵了,就是那次才知道葛晨这个人,应该是2000年的事情了。
很佩服他们,这么长时间还有这么多人记得他,不容易啊。

11楼 枕海听风 发表于: 2005-01-07 14:51:15
回复:
确实是个敢做敢说的汉子,怀念中……

12楼 浪人箫剑 发表于: 2005-01-07 15:41:24
回复:
在中国,一般办实事的人,容易受人排挤!!生存力不怎么强!!而那些不办实事的人生存力很强 !!社会的悲哀!!

13楼 武零贰 发表于: 2005-01-07 15:57:12
回复:
不晓得,没听回
看了帖子好感动

14楼 开谢花 发表于: 2005-01-07 16:09:24
回复:
记得葛晨最后一天直播节目,我特地去买了两盘最贵的空白录音带,很细心的录了下来,很细心的保存着……过了好几年,直到今天我仍然能记得那天下午很多带着哭腔挽留他们的司机师傅们。几十岁的人了,在电话里泣不成声,真的令人感动,那段时间觉得天空都是那么阴暗,每天郁郁寡欢,看着收音机就伤心。虽然不是司机,虽然我从未打过他们的热线电话,可我像很多人一样,非常非常崇敬他们。
前一阵子听朋友说葛晨还在青岛,好像做生意了,不知是不是真的。其实不管他们是不是去了美国还是留在了青岛,当年《汽车俱乐部》和《早安青岛》的听众永远不会忘了他们的。真心的祝他们平安幸福!!!

还有不少跟帖,限于篇幅,我不能摘录太多。
《青岛新闻网》每天都有很多帖子上传、下沉,川流不息,我之所以把这个帖子拷贝下来,是因为从这些帖子窥见了民间自然的反映和心声流露。网络,的确是藏龙卧虎的地方,网友的议论,无拘无束,酣畅淋漓,其自然流露出来的厚重与犀利,让人心存敬意。

写完这篇文章不久,我在博客网上浏览,看到一个国内著名记者的博客,他有一篇感悟类的随笔,我深有同感,还无端想到了刚刚写完的葛晨,心有戚戚。

“新闻媒体的职责,不应该是监督弱者,而应该是代表弱者去质疑、查究、审判强者。动画片《猫和老鼠》老百姓为什么爱看?因为那里面是老鼠在戏弄、欺负猫,让猫洋相百出,而不是惯常的情景:猫去摧残、凌辱老鼠。
回过头来看那家将老年妓女陷入警局并在版面上曝光的报纸,做这样的新闻,无疑是最安全的,它以道德和法律的优越感以及不可言说的猎奇心态去摧毁年近花甲的卖淫女,却不愿去探究那位无钱治病的老父亲,更不可能去报道另外那些跟猫有关的丑闻。我不得不说,它具备的是一张欺软怕硬趋利避害的嘴脸。
我的简单结论是:一家媒体,是在监督弱者,还是监督强者?是和老鼠站在一起,还是与猫沆瀣一气?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这家媒体的品质和品格。
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是我所尊敬的传媒风骨,因为她选择了与鼠为友、与猫为敌。如今她出了一本书《冰点故事》,讲述的就是他们在执行这一原则时所发生的故事,与鼠为友时,这世界温暖到何种地步;与猫为敌时,这世界凶险到何种地步。”

老鼠和猫,虽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里,已有约定俗成的意义,可博客作者以逆向的思维出发,其中对新闻工作者的良心诘问,的确发人深思。
2006·7·青岛(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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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违背常识的说法

文 / 祁萌之

2/29/2020 9:50:07 AM

中国人有崇拜名家、大家的习惯。不管这个名家、大家说的话是否有道理,都崇若神明。这不,有人郑重其事地发来杨振宁谈“佛教是科学”的微信文章。朋友的意思,杨振宁说佛教是科学,肯定是科学!杨振宁是大科学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话还能错吗?
我看了杨振宁谈“佛教是科学”的文章后,便答复那位朋友:
“杨振宁说的那些话,都是牵强附会,没有道理,不可信。再说宗教与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将宗教说成是科学,犹如把女人说成是男人。不是很荒唐的吗?”
实际上不用看杨振宁的“佛教是科学”的文章,起码的常识让人就知道:杨振宁的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因为常识告诉我们,科学与宗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范畴:科学是研究探讨客观世界(自然界、社会、人的思维)规律的,从中得出具有普遍价值的真理性结论。例如我们在中学里学到的定律、定理、推论、法则等,都是真理性的结论。
当然,人类进化到今天,就像我在《什么是科学》一文中所总结的:科学既有上述这种狭义的定义;科学还涵有精神层面的某种理念与方法。例如,实事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例如“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准绳”,就是科学的方法。一句话:科学是探索研究看得见摸得着的外界之规律的一种学问。
严格说,宗教属于精神层面的一种信仰。宗教应该解决、或者说应该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什么是彼岸?谁主宰彼岸?人生与最终归宿是种什么关系?什么是命运?谁主宰命运?

宗教讲究的是:相信信仰、忠于信仰、敬畏信仰、献身信仰——都是无条件的、无原因的、无功利的、绝对的信仰。所有的宗教都是道德意义上的。即宗教有一套出自信仰比较完善的道德规范。宗教有发展,但没有持续的、明显的、否定性的进步。宗教的基本思想可谓千年不变。宗教在人类社会中是有界限的,不是无限的。宗教没有、也不可能垄断全人类。人类没有、也不可能都宗奉一种宗教。
但是科学讲究符合规律、符合事实、符合逻辑、符合道理、符合实验;科学是没有界限的,科学属于全人类!世界上形同水火的各种宗教,只有在科学那里有共同的语言。科学是持续地、明显地、否定性地趋向进步。科学能够直接地改变人类的物质生活。但宗教没有这个功能。今人与千年前的人类信仰同一种没有根本变化的宗教;但今人与千年前的人类物质生活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
如果说佛教是一种宗教,佛教应该回答以上问题。实际上,佛教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以上问题。佛教是宗教肯定无疑,不必讨论了。
由上述可知:科学的内涵与宗教(佛教)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不同就像物理与化学的不同。杨振宁说佛教是科学,犹如说物理是化学一样荒唐可笑!
所以不能不让人怀疑:杨振宁这样不着边际地说话,是概念不清,还是老糊涂了?朋友那么崇拜杨振宁,可以问问他:既然佛教是科学,你年轻时就崇信佛教。你为什么不去寺院研究科学;而去了美国大学研究科学?
杨振宁定居大陆后,把别人对他的尊重看成是自己的本钱了。不仅到处演说,凡事都要发表意见,很多意见不见得正确。例如他签字《文化宣言》后不久,又在一次演讲中否定《周易》,《周易》可是“六经之首”呀!所以杨振宁的这个前后矛盾的做法,引来大家的哂笑。
其实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不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科学家也不过是在某个专业领域堪称科学家;离开那个专业领域半步,他的发言可能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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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境内秦驰道浅考

文 / 李知生

2/29/2020 9:48:12 AM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秦始皇在统一七国以后的第二年,下达诏书,命令在全国各地广修驰道。据史书记载,修筑的规格标准是纵横平直,逢山开道,逢水架桥,“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这就是说,天子巡游天下的驰道东到今天的北京、山东地区,南到浙江、江苏、湖南、江西一带。江湖、滨海上的自然风光优美的景观,都要修到。道宽约七十米,七米左右栽一棵松树。道路两边筑起小矮墙,用夯锤礅砸结实。
从公元前221年完成统一,到公元前209年病死的十多年时间里,秦始皇一共到全国各地巡游了五次。在这五次当中,他不远数千里之遥,共有三次来山东半岛巡游,以搜求长生不老药。这其中有两次,是坐车经过当时即墨境内的驰道线,另外一次是坐船,由即墨东部的海上驶过的。这三次由驰道、海上经过即墨的路线、时间分别是:
第一次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春),由咸阳东行经今河南省进入山东,来到今邹城市的峄山,立石刻碑颂颂秦德;再由峄山经曲阜至泰安,登泰山封禅,刻立功德碑;再由泰安、济南、临淄一路东上北去,沿渤海湾的莱州、黄县、芝罘(烟台)、牟平至成山;登成山头后返回烟台的芝罘岛,立石刻上歌颂秦朝丰功伟绩的碑文后,经半岛中部的捷径水道、午极、留格庄、行村、羊郡进入即墨。入即墨后,一路沿着驰道过丁字湾,望崂山,过城阳;然后由胶州、王台南下至琅琊。在琅琊,观看大海后“大乐之”,也就是说非常高兴,在那里留住了三个月,并在琅琊山上筑起琅琊台,迁移了三万户黔首(即普通民众,现在叫村民)于台下,免除他们十二年的赋税,又立石刻碑,歌颂秦朝的功德;然后南去经由江苏的徐州等地,渡淮河、长江,登湖南的衡山。最后由南阳的武关回东都洛阳。捎带着说一点,秦始皇的这第一次山东之行,路过邹城、曲阜,对早在春秋战国期间就已出名的人文大家孔子、孟子,史书只字没提,可见当年秦始皇对儒家文人是很厌恶的。
第二次于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春),由今河南省来山东,在安阳的博浪沙那个地方,遭遇张良雇佣的刺客用大铁锥的袭击,令地方官府大搜了十天,结果也没抓着。然后由济南、临淄、潍坊一线沿着渤海湾的驰道直趋黄县、芝罘、成山;在芝罘半岛上再次立石刻碑,歌功颂德,又沿半岛东海岸驰道南下琅琊台,途经即墨。最后由琅琊西出山东,经由山西的上党一线驰道,回京城咸阳。
第三次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距离上次来山东半岛地区已有八年之久。秦始皇出生在远离大海的关中黄土高原地区,又是秦汉以前见过大海次数最多的一个帝王之一。他对大海的留恋可能是出于其对大海的崇拜,大海波涛汹涌,浩渺无涯,海上风云变幻莫测,经常有海市蜃楼出现,更有像徐福等诸多方士投其希冀长生不老之所好,极力鼓吹说海上有三仙山和长生不老之药,还有可能遇到长寿仙人安其生等,一次次的骗他的银子花。他信以为真,一次次的到海边来访求。这次出巡时秦始皇已经五十岁,他的身体可能自我感觉也不怎么样了,所以再一次亲自前来寻求长生不老仙丹。
这次秦始皇由丞相李斯、少子胡亥等陪同,出京后走的是湖北、湖南一路,到九嶷山祭祀过虞舜的灵位,又过浙江,上绍兴祭祀大禹,立石刻碑歌颂秦德。再返回丹阳,由长江乘船出海,北上琅琊台在那里上岸。徐福等方士在那里又骗他说:蓬莱岛上的仙药易得,就是海上有大鱼挡道阻拦取不回来,请皇帝派勇士驾船出海,以连弩弓箭射杀之,才可取到仙药。秦始皇听了亲自出海,从琅琊台一直到了成山头,也没见着大鱼的踪影。一直到芝罘(今烟台)海面,才见着一条大鱼,被武士们射杀了。
这次秦始皇从琅琊台登船,由海上傍半岛东海岸北行,经灵山岛、崂山头、田横岛、南黄岛、苏山岛、石岛、成山头至烟台。在烟台登陆后经蓬莱、莱州、临淄、济南、临清等地西返,路上走到山东和河北交界的平原津的时候,便生了重病,走到河北省的沙丘平台行宫(今河北巨鹿附近)时,便病死在了那里。
秦始皇的三次山东巡游,虽然煞有介事地以封禅名山、祭祀山神为幌子来愚弄天下的“黔首”们,实则一门心思为了达到求仙药长生不老来奴役黔首们的目的。其中派徐福带领强抢来的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取长生不老药的举动,就是第二次来山东半岛时发生的荒唐事。现在烟台、荣成、胶南、蓬莱、崂山、连云港等地纷纷争说当年徐福出海地为自己辖区,以致文字官司打得漏洞百出、笑话连篇,实为国人所不齿。实际当年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和一大批园艺工匠,出海求长生不老药之处,应是在山东半岛上的蓬莱或胶南的琅琊。当时这两地的人烟比较辐辏、物产丰富,道路平坦通畅,加上海上经常有海市蜃楼出现,且有距传说中的蓬瀛三岛相去不远的诸多条件。
秦始皇两次路过即墨境域,都经过当时属于即墨的崂山脚下。虽然现在有许多人讹传秦始皇游览过崂山,清末民初更有太清宫的热心道士,煞有介事地在太清宫东侧石阶路旁的岩石上,镌有“始皇帝二十八年游于此山”的石刻(秦始皇二十八年为公元前219年,为秦始皇第一次来山东半岛巡游),实际上秦始皇当时虽路过崂山脚下,却并没有进过崂山,这从司马迁的《史记?封禅书》中可以看出端倪。秦始皇来山东共祭祀神山八座,其中五座在山东半岛地区,即:阴主三山,现在平度的三户山;阳主芝罘,烟台的芝罘山;月主莱山,黄县的莱山;日主成山,荣成的成山;时主琅琊,胶南的琅琊山。翻开山东省地势图可以看出,这五座山的位置均离大海相去不远,而且地势平缓,海拔高度均不超过200米!崂山虽贵为华夏滨海第一高山,主峰海拔一千多米以上,千壁峭立直插云海,山海奇观引人入胜,但是远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时期,人类文明还远没有深入到这座地处山陬海隅的高山大涧中。 偌大的一个崂山,那时还处于人类没有涉足开发的原始蛮荒状态,到处荆棘丛生,树林密布,毒蛇猛兽出没。当时的海畔山川间,根本没有多少人烟居住,更谈不上什么宫观庙宇、人文景观!一个贵为天子的皇帝,出门乘车还要乘六匹以上马拉的舆车,才能彰显皇帝的九九之尊,当时他怎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像黔首一样捉袖挽裤,跋山涉水,徒步钻进深山老林中,去进行毫无价值的荒野漫游?!崂山最大的道教圣地太清宫,直到西汉武帝年间,才有张廉夫弃官前来结草庐,也就是搭个木架子苫上山草成为窝棚罢了,也是为隐居避祸!这比秦始皇巡游路过即墨地域时,晚了整整七十余年!即墨地方志书记载说:当年“草庐”周围经常有食肉动物的虎豹出没,可见崂山还是原始生态人类生存之高危凶险。崂山东海岸立村历史最悠久的青山、黄山两村,更是一千多年以后南宋年间的事……崂山腹地一直到明朝,还是虎豹出没之地,这从明清《即墨县志》上可以看出。明代著名道士张三丰来到崂山后,在太清宫以东的海畔搭庵(草棚子)居住,经常有虎豹骚扰,他在门眉上贴有“驱虎庵”的符咒,以求避灾。可见直到六百年前的明朝,崂山的原始生态状况还是良好。
秦始皇当年经过即墨的这段驰道,是即墨最主要的莱夷土著人类生活聚居区,现在被省、市、县三级保护的古遗址,就有十二处之多,它们从南往北排列依次为:石原、台子、王圈、店东、马坪、姜家马坪、河西、谭家庄、演堤、孙家周疃、南阡、北阡。在这些古遗址中,既有七千多年前贝丘文化时期的远古人类生活遗址,也有五千多年前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古遗址,还有龙山文化时期的东夷人遗址,更有商、周、秦汉以来的古村落遗址。
是什么原因能将数千年前的远古莱夷土著居民,这样高度地集中在一条纵贯南北、濒临海湾、低山的地带上?其原因不排除有二:
一是即墨的古地理环境和现在大不相同。中北部直抵莱阳的姜山洼,在古代是一大片广袤的低洼湿地,由于地势相对平缓,排泄不畅,形成大面积的潴水沼泽地。这些终年潴水中的含氟量极大,底层泥土凝结成姜石(即墨方言称为干沟石)。其水为漤(lan,音懒)水,水质对人体有害,不适宜生产力低下,当时还不可能打深水井的上古人群居住,形成一片早期人类文明的空漠地域,所以在出产姜石的即墨北部地区,至今没有发现上古人类居住的遗址。因而从远古以来,即墨的远古人类都在傍河、靠海、水质好的地域定居。丁字湾畔的冲积河口一带,王村半岛上的滨海低丘阶地、莲阴河谷流域一带的河流肥壤沃土上 ,均为远古人类的首选之地。其他如即墨中南部的墨水河流域、西部的大沽河沿岸一带,也是即墨重要的早期人类生活地区。
二是当秦驰道过境时,由于修筑和长年维护工程浩大,所需人力、物力均得驰道沿线的黔首们劳作。在2000多年前基本使用铁、木工具生产,非常原始落后的条件下,为了维护驰道长年高标准畅通无阻,即墨地区的官府将辖地其他地方的黔首们强迫迁到驰道沿线密集居住,随时可以维护攸关生死的皇帝巡游的驰道,这都极有可能,恐怕这就是第二个原因吧。
以上两条纯为臆测,没有什么确凿的依据。不过从驰道的选址来看,当时的道路工程专家所选的路线,一是滨海地势低平,躲开了高山大涧,二是所经过的沿途,基本都是适宜人类聚居生活的地域。有人浏览即墨地势图可能会怀疑,莲阴河谷中段地势狭窄、深邃,为两条平行的山岭所挟持,秦驰道为什么不选西岭上地势平坦的蓝家荒、柳树屯、梁家屯、俞家屯一带辟路?这正是今天要说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一带在如今是一片广袤的沃野良田,极目阡陌纵横,粮食稳产高产。但在远古时期直至1950年代初期,自段村以北至牛齐埠、五沽河流域,正是即墨最大的一片潴水沼泽湿地,是一片不适宜生产力低下的古人定居生活的禁地。
当年这条饱蘸劳动人民血汗的通衢大道,在汉朝时期还被广泛使用。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汉武帝时期,汉武帝的数次山东半岛之游,也是走的这条秦驰道。在后来的历史过程中,这条驰道逐渐被废弃,大多地段已成为重要的交通干线的一部分或城镇,有的地方辟为沃野良田,早已看不出当年驰道的丝毫端倪。不过,根据地史资料中的蛛丝马迹,人们还是能辨认出当年那浩大工程的某一区段的。譬如莲阴河谷中的马坪至枣行、姜家埠子段,早在1980年代,我骑自行车路过的时候,那时不超过六米多宽的乡间土大道,就修筑在很宽的古大道的道基上,显得非常窄小。宽大的古道在有沟坎、坡沿的地方更是十分明显;道基都被削平,而道基的外侧则高低不平,保持原始状态。 而今过去了二三十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古大道两侧已成为当地经济开发的集中区,盖满了密密麻麻的建筑物,很难寻觅到以前的踪迹了。惟有王圈水库大坝以下至姜家埠子村的川谷狭窄处,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自然地貌状态。
如今即墨地方志书对这一古道有所记载的,当属2005年出版的《金口镇志》道路篇中的“驿道”一节:“驿传制度肇始于春秋战国,完备于秦。为官府传达公文书信的专车、驿马通行开辟的交通大道,亦称驰道,又称官道。……现庙东村南至东渠(西南东北向)一段,仍称官道……”


参考图1 莲阴河谷姜家埠子段古道处遗址


参考图2 莲阴河谷山川地理的标志——火山流纹岩锥体青山,川谷内诸多村落傍河而立,古道黄坚土下面埋藏的古遗迹众多


参考图3 姜家埠子与店东村之间曾经的古道遗踪。由于这里至今还处于农耕状态,自然山水相对破坏轻微

(以上照片为2000年以前用120相机拍摄,如今已遗失,曾于2010年以后发表在青岛城市档案论坛上,现在该三幅照片系从青青岛社区上截图。今年2月23日,封城郁闷,让儿子开车拉着出去走走。本来计划再看看姜家埠子一带的原始地貌,结果各村自以为是,封路不让走,只得匆匆而过,没有拍摄照片。胶州湾人类开发得早,其原始农耕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丁字湾属蓝色硅谷范畴,许多村庄农田开发为某些官府和少数人赚钱的空间,仅有不多的农耕痕迹很快也会荡然无存。那些华夏数千年历史的痕迹,也就很快随之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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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是个海·我的母亲梁今永(二)·不为人知的友谊

文 / 常约瑟

2/29/2020 9:44:15 AM


于所长(左)、母亲梁今永(右)

一 一篇感人的评论

二月二十八号,我的哥哥常以诺在微信中转给我看一段文字,那是一位青岛朋友读了我的一篇回忆母亲梁今永的文章之后写的评论:

“以诺大哥好!你弟弟约瑟的文章我拜读啦!这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是心灵深处的声音。所以我感动感慨。
字里行间你妈妈慈善可爱的身影不断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去过你家几次,她老人家已经是坐在轮椅上了,但她的气场确实很大。我是跟我妈去的,一见到她就有一种敬慕之情涌上。她招呼着我,那亲切感发散出来是那么温暖!我甚至不觉得她是个有病的阿姨,而是一位资深学者。她平淡无奇的面容里,好像能包容一切,轻声细语中好像能体谅一切。她和我妈友好愉快地交流着,我只是听客,气流却在我全身穿透。我当时想,一个老牌共产党员,与一位忠实的教徒如此情投意合地交谈,真不可思议。
我知道你妈是那么大度……文革抄家的东西,诸多没有还回来,她不去计较不去争说;整治她的人,她也不去记恨不去指责……她的心量之大,不是一般女性所具有的。你们有一位这样的妈妈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啊!尽管也跟着她受过这样那样的磨难困苦,可她应对祸灾的坦然自若坚贞不渝,她那内心的强大能不影响你们吗?能不传承给你们吗?你们兄弟姐妹今日的成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文中看得出,她的教友以及儿女们,在她们的身传言教熏陶下,也都是处处散发着友爱……爱,是你妈妈一生的追求,她把爱给予你们也给予她所能给予的人,她的人生是放着光芒的一生!感谢你把此文发给我,感谢你弟弟病重中还笔耕不辍……虽然我与你的弟弟没有见过面,但我们是同年生人,我们有幸在文字上会面。他值得我学习和敬重!”

我的心被这位青岛读者的感人评论所触碰,特别是当我读到他(她)描述三十多年前去龙江路32号别墅见到我身患重病的母亲的场景时,我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同时也不禁起了好奇心,这个读者是谁呢?他(她)的那位“老牌共产党员”母亲又是谁呢?我的母亲于八十年代中期身患重病时,我正在太平洋彼岸的南加州打拼事业与建立自己的小家庭,没有分身之术回青岛在她的病榻前尽孝心服侍她,这成为我终生的遗憾。而这位不知姓名的读者与其母亲却在我的母亲重病期间多次探望她,与母亲“情投意合地交谈”,我心里对他们油然而生感激之情,但他们究竟是何方人士呢?

二 她是历史的见证人

我的强烈好奇心促使我向哥哥询问:“这评论是谁写的呢?”
“你还记得于所长吗?”哥哥回复我说。
“当然记得于所长啦。”我当即回答他。
“这个评论是于所长的女儿达平写的。”
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个写得如此深情的评论,竟然出自于所长的家人之手。哥哥常以诺说的这位于所长,曾经是江苏路派出所辖区范围内的一个“大人物”,她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江苏路派出所的所长,她代表着共产党在社区里至高无上的权力,她是我们社区秩序的守护者。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具体执行者,于所长的职责之一是密切监视“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分子。由于我的母亲梁今永刚好在于所长1956年上任江苏路派出所所长的一年前从李村监狱刑满释放,还没有恢复公民权,于是母亲便成为于所长监管的专政对象。
记忆中的于所长手下还有一位曹姓女警官。这位曹警官经常来到龙江路32号别墅走访母亲。每次她来时,母亲都会把她请到客厅关上门单独密谈,甚至我的父亲常子华也从不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年纪小,不知道母亲与曹警官每次见面都在谈些什么,但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她们一定是在谈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长大之后,才晓得当年曹警官经常来到龙江路32号与母亲在客厅里单独交谈,是在执行于所长交给她的任务:对母亲的政治思想改造与行为进行监控与评估,以决定何时可以恢复母亲的公民权。换句话说,于所长与曹警官掌握着母亲政治生命的生杀大权。
于所长担任江苏路派出所所长的那六年(1956-1962),是我从4岁到10岁的儿童年代。虽然那时我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子,但对于所长的印象极为深刻,以至于当哥哥提及她时,脑子里立即浮现出在记忆深处储藏了五十多年的她的形象:一个身材不高,穿着整齐警服的女警官。她脸上的表情总是很严肃,我从来没有看到她微笑过。她走路时腰板挺得笔直,威严的形象让我有些害怕她。每当我在龙江路上遇到她,怯生生地低声向她问候“于所长好”时,她只是微微点一下头,昂首挺胸地继续走她的路,从没有停步下来与我打过招呼。
电话那头,哥哥听到我还记得于所长后,便告诉我,于所长还健在,她已经九十二岁了。我突发奇想,对哥哥说:“你可以让于所长的女儿达平采访她,请于所长回忆一下当年她对妈妈的印象吗?”
“我去试试看,但你别抱太大希望。”哥哥回答我说。
其实我对自己贸然提出的这个要求根本就没有抱什么希望。一个曾经在我们居民区代表至高无上的法律与权力的派出所所长,怎么会降低身份去搭理一个当年她“监控对象”的子女的诉求呢?再说,于所长与我从没有过任何交往,她可能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尽管心里没抱什么希望,我仍无法抑制内心滋生的強烈欲望。我暗暗希望奇迹会发生,于所长会同意我的请求,向她的女儿达平敞开心扉,把她与母亲在五十年代不为人知的那些交往与互动回忆出来吗?我之所以有这个异想天开的念头,是因为与母亲同时代的老一辈人大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在想,如果于所长,一个与母亲属于完全不同阶级身份的人,一个当年亲自去龙江路32号别墅监控母亲、代表政法机关向母亲宣布恢复她公民权的人,可以从她个人角度亲口讲述出她在那个非常年代对母亲的第一手印象,那将会是一个多么珍贵的历史见证呀。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仅一天之后,3月1日,哥哥常以诺就转发给我于所长的女儿达平的回复:

“以诺大哥,你客气了,有啥可麻烦的。老人们的友谊,我们做为晚辈的应该给他们大述特述。上一辈为我们下一辈留下了诸多的优秀品质,我们在他们身边仅能体会到有限的那些。大量的是他们在社会层面的工作、活动、事件,以及和朋友之间的交往中体现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太多啦,这一点,我也深有感触。我会抓紧时间好好和父母刨根问底的,挖些老人之间往来的……鲜活资料……好在我父母目前还都头脑清醒,语言表达能力正常。只是这几天我忙与战友之间聚会,家中小外孙女还缠在身边……下周开始行动,请稍稍等待一下吧。——达平”

读了达平女士的信息,我欣喜若狂,仿佛自己中了乐透彩票大奖似的。哥哥常以诺看到我如此兴奋,便向我解释道,于所长和她的女儿达平也是我的热心读者。由于于所长年纪大了,眼睛现在看不太清楚字,女儿达平经常把我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读给于所长听。她对我写的文章很感兴趣,特别是我在《青岛是个海》回忆录里写下的那些陈年往事,勾起她许多回忆。哥哥还说,于所长曾经请他教过她的一个孙儿绘画。她还经常请哥哥去她家吃饭,所以哥哥与于所长的一家人很熟。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我第一次得知,于所长一家与我的家人之间这些年来还有联系互动,特别是当我了解到于所长与她的女儿喜欢读我写的文章,我感到诚惶诚恐,受宠若惊。
接下来的十天,我每天都翘首以待,期盼着收到于所长的女儿采访报告。
在这期间,我翻开了不久前一位热衷青岛近代史的网友向我提供的他收集的三份江苏路派出所《专政对象》档案。这三份解密的档案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内的不同时期备案的。我看到母亲梁今永的名字均出现在这三份专政对象的档案里。在这些看上去仍然散发着阴森诡异气息的档案资料里,母亲被归类为“不戴帽的刑释反革命”的专政对象。所谓的“不戴帽”,即恢复公民权的刑满释放反革命分子。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于所长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恩人,尽管这个恩人在我小时候与我在马路上擦身而过时,从未正视过我,也从未与我讲过一句话。假如于所长在五十年代母亲监查期间没有为她摘下“反革命分子”这顶帽子,那么母亲在这三份秘密档案里就会被划为“戴帽刑释反革命分子”,这注定会导致我的童年在一个恶劣环境中度过,根本不可能与父母在宁静优雅的龙江路32号别墅生活14年,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966年为止。
达平女士没有食言,她于三月九日采访了她的母亲于所长。

三 于所长的回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和梁今永仅有两面之识。(注1)
1956年7月,组织任命我为江苏路派出所副所长。转过年来,所里管路段的曹警官大姐向我提出,能否和她一起去监控对象梁今永家走访一下。我称曹警官为大姐,是因为她年龄大我几岁,另外她是三十年代末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曹警官的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很善良,由此我极为尊重和尽力帮助她。曹介绍了一下梁今永的情况,从监狱出来后,一直在家里不出门,人很老实,有文化,有教养的,信基督教。
我知道曹姐是想借我副所长身份去做梁的工作更显得重视,另外曹姐还私下对我说,你比我会说话。其实我会说话也是练出来的。解放前我当过儿童团长、青妇队长,调到区里又到各村做过群众工作。解放了,进青岛就在八大关的正阳关路派出所、湛山大路派出所工作,还被公安局委派出去参加改造妓女工作一段时间。这都是需要和人打交道做思想工作。
我与曹警官去了位于青岛龙江路32号的梁今永家,一见此人,感觉她是一个挺有气质的女人,且长得很漂亮,有大家闺秀的范。
我们寒暄之后,我就得开讲啊,怎么讲呢?琢磨了一下,就从交代政策法规为主来讲吧。我对她说:“梁女士,你的家庭情况和个人情况,政府和我们派出所都了解,你一定放心。你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对国家的法律法规也都学习得比较深刻(其实是指在监狱里,但委婉地让她听出有这意思就行),相信你会在今后的人生中,接受以前的教训,更好的做一个守法守规的好人。我和曹警官都是农村穷人家里出身的女人,从小没有上几天学,是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学习了点文化知识。你比我们强多了,从小就上学堂,受了多年的正规教育,只要听政府的话,老老实实做人,过上一段时间,政府考察期里你表现好,我们会研究给你申请解除考察的。请配合好我们这段时间的考察工作。”
我们交谈时,基本是我们讲,梁女士只是温文尔雅地点头,或者说:“是的,好的。”
最后我交代:“今后你若是有什么问题与情况,请及时直接和曹警官联系,她是你的直接负责人,她是老革命老同志,是我的老大姐,她会对你认真负责的。”
离开梁今永家时,她一边送我们到大门口,一边非常有分寸地说:“谢谢警官,谢谢警官”。
我们出了她家院之后,我才如释重负地对曹姐说:“我完成任务了,怎么觉得说得太打官腔了吧!”曹警官却说:“你挺能抓人心呀,说人家有文化有知识比咱们强,她心里一定会挺舒服的。”
过了有一年多的光景吧,我又不得不再去见一次梁今永。这次是单独去的,而且是没有让江苏路派出所里的任何人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派出所和江苏路办事处是一个党总支,我被党内选为总支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办事处培养的两个女性工作积极分子,一个是一手办起了街道幼儿园,并把幼儿园办成区里、市里典范的孙佩行园长,一个是把街道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的主任端木利华,两个人最大的特点是对工作有极大的热情,并因为有文化有知识有能力,在她们的带领下,群众工作的积极性很高涨。因是组织的培养对象,我就要多接触她们,深入到她们的工作中去。一来二去,和她们已经很熟悉啦。
有一天,孙佩行园长让我去她幼儿园,我去了。她关上办公室门,悄悄地对我说:“我和梁今永是好友,说起你来,她说认识你,对你印象挺好,认为你是个好人。我告诉她,是你一直很鼓励支持我工作。她说想帮助培养一下你的孩子,知不知道你的孩子怎样,如果可以让孩子到她家跟着学习钢琴。你家儿子正好在我幼儿园,我想,先领到她家让她看看孩子学琴行不行,然后再告诉你。孩子领去,先让孩子看听弹琴,又和孩子交谈了几句,她说这孩子没有问题,让她来学吧。我一想,这可是件大事,得告诉你一声。”
我当时一听就急了!这事要传出去可得惹出大麻烦啊!我当场表态:打住!
孙佩行园长很是惊讶。可能是我当时的态度太突然太严肃,吓着人家啦。我转变了态度,和她耐心交谈了起来,解释了我们党内的纪律非常严格……她慢慢地也理解了。她说要去告诉梁今永。我说我自己亲自去说说,别让人家误会。只是要求她一定不要把这事传出去,这事只能在咱们三人之间知道。孙佩行答应了。
第二次去梁今永家是我单独一人,进家后家里好像有她丈夫和孩子们,但大家礼貌客气之后都退出客厅,让我们密谈,他们家挺有规矩。
我直接了当地把来意说了。说她的一片良苦用心我心领了,因为我是党的人,我得真心真意地听党的话。我是解放前入党的,向党宣誓,随时做好牺牲生命准备跟党走。现在建立新中国了,党不需要我们去牺牲生命了,只需要我们严格要求自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沾群众一点一滴,我怎能沾你这么大的便宜呢?请理解我,理解我们党的纪律党的严格。否则,党就领导不好国家政府和人民……弄不好我就会被党处分或开除。你知书达礼,心地善良,请多多理解我这样做这样处理。不是因为你,也不是我不想好好培养孩子,我们工农出身知道知识才能的重要性,但我是党员是干部,只能服从组织领导,遵守组织纪律……
梁今永是个明白人,看我诚恳又严肃,很坦然地对我说:“我明白,我理解,你做得对,你们党做得对。”她再没有多说什么。我最后叮嘱她:“这件事,只有你我和孙园长之间知道,其他任何人也不要告诉,行吧?”她点头答应啦!
这件事真的就这么消无声息地过去了。真是谢天谢地啊!我们三个人都是保密高手,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了,可能会搅出事故来,那样,我们仨都得遭受一次大洗礼。
我和梁今永五十年代见了两面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来往。
谁会想到,我晚年和梁今永成了好朋友!
到了八十年代中叶,我已经退休在家。有位老同志来家串门,聊起当年的人和事,说起梁今永文革期间又遭遇过不幸……他知道的比较清楚,和我讲得很详细,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想,文革时期让很多人都遭受不该遭受的苦难,特别是有历史问题的人,更是难以逃脱。能度过那段时光还健在的人,也都是好样的。这位老同志还告诉我,梁今永和他唠叨有机会想见见我。这正合我意,我也想见见她。就这样,在那位老同志的联络下,我们见面了……是我去她家登门拜访的。
时隔近三十年后我俩再见面,真奇了……我们俩交谈的闸门都情不自禁地打开了,开闸以后,把憋在心里的没有倒出来的当年的心里话,都一股脑地泻出来了。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渐渐成了密友。
我们敞开心扉谈自己的一生经历,谈家庭历史,谈儿女情长。我讲怎样从一个农村海岛小渔村贫困农民家庭走向革命道路,她很愿意听。她说她羡慕我的风风火火的人生。我呢,也很欣赏她那个大企业家爸爸给她创造了学习机会,以及她为教会教友做出的无私奉献。
我们感慨人生,感叹人生。当年是政治形势所迫,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和资本家等有产阶级有私人来往,这是党员的铁律。而今改革开放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弦已经取消啦,人和人之间都可以平等友好相处平等友好往来,再也不用划分阶级成分啦!我们俩的来来往往轻松多了。
我发现梁今永中午吃饭很凑合,因基本是她一人在家,经常不想动火做饭,只吃块巧克力充饥。我就劝她还是做饭菜吃为好,让小女婿帮助做饭吧,她坚决不肯。由此,我家里包饺子,蒸包子,做玉米面饼子,就给她带过去,她很愿意吃。她说老吃我的饭,想找点宝贝(指首饰之类)回报我,我明白地告诉她,不可以,我们是君子之交,重礼就丢失友谊了。她想了想说,好吧。她有时给我几块巧克力,说这东西可以吧,我也就拿着了。不过,我多次劝她,少吃巧克力,少吃糖。因为我丈夫七十年代末得了糖尿病,医生叮嘱不让他吃糖了,也警告我,老年人少吃糖。她没有听我的,结果得了糖尿病。她得糖尿病和不正规饮食有极大关系。
有一天,梁今永突然问我怎样评价她,我想了想说:“你是我少见的有德有才有貌的优秀女人。”
她不好意思地说:“评价太高了吧!”
我说:“这可是我的心里话。”
这样的评价她确实高兴,不久给我两张照片留念。一张围着围巾的少女照,一张她和儿子常以诺在栈桥的合影照。
晚年的梁今永也很孤独,白天一人在家,弹琴、看书、读圣经。她的儿女我基本都见过,只没有见过小儿子。大儿子常恩惠回家探亲,我去她家碰见,她让人家叫我阿姨,我阻止了,人家比我小个十岁八岁的,哪好这样啊。大女儿常以斯与二女儿常路斯当年在北京,她们因母亲的关系,多次接触,和她很亲近。在山东省对外贸易学校当教员的三女儿常安斯我见的次数最多,她经常回家照顾母亲。无巧不成书,够有意思的是,常安斯和当年管控她母亲的曹警官的儿子王建柱同校当教员,成了同事。
梁今永和我的友谊很真诚,她每天祷告上帝都把我全家人带上,她说请上帝保佑好友人的一家人。我说:“我们共产党人,不信教,信共产主义。”她说:“这和你们信不信没有关系,这是我对主的请求,我对你的诚心,不需要你接受。”
有一天,我刚到她家,她就迫不及待地问我:“我可以去你家里看看吗?”我说:“这有啥不可以的,我家大门为你随时敞开着。”她说:“你丈夫会同意吗?”我回答说:“没有任何问题,你现在去我就领你去。”她听了高兴的像个孩子似的,连连说道:“太好啦太好啦!这个问题缠绕了长时间了,今天是下了狠心开的口。”
后来她真的自己找到我栖霞路的家,我丈夫也热情地接待了她。事后,她和我交谈经常提起:“你们是共产党掌权人,能和我这个曾经管制对象,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交往,又让我到你们家里去,我知足啦!我交你这朋友太值啦!”
我听到她说这话心里并不好受,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不经意中确实伤害了诸多人心,这些受过伤害的心的伤痛很难抚平。
在梁今永弥留之际,我去她住的青医附院病房看望她时,她已经难以用语言表达了,但她的面容却很平静,看不出痛苦,我明白她是因为心里有……主。她一生生活富裕优越和艰难困苦时,都认为是……主的安排。她不追求金钱财富,她家文革被抄家丢失的不少财物和首饰其实是可以和当地政府申诉追回的,有些她明知是被个别人居为有己,她也说是主的安排。她心中的主无比强大,让她有一颗慈爱、大度、凡事谢恩从不计较利益之心。
我默默地看着想着,真的难以承受她的现状,所以在那里只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身边有个孙子辈的年轻人在陪床,把我礼貌地送出病房。我没走出医院,眼泪就哗哗地流出来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啦!最让我心里无法接受的是,她一句离别话也没有留给我!至今想起来,心还是很疼很疼!
达平,记录于2019年3月9日夜

四 “现代微小说”

三月十日,当达平女士整理前一天她对母亲的采访记录时,在太平洋彼岸的我却被送进了南加州的希望之城癌症研究中心医院的急诊室。在接受了长达十年各种最先进的抗癌药物治疗之后,我体内唯一保存下来的右肾终于败下阵来,这些药物严重地损害了我的肾功能,使我身体的各个系统受到损伤,诸如高血压、心力衰竭、恶心、呕吐、浮肿等一大堆病症把我折磨得痛苦不堪。急诊室的医生为我做了紧急抢救之后,便把我转到普通病房。
那天夜里,我是在病房的床上读到达平女士采访她母亲于所长的文字记录的。尽管事先做好了思想准备,但这篇访谈记录里的内容仍然令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读完之后我泪崩了。这时刚好有一位年轻貌美的护士来查病房,当她看到我老泪纵横的样子,误以为我是被病痛折腾得疼不欲生而哭泣。我不好意思地赶紧把泪水抹去,向她解释,我是因为读了一篇催人泪下的采访报道而被感动流泪。
我感觉自己仿佛读到一篇类似《悲惨世界》的“现代微小说”。在这个微小说里,母亲与雨果笔下的刑满释放犯冉阿让Jean Valjean都被判了五年徒刑(冉阿让后来因企图逃狱被加判14年)。他们俩“犯罪”的动机也很相似,都是为了帮助别人:冉阿让是为了帮助饥饿的外甥们而偷了一块面包;母亲是在教会帮助一个自称想回四川老家的陌生年轻人而捐献给他路费三十元,但当时她並不知道此人是青岛海军学校的学生,因此被判为“瓦解解放军战士”的罪名。他们俩出狱后的政治待遇也十分相似:冉阿让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那是一个带有前科案底的假释证明。这导致他讨生活处处碰壁,只因为有罪之身。而母亲出狱后,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她被列为“黑五类分子”,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直到1978年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辨论而导致的一系列平反政治运动为止。
于所长与雨果小说里的警官沙威Javert都代表着法律、社会秩序与“公义”。警官沙威忠于自己的职责,他把法律与秩序视为神圣的最高准则,一次次穷追不舍地跟踪追捕冉阿让。而于所长出身于共产党的革命老根据地,山东胶东乳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从小参加革命,1949年进青岛后,她被分到八大关的正阳关路派出所、湛山大路派出所工作。我的母亲在1951年被捕入狱之前,与父亲正住在于所长辖区内的嘉峪关路六号别墅。父亲是1953年听命于青岛市政府的要求从八大关搬迁到龙江路32号的。三年之后,于所长则被任命为管辖包括龙江路32号在内地区的江苏路派出所所长。冥冥之中,命运似乎总是把于所长与我的父母联系在一起。
在母亲与于所长相识长达近四十年期间,她们俩各自始终恪守心中的信仰,以及对于真理和道德的信念。这可以从于所长私下对女儿达平的一段自白中体现出来,她说:“我们是党的人,为党和国家和人民做事,我们愿意默默无声地去做,真的拼命去干去做。解放前是抱着牺牲精神干,解放后是抱着牺牲自己的利益干。我们在岗位上时真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这一代老党员,对党最忠诚。”
而晚年的母亲梁今永,每天都在为于所长的全家代祷,当于所长对母亲说:“我们共产党人,不信教,信共产主义。”母亲对她讲了一句令人惊叹不已的话:“这和你们信不信没有关系,这是我对主的请求,我对你的诚心,不需要你接受。”
尽管于所长已经是一位九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但她在访谈中展现出超人的记忆力,这使得这篇访谈记录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在她的访谈中,她除了详细叙述了她与母亲在五十年代的交往之外,她还细数了我的大哥常恩惠、大姐常以斯、二姐常路斯、三姐常安斯、二哥常以诺。唯一遗憾的是,她把我这个常家的小儿子给忘记了。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我与哥哥常以诺的年龄只差两岁,在五十年代每次我在马路上遇到她向她问候“于所长好!”时,她可能误把我当成哥哥了。
雨果小说的结局,冉阿让与警官沙威这两个主人公没有机会达成最后的和解。警官沙威最后意识到法律程序并不道德,他的内心冲突使他无所适从,最后投河自尽了。然而,达平女士的“现代微小说”的结局全然不同:两个持完全不同信仰,处于对立阶级的主人公,挣脱了多年束缚在她们身上阶级斗争的精神枷锁,在她们的晚年相互敞开心扉,联手写下了这段不为人知的真挚友谊。

注释
1.在我的记忆中,于所长还去过我家一次,那是为了向母亲正式宣布回复她的公民权,即摘去她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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