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效果

文 / 苏永生

12/29/2019 9:42:39 PM

作为一名执业的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几乎会受到每一位咨客(求助者)的询问:“效果怎么样?”“能解决我的问题吗?”“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快一点治好我的病?”等等。而我们自己也在经常思考和探索工作的效果问题。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现在终于抽出时间将我个人的一些思索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效果呢?
第一,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来看。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
1.是否有乐于助人的责任心。
心理咨询是一种助人的职业,首先要求对人有几乎是无原则的同情、理解之心。咨询师不能以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道德观等来对待、评判咨客,从而不适当地对咨客指手划脚。心理咨询师与咨客的地位是平等的,心理咨询的过程是双方共同成长的过程。如果心理咨询师好为人师,不能虚下心来,耐心仔细地倾听咨客的叙述,设身处地地理解当事人的处境,灵活地提出建议,不但会使咨客得不到恰当的指导,甚至还会由于错误的引导,更加陷入困境和迷途。
2.是否有比较深厚的心理学与心理咨询方面的理论修养。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的一种心理辅导与帮助的工作,不是仅仅凭个人的一些生活经验和常识就能解决问题的。像目前公认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技术与方法,如精神分析疗法、行为疗法、人本疗法、认知疗法等,都有其系统的理论做后盾。做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应该在对多种理论都进行深入学习掌握的基础上,再精研并熟练掌握一种理论和技术,以此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不熟读十本二十本心理学的经典著作,很难说有理论的修养。在这方面,无其他捷径可走。
3.是否掌握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技术与方法。
众多的技术与方法可以分为通用的和独有的两类。所谓通用的技术与方法是指无论应用何种疗法,都要一定程度上用到的技术与方法。所谓独有的是指某种疗法包含的独特的技术与方法。
根据《精神病学》一书所列,通用的技术与方法包括:(1)建立、维持治疗关系的技术。具体有:开场技术、接纳与反映技术、结构技术、倾听技术、引导技术、宽慰安心和承诺技术、暗示技术等。(2)促进变化的策略和技术。具体有:重建自我认识的技术、处理躯体和情绪不适的技术、改变个体和人际行为的技术等。[1]
独有的技术与方法,比如精神分析疗法,按我国知名的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家申荷永教授所说,包括:(一)自由联想的技术;(二)梦的解析技术;(三)移情与暗示的技术等。[2]
著名的美籍华人心理治疗专家曾文星在《分析的学理与治疗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将精神分析的方法,总结为分析的方法、指点的施行、阻抗的处理、工作的修通这样几个步骤和部分。具体的精神分析方法包括:探讨早期的经验(回顾心理发展的各个阶段、探索早年的心理创伤),分析原本的精神材料(自由联想、梦、幻想、失语玩笑生气时说的话), 检讨精神结构与功能(三部人格结构的分析、心理防御机制使用),检验转移关系的现象(即观察与判断移情的情况)等。[3]
要想掌握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技术与方法,除了书本学习以外,实践更重要。做医生的都知道,背熟了课本,拿起听诊器,不经过指导医生的讲解和多次的练习,还是什么也听不明白。心理咨询的学习更有困难的一面,即咨询的过程无法旁听,所以学习心理咨询只能通过阅读案例、听心理咨询专家叙述等间接的方法,以及自己在实践中的体会与改进。
4.是否有广博的知识。
首先,心理咨询师应该具有一定的医学方面的知识。人的身体是心理与生理的复合体,二者交互发生作用。当发现咨客有可能伴有身体方面的疾病时,应建议去医院诊治。心理咨询师尤其应学习和掌握基本的精神病学方面的知识,这样对于一些已经有了精神病症状的咨客,能及时辨别并建议其到专门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
除了这些,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还应对社会人生以及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知识都有相当的学习。这样面对各方面的咨客时,才能从容应对。否则,如果知识方面比咨客差得很远,双方就不容易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
第二,从咨客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因素影响着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效果:
1.是否愿意接受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这是最关键的一条。心理咨询与治疗与其他治疗的方式不同之处,是在形式上它主要是以谈话的方式进行,不像化学药品,无论患者是接受还是排斥,只要服了药,就会使身体方面发生化学的变化,从而起到治疗的作用。
谈话可以起到治疗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人人都有这方面的经验。生活中我们依靠说和听接受或处理不同的信息。听到一个高兴的消息和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肯定会引起心理和生理上不同的结果。
但我们人类的认识,最受情绪的左右。人们相信一件事,很大程度上是先情绪上接受,然后才有认识上的接受。对于心理咨询与治疗也是这样,如果一位咨客,他(她)的心理上十分排斥和拒绝心理医生,那么心理医生说什么,他也不会相信。因此,对于自恋倾向十分严重的人(他们只相信自己,不接受他人的建议或批评),个性十分偏执(他们认准一个理,谁说也不会改变)的人,心理咨询很不容易发生效果。
2.是否有耐心接受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由于人们对于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不理解,也由于当前经济化商品化时代人们养成的什么东西都要快都要立即见效的思维模式,很多人没有接受心理咨询的耐心。
心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非一日之事,所以解决起来也不会是很短时间就能完成。即使是因为具体事件引起的“应激反应”,比如一个人因为亲人去世而陷于极度的悲痛和自责,向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辅导起来需要经历情绪的释放、认识的提高与行为上的改变这样几个步骤。一般而言,也需要10到20个小时的咨询辅导,在时间上可能需要三个月到半年。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并且不留后患。但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耐心。后果会是什么呢?那就是亲人去世引起的情感没有得到彻底的释放,没有完成“哀伤”的过程,情感有可能遭到压抑,当以后的生活中发生类似的事件时,就可能唤起过去的情感,产生新的心理问题。
也许是我们中国人向来不重视心理的工作。我们读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面的著作或他的传记,他当年为人做精神分析时,每周5次,每次约一小时,这样连续要做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算下来,如以每月20小时,每年进行10个月算(除去夏、冬期间医生的休假),则每年就是200小时。如进行二年就是400小时。中国人可有这样的耐心?以我个人的咨询经历,目前做的最久的也就只有30几个小时。只有不到一半的咨客做到5个小时以上。
绝大多数咨客的心理问题与人格是相关的。比如一个人因为在工作单位与领导、同事人际关系不好,感觉到受孤立来咨询。就事论事,可以辅导他(她)做一些认识上和行动上的改变,辅导他(她)稳定情绪。但是,一个人的人际关系不好,难道不是人格的原因吗?肯定的说,他(她)的人格中就有着对人的冷漠、仇视、防备的内容!而这种人格是他(她)从小成长的环境所养成的。要釜底抽薪,非得改变不理想的人格不可。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谁都知道,改变人格是多么困难,当然需要时间!
3.是否有改变自己的决心和毅力。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主动者实际上是咨客本人。一个人的情感、认识、行为与现实或他人产生了冲突,很大的方面需要调整自己的认识,改变自己的行为。心理咨询师没有能力改变社会、他人、咨客的家长恋人妻子或丈夫等,他们所做的是帮助咨客全面、正确地认识自己和他人,并且适当在自己的行为上做出调整,以便适应社会和生活。
人们往往习惯于认为是他人而不是自己应该为自己目前不利的境况负责,往往希望别人做出改变而不是自己首先做出改变。比如,一个自述在工作单位与领导同事关系十分恶劣的人,总是抱怨所有的人都瞧不起他(她),都不关心他(她),都欺负他(她)。但当咨询师启发他(她)首先自己改变一下对人的态度,试着去关心和帮助他人、理解他人,这样慢慢地会改变处境时,他(她)却说:“为什么我要对他们好?他们为什么不先对我好?”可以设想,如果他(她)不先改变自己的认识和与人交往方式,情况永远不会变好。
长期的心理困扰也会使人产生一种“适应性”,患者有意无意地从疾病得到了某些方面的好处。让他(她)改变,会打破旧的平衡,失去既得利益,他(她)在潜意识里也会抵触。比如一个人因为心理“有病”而退入了家庭,不必去工作,由家人来供给生活费用,如果你治好了他(她)的病,则他(她)必须去劳动,去吃苦,去经历很可能会碰上的挫折和失败。两害相权取其轻,也许他(她)宁愿留在“病”中。对这样的人,心理咨询又有什么用呢?
还有个别人是抱着不正确的想法来进行心理咨询的,比如他们想来让心理咨询师为自己不道德的行为提供理由和支持。这样的目的当然不可能实现!
4.是否愿意付诸行动。
当一个人决定放弃对他人和社会的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努力使自己的心理与人格不断成长时,最重要的还是要付诸实践。要去做,而不是仅止于想。想想容易,做起来难。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咨客是否去做。有些问题,通过心理咨询师的辅导,咨客一般很快会明白“道理”,但如果不去做,不去实践,那还只是空中楼阁,于事实丝毫无补。
比如,在人格方面有些偏差的咨客,通过心理咨询与辅导,明白了自己的不足之后,只有在行动中不断地实践,不怕开始的失败坚持做下去,久而久之才会形成习惯。一位从小习惯了大事小事都由父母帮忙做决定,而养成了人格上没有成熟没有独立的青年男性,接受了咨询与辅导后,只有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自己做决定,通过承受做出决定带来的成功与失败,去积累经验或接受教训,通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渐形成男性应有的敢于负责、敢于一定程度冒险的性格。
心理咨询师就是不断地鼓励咨客在明白了道理之后采取行动去改变自己,通过改变自己而去改变他人及环境。但心理咨询师的作用不是万能的。最终是否付诸行动,还是取决于咨客自己。
第三,其他影响咨询与治疗效果的因素。
一个人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大到世界局势、国家政策,小到工作环境家庭关系,无不对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我们只谈谈咨客亲属对心理咨询与治疗效果的影响。
一个人产生心理或精神上的问题,一般来说除了本人的原因,家庭方面也必有一定的责任。解决起来往往需要亲属的配合才行,甚至有些问题根本就在于家庭成员、亲密关系的人造成。举例来说,一个受到丈夫长期虐待的女性,只有两种情况可以改变她的状况,那就是离开丈夫或她的丈夫弃恶从善。心理咨询师无法让她的丈夫改变,又不能代替她做出离开丈夫的决定,只能为她提供几种选择的可能后果分析,让她自己心理上成长,认识上提高,期待她会做出有利的决定。
除此之外,家庭成员对心理咨询的干扰也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咨询与治疗的效果。一个罹患了心理疾病的人心理是脆弱的,往往也是犹疑的。在这个时候,如果心理咨询师辅导他(她)这样做,亲属却不断地指挥他(她)不能这样做应该那样做等等,搞得病人无所适从,又怎么能收到好的疗效?
当年弗洛伊德谈到这种情况时曾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你们知道外科医生在施手术之前,必先有种种的布置——例如适宜的房间,充分的光线,熟练的助手,病人亲友的回避等。试问外科的手术若都施行于病人全家面前,家人都围绕而观,见割便叫,那还能有多少次可以收效吗?”[4]
以上影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效果的因素都分析完了。最后说明一点,作为心理咨询师,由于每个人的水平所限以及科学进步的局限(比如就精神疾病来说,当前的科学发展到能将人送上月球,将科学探测器送上火星,但对于大多数精神病的病因却知之不多),我们也完全有可能犯错误,会出现失误。说明这一点,不是为了推卸责任,实在是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既不能不负责任地对咨客进行不适当的指导,也不能因为过于谨慎而不敢作为。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是最需要心理咨询师与咨客同心协力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在这场战斗中,胜与败取决于我们能调动起多少心理的力量。
写完于2005年4月10日

注释:
1 精神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232~238页。
2 申荷永,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三联书店,2004,75页。
3 曾文星,分析的学理与治疗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6页。
4 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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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屐留痕》自序

文 / 陈瑶本

12/29/2019 9:40:59 PM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书方可达理,见多才能识广。读书和行路应该是一个健全的生命一生中要做的两件重要的事。“不要浮躁。有空去旅行,去读书;用环境陶冶身心,用知识充实灵魂。” ——王朔说得有道理。
年轻时,书是读过几本,路却走得不多。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习俗,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风光。真想到世界各地走一走,看一看,长长见识,增增阅历;但是因为时间紧迫、经济拮据等原因,年轻时只好把周游世界的梦想像种子一样封存起来。直到2009年(这时我已72岁,退休后又工作了12年)真正退休,时间充足了,经济宽裕了。随着条件的变化,“种子”萌发了。趁着身体还硬朗,步履尚矫健,终于可以把周游世界的梦想交给脚步。
我怀着惊奇和喜悦看绿水和青山,看沙漠和树林,看城市和村庄,看风俗和人生……用目光浏览大千世界的多姿多彩;用心灵体验奇诡曼妙的异域风情。 到首都北京观赏庄严的故宫和雄伟的长城,到苏杭二州去领略醉人的江南春色;去武陵源看山,去九寨沟看水;去西藏看布达拉宫和珠穆朗玛峰,去港澳台看中国另一种制度下的百姓生活……去美国看奔腾咆哮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震撼人心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去埃及看撒哈拉大沙漠上的金字塔和尼罗河游船上正宗的肚皮舞;去南非野生动物园看长颈鹿漫步和狮子猎捕瞪羚,去巴黎的卢浮宫看爱神维纳斯雕像和蒙娜丽莎的微笑;去新西兰欣赏原生态的大自然芳草碧连天,去夏威夷海上看瑰丽的太平洋落日;背诵着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在剑桥风景如画的康河上泛舟,怀着和青啤一比高下的好奇在爱尔兰去英国的渡轮上品尝吉尼斯黑啤;暮色苍茫中在列宁山聆听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樱花盛开时登上富士山俯瞰日本列岛;乘坐贡多拉游览威尼斯水城,登上游船观赏挪威峡湾风光……走遍了国内34个省市自治区,又去国外游览了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早先的出游多数没有留下记录。后来觉得旅途中所见所闻遗忘了可惜,想要弥补;可是,记忆的碎片稍纵即逝,时过境迁,再想找回,无异于刻舟求剑。近几年留心了,每次旅行回来,都会在电脑上多多少少写下一些笔记,记下旅行的见闻和心得,日积月累,稍加修改整理,再配上沿途所摄照片,就成了这本近15万字的《轻屐留痕》。
今日付梓,一是为自己走过的路留下一份纪念,二是为喜欢旅游的亲人、朋友提供一份旅游参考……

旅途悠长步履轻,游遍南北与西东。
漫道轻屐留痕浅,多少风光笔墨中。

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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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吴冠中的交往

文 / 徐克舰

12/29/2019 9:39:53 AM

那还是1975年的春夏之交的时节,一位朋友带我去拜访了家住青岛铁路中学附近的王进家。当时,王进家刚结婚,新房是自家院里盖起的两间小房。屋里到处都是各种艺术品和瓷器古董。我的朋友说,他家里装点得像个庙。
王进家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曾受教于庞薰琴、张仃、吴冠中等老先生。他为人豪爽仗义,好喝酒,好结交;曾在“卢沟晓月”石碑前的留影,西风残照,面部粗狂,尽显山东人侠肝义胆之气。可能是因为这种侠义之气的同一性也表现在“文革”中,所以老先生们对他印象特别好。庞薰琴先生在回忆录中曾提到挨批斗时王进家的善行;吴冠中先生则在散文集中多次提到王进家的名字。毕业前后许多老先生都送给了他艺术作品。我曾问王进家老师,是否同学们手里都有老先生们的作品,他说,哪里,大部分同学没有这个待遇。
新房的里间迎面墙上,挂着黄永玉的石膏浮雕,是一只狼,背上驭着一只鹿。外间的西墙上,是一幅黄永玉的黑白版画,画底边写着:“春潮 送王进家弟 黄永玉”,盖有红印。这幅画横跨画面的是一条跃出水面的大鲨鱼,鱼身呈“V”字形,鱼尾像月牙铲。在波涛汹涌的远处,有一叶小舟,如斜插的尖刀;舟上有两个人,一个在躬身驾舟,另一个像是波利尼西亚人的勇士,向鲨鱼投出了一只梭镖。那梭镖,完全不遵循抛物体的运动定律,在空中画出一条千转万逥相交密集重点无数的奇异曲线,最终击中了鲨鱼,鲨鱼在挣扎。显然黄永玉制作了一个大胆的隐喻。
王进家说,这幅版画是吴冠中帮他从黄永玉那里要来的。事情是这样:七十年代初,中央工艺美院师生到河北获鹿县李村下放。有一天,他和一个同学在河边散步,看见一位老先生正在画画,画的时候还用了尺子。同学说这是黄永玉,他说不可能,黄永玉画画不可能用尺子。这时,那位老先生立刻站了起来,朝他们大声说:“谁说黄永玉画画不能用尺子!”就这么认识了当时正随中央美院也在附近下放的黄永玉。有一次,他对黄永玉说,因为家住海边,所以特别喜欢黄永玉已发表的版画《春潮》。黄永玉说:“真的吗?那么回北京后我给你印一张。”后来,王进家在与吴冠中闲聊时,说到了此事。吴冠中说:“如果他真的这么说过,那我帮你盯着。”七十年代中期,吴冠中来青岛时,果然带来了黄永玉的这幅版画。
新房外间东墙边的小橱上,一直斜倚着一幅吴冠中的油画,有时还放在地上,倚在墙边。这幅画画在三合板上,未加边框,四个角磨损得几乎成了圆角。看来当时王进家还没有今日画商头脑里的那些经济概念。这幅画是他大婚时吴冠中托儿子吴可雨来青岛旅游时带来的,画的是野菊花。据王进家回忆,这是吴冠中1973在雁翅山画的。吴冠中画过多幅野菊花,但这一幅无疑是最好的。这幅画从未出版过。王进家说,吴冠中之所以送他这幅画,可能是与他1972年写过一首诗《野菊》有关。这首诗可以从他2003年出版的著作《多鱼斋类稿》中找到:

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
在田头、小河旁、大路边,
黄的、紫的、与杂草相间。
枝叶长得茁壮挺拔,
花儿开得随随便便。
没有人给你施过肥,
也没有人将你浇灌,
更没有人把你修剪。
谁曾关心爱抚过你?
除了你的母亲——大自然。
根扎在瘠薄的土壤里,
自幼经受着酷暑严寒。
在斗争中你开放了,
把一片赤字的心肠,
献到你母亲的胸前。
你说不傲慢,你知道
不如人家色彩鲜艳。
更不自卑,你有你的信念:
竭尽心力把母亲报答,
不向疾风把腰弯一弯。

事实上,我们确实能在吴冠中的散文集《画中思》(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第54页)中找到一篇散文,题为《野菊》,其中写到:画完野菊花后,“读到王进家同学写的一首关于野菊的诗,感到诗与画之间有通感,便改写了他的诗”。吴冠中的诗《野菊花》为:

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
亮晶晶,胜娇艳,青红黄白皆常见。
池畔、沟旁、大路边,
乐与杂草长相伴。
莫道瘦,根深叶茂总劲健,
不识施肥与浇灌。
展枝着花总随便,
都缘无修剪。

对于我来说,吴冠中的这幅油画很新奇,说实话,当时有点看不太懂,不知其妙。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绘画标准来看,这幅画有点“土气”,用的似乎都是一些“土里土气”的不够透明的颜色。画是竖幅的,大约有50公分高,画面顶部的天空灰灰的,略带一点米红味道,整个天空最多占画面的十分之一。束束野菊花,灰篮中见白,远看似印象派的斑点,前前后后,上下左右,遍布画面,最终大面积地密集收敛于画面中央偏右。对于这种处理方式,吴冠中在散文《野菊》中解释道:“美丽的野菊花,东窜西爬,全不照顾画家写生的困难。我竭力选取较集中的浓郁团簇,照猫画虎,扩大其面积和威力,构成座山雕式的野菊王国。”仔细观看,大部分白白的野菊花还是有明确形状的。野菊花周围地面背景的浅灰熟褐与灰橄榄绿相间的深色,历来是吴冠中喜欢的颜色,在模糊朦胧中伸展到远处,把野菊花衬托的格外明亮突出。野菊花上方,远处粗细不等的树枝树干歪斜纵横。树枝的后面,一抹淡淡远山,像国画式的渲染。我不得不承认,画面和谐生动,无论什么样的文字描述,都是言不及义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冠中的用笔。那树枝不是直接用笔勾勒,而是横着用笔,也就是说,是用较宽的画笔横着蘸出来的,这使得树枝具有一种震颤效果,这究竟是在意指意大利的未来派,还是想起了毕达哥拉斯那符合数学比例的琴弦的振颤?当然,或许仅仅是为了避免过于锋利的树枝通常会造成的突兀。其实,这种笔法经常出现在吴冠中的油画作品中,也是吴冠中最独具特色的用笔方法。后来,在由燕子主编的《吴冠中话语录》(第54、171页)中可以读到吴冠中对于这种用笔的原因和方法的解释。他说:“从古希腊的陶罐到马蒂斯的油画都在浓厚的底色上用工具画出流畅的线条,这予我启发。我在浓厚的油画底色上用调刀刮出底色的线,在很粗的线状素底上再镶以色彩,这色便不致和底色混成糊涂一团。”只是“这种利用刮出底色的手法只适宜于三合板之类的硬底材料,如画布不挺硬,便不易见效果。”不仅如此,在这幅画的下方底色偏深之处,还穿插交错着一些小草木花枝,是用调色刀刮出来的,留着白底色。正如他在《野菊》中所描述的,“细草,坚劲而细长,油画笔对此无能为力,用尖刀刮出,既增添了层次,又赋以俏巧。”实际上,这也是吴冠中的惯用手法,他继续说:“如画树梢,用刀尖,可刮出缠绵曲折的亮线,无须再染色,我常用这种手法表现弯弯曲曲的细枝,油画笔极难达到这种效果。”
新房外间南墙有一个窗户,窗左边挂着一幅张仃先生的国画条幅,画的是荷花,是传统画法,还不是后来的那种近乎自我折磨的倔强的焦墨山水。张仃见过毕加索,他的焦墨山水究竟是传统中国画的内在逻辑使然,还是毕加索版画影响的结果?
窗下是一个写字台,写字台的台面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幅作品,很像是吴冠中早年油画作品的印刷品,具体作者已记不清楚。画面上迎面一排树木,其中有松树、杨树、槐树等等,姿态各异。画中颜色没有那么多的冷暖变化,有点国画的味道。不同的树木用笔不同,似乎更讲究树木的机理,也就是说,你仅从树木的造型用笔就能看出那是一棵什么树。我每次去王进家那里都会不由自主地看看这幅画,因为这画中蕴含的东西不仅使我感到陌生,而且似乎与我已经接受的东西相左。
后来,大约到1976年春天,玻璃板下出现了两幅国画,画幅不大,大的偏方,约30公分长,小的偏横,长约20公分。从下角的落款“荼”字,知道是吴冠中的作品。大幅画的是竹子,画面上方竹枝林立,下方有几个大墨块,表示石头,石间环绕着光滑流畅的几何般匀质曲线,表示流水,画面还到处散落着一些艳丽的色点;小幅画的是几只老虎,前后拥在一起,虎形清楚可见,虎斑弯曲纵横,不像九十年代以后画的虎那么抽象“混沌”。
吴冠中的虎是个隐喻。他突然对虎感兴趣,是因为受到了茫茫的西北黄土高原的震撼。他曾写道:“我到黄土高原,便是面对了壮观的虎群。千万年来虎群孕育了炎黄子孙。我看过黄土高原,引起了画虎的欲望,画过老虎,再画高原,我谓之老虎高原。”(《吴冠中话语录》第20页)很可惜,近来王进家告诉我,这两幅国画已不慎损毁。
在已经看惯了吴冠中作品的今天,或许没什么,但在当时,这两幅画确实触目惊心。对我来说,几乎就是一种惊吓。因为从传统绘画的观点来看,那不能算是国画,画面上这些点点划划的零散的鲜艳的色点和像流水一样的光滑曲线,完全不像中国画,也就是说,吴昌硕、齐白石的金石老辣和黄宾虹的屋漏痕全无,倒是能让人联想起林风眠的用笔或八大山人的《荷石四屏》中的荷茎的圆润流畅。不仅如此,传统的中国画,譬如黄宾虹的山水,可谓笔中有墨,墨中有笔,笔墨亲亲我我拥在一起,而吴冠中的这两幅国画大不一样,线条和墨彩几乎是分离的,墨彩在曲线上游移,线在墨彩处环绕,似乎处在一种永恒的互动状态,这倒叫人想起了毕加索为俄罗斯芭蕾舞剧《墨丘利》所做的舞台布景设计,其中匀质光滑曲线在色块上漂浮游移。
那个年代,我接受的艺术观念,开始是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心中的偶像是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等等;后来是法国印象派,偶像是马奈、莫奈,对塞尚则完全不能理解。但是,过度的理性思维使我经常纠结于色彩冷暖关系的考究中,就像中世纪的人们注疏《圣经》:一个针尖上能站立几个天使?说来奇怪,有时脑中竟会偶尔闪过一些亵渎大师的念头:将来有一天我会不会变得不喜欢这样的艺术,特别是那些黑乎乎的苏式素描?像萨特笔下那脑中偶尔闪过存在主义“邪念”的老太,时因亵渎不敬而深感自责。
大约是197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带着一些关于色彩关系的疑问请教王进家。听完我的问题后,他有点火,他说:“你怎么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艺术问题呢?艺术不是科学!”他的调门高了起来:“学院派最失败的地方就是把艺术解剖学教成了医用解剖学,把色彩学教成了牛顿光学!”余怒之后,他叫我拿一些油画写生给他看看。
第二天下午,大约两三点钟的样子,我带着一些油画风景写生,到了他家。家里人说他出去了,可能一会就能回来,于是我就在他的小房间里等着。过了一会,他回来了。一同进屋的是一位长者。此人大约有五十多岁的样子,个子不高,身着浅灰短袖衬衣,面呈江浙人特有的清瘦,双目睿智,脸上骨骼硬朗清楚,有一种几何般的石雕效果。王进家向我介绍:“这是吴冠中先生。”我肃然起敬。王进家看了看我的油画写生说:“颜色感觉不错,至于深度,还谈不上。”然后,对坐在写字台旁边正在看着玻璃板下那几幅作品的吴冠中说:“那正好,就请吴先生给你看看吧!”
吴冠中接过我的画,一幅一幅地看着。说实话,我有点紧张。虽说当时吴冠中还没有今日之盛名,但毕竟已是画界名流。在我的视野里,早年的吴冠中似乎更以水彩闻名。他的水彩与众不同,不仅用笔洗练,而且用色凝重,这可能与他同时还是一位油画家有关。偶尔,也见过吴冠中早年出版的油画作品。我记得,有一幅油画,画的是江南农家风光,画面上一片绿油油,绿色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用调色刀刻划出各种树形,划痕露出白底。这些树形似乎在提醒观者:这不是真景,而是一幅画。那幅作品很类似于《吴冠中全集》中的那幅画于1960年的《海南岛香茅加工厂》。
令我颇感意外的是,吴冠中看完我的画后并没评论什么,也没具体说哪里画得不好,而是就像讲课一样,开始讲一些一般的绘画问题。很明显,这说明在他眼里,我的问题已不再是“一招一式”的问题,而是“其病在骨”。他谈了很多充满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东西,这些中国人似乎本该熟悉的东西,我却听起来很陌生。使我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他说:“画画就应该画出个性特点,你要画树,就要画出树的个性。”他一面说,一面手指着玻璃板底下的那幅油画印刷品说:“画松树让人一看就是松树,画杨树让人一看就是杨树,不要把所有的树都画成一个样子。”我知道这显然是在冲着当时的画风说的。但是,我可能是有点中毒太深,听不太进去。趁着他停顿的时候,赶紧插话,问了一些色彩的冷暖问题,但是他根本不感兴趣,也不理睬我的问题,好像没听见一样。
他继续说:“你要画灰突突的地面,你就是要画出灰突突的味道,天空远处带点米红头,那你就画点米红头。”
这时,我才感觉到,他和我,虽然近在咫尺,但却身处两个相隔遥远的世界。他像是身处“无影灯”下的世界,感兴趣的不是光和色彩的冷暖,也不是泛泛的造型结构,而是色彩本身的品质,以及由笔触和线条构筑的对象的性格。现在想来,那时的吴冠中已具有现代绘画意识:规矩是具体的,拒绝绘画形而上学。
那天下午,吴冠中谈了好长时间。后来知道,那段时间他来过几次青岛,在青岛画了一些油画风景作品。期间,青岛美术界流传着一本吴冠中谈绘画的小册子,是油印的,没有几页纸,我曾经读过,发现其中的论述与我所听到的有类似之处。对我来说,这近半日之诲把我引入了一个崭新的绘画世界。它是颠覆性的,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随着岁月的推移,像扑朔迷离的蝴蝶,时常闪现在脑海中。 2019年5月3日

作者简介:
徐克舰,1955年11月2日出生,理学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曾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青岛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吉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自幼热爱艺术,15岁时考入青岛市京剧团,任舞台美术设计师,从业13年。

原載 杜帝语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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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中忆雪——写在2019年末

文 / 学周

12/29/2019 9:25:22 AM

2019年圣诞节前后几天,青岛雾霾重重。圣诞节这天早晨起来,整理旧照片,翻出在哥伦布拍摄的雪景,尽管过去了六年,却是历历在目,让我生出若干慨叹。
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小时候,到了冬天村子经常下雪,长大后到济南上学四年,记忆中关于雪天的印象。毕业来青岛工作,只有1986年冬的那场雪算得上是银装素裹,在以后每年冬天零星的雪花难以留下记忆。慢慢对雪的印象就淡漠了。2013年受邀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当一年访问学者,赶上据说是北美五十年一遇的大雪,整个冬天几乎天天与雪为伴,真正体会到“寒天落景光阴促,雪海穹庐物色稀”。

在哥伦布遭遇的第一场雪,好像还在秋季,草地是绿的,枫叶是红的,白雪落在上面,仿佛是一个童话世界。这番景象还真是第一次看到,我很是觉得新奇,拍了不少照片在微信群分享,可惜因为一些说不出口的原因,我把这些分享都删除了,但在心里却依旧留存着。

随着天气转冷,我和儿子专门到商店买了那种不怕踩雪的靴子,做好了漫步雪中的准备。后来证明,我那七十几美金的雪鞋没有白买,入冬后,雪下得越来越勤,我的雪鞋拍上了大用场。雪后的空气清爽宜人,走在欧河岸边的步行道上,走走停停,拍雪景,看行人,很是惬意。

我租住的地方名叫Olentangy Village简称OV,紧挨着Olentangy River(欧河),是一处相对高档的外租公寓,容积率极低,与之相邻的街区也都是二层楼房,掩映在高大的树丛中,就像一个个不大的村落,每隔几个街区就有一个公园,实际上就是一片或大或小的草坪,上面有足球场、棒球场、儿童游乐设施等,锻炼休闲非常方便。入冬雪后,有一次我漫步到OV旁的一片小丘样的空旷处,看到大人孩子玩着滑雪游戏,一派祥和。我举起相机拍下这一切,几年后翻看照片,犹似重游一番。

雪后气温极低,早晨起来给汽车玻璃除冰是一件痛苦的事,儿子上学走得早,而起的晚,我一般都是先做好简单的早饭,就下去除冰,雪天刚开始,戴一双薄手套用一张废卡就能解决,后来的雪越下越大,越下越多,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几度,冻的手指发麻,卡片无奈厚冰,买了专门的铲雪器,戴上厚厚的棉手套,即便这样武装,等铲去车窗的冰后,一双手早已冻得僵硬了,印象最深的一次,2014年1月6日,车窗被冻住,浇了两壶开水才勉强打开车门。如今儿子在温润的上海,我在清冷的青岛,我会时不时想起曾经的雪天,想起早晨铲雪的情景,他或许没有时间去想,等他也闲下来的时候,在他的回忆中不知道能不能想到这一幕。

冬天是鸟儿难过的日子,冰雪覆盖大地,哪里去觅食?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和儿子在公寓的院子散步,走到河边,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雪地里往地上插十字架样的铁架,铁架上挂几个童话样的小房子,我们走上去搭讪,老太太很热情和儿子攀谈起来,并让我们帮她忙竖铁架,我和儿子帮老太太竖好铁架,站在雪地聊了一会,我几乎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看老太太有七十多岁的样子,一脸的和善,毕竟是冰天雪地,在外面站久了身上冷得受不了,和老太太握别后,我们往回走,我问儿子他们聊的话题,儿子说,老太太竖的铁架是人工鸟巢,几个“小房子”里面装上鸟食,让那些饥饿寒冷的鸟儿过冬,她每年都会买一二百斤的鸟食,每天都会在自己架设的鸟巢投放,我一下想到商场里堆放的一麻袋一麻袋的杂粮,原来就是鸟儿过冬的口粮。


从此,我听到窗外的鸟鸣,仿佛能听到一曲爱的颂歌。说到鸟,还真有让我少见多怪的,有一种浑身绯红的鸟儿时不时栖落在窗外的树枝上,在白雪皑皑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抢眼,欧河边有一处鸟儿观察站,上面有许多鸟种介绍,从那里我知道这种鸟名叫北美红雀,学名:Cardinalis cardinalis,其学名的意思是天主教会的枢机,因枢机有着明显的红袍及帽子。这种鸟皇冠般傲立的穗状头冠和一身烈焰般的羽毛异常醒目,是世界上最美丽耀眼的鸟类之一。窗外乱雪飞舞,不时有北美红雀栖息枝头,雪中一点红似胜春花秋叶。不由得诗兴大发,写了这首《咏红雀》:

雪花飞舞几时休,万籁齐鸣风正飕。
忽见红翘栖树杪,一星红晕雪中浮。
漫天阴翳尽昏莽,高耸朱冠自窈悠。
顾盼留连心自适,栖身未暇拣枝头。
不贪春色与秋色,自是红妆何所求
傲世勾留酷寒里,只消寒雪为伊俦。

有一辈古人说得好:“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 如今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岐。”冬天,青岛的霾,让我怀念哥伦布的雪,有雪的冬天才是正经的冬天,乌突突的霾是对冬天的亵渎,多么期待有一场酣畅淋漓的飘雪,驱散漫天的雾霾,换来一个凛冽的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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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康有为书匾考略

文 / 北冥有鱼

2018-12-13 22:25:01


2015年夏秋之交,青岛芝罘路一带的拆迁正在紧张进行,一块刻了字的木板的出现,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具体的发现过程已经无从考证,只知这块牌匾是和其他一些杂物一起被处理掉的。幸亏被收旧书的J先生得知,避免了被肢解另做他用。
该书匾长244厘米、宽63厘米,厚3.8厘米,由一块独板雕刻而成,背面有五根卯榫结构的竖撑起固定作用,上方两侧各有一个铜螺丝,有用铁丝捆绑悬挂的痕迹。


匾额用大家熟悉的康体行书题写,落款康有为书,下有印章两枚,一枚为“康有为印”,另一方是晚年常用的“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长文印。两印均系用刀直接刻在木头上。
经查,所题写的青岛医学校是日本同仁会青岛医院的附设学校,地点在江苏路19号。
1902年,日本财团法人成立了带有慈善性质的同仁会,其章程是帮助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改善医疗卫生状况,开展医学教育。从成立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接收或创办了北京、汉口、青岛、济南四所医院,以此立足,开展疾病诊疗、疫情调查、医学教育等。


同仁会青岛医学校1924年9月开办,1930年10月停办。共招收了三届学生,1924年7人,1925年15人,1926年17人,39人全是中国人。
虽然叫医学校,学制却是四年,从所列课程看,难度不次于现在的本科。老师就是青岛医院的日本和中国专家。1928年10月,第一届七名学生毕业,全部留在青岛医院,优等生郑振纲分配在内科、陈志藻在外科、张清和在小儿科。之后第二届毕业生也都留在青岛医院。
毕业生参加工作后,还可以到日本本土同仁会合作医院继续进修,陈志藻在三十年代到日本帝国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业,回国后创办博济医院,成为著名的医生。抗战胜利后陈志藻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青岛市卫生局局长,1949年之后他依然担任市卫生局局长,1959年任市政协副主席,1993年去世。
一座日本人开办的的学校,怎么会有康有为的题匾?此事是怎样促成的?是求医问药相识?还是慕名而来求字?或者是有朋友从中介绍?从目前掌握的资料,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
一本《同仁会三十年史》的日文书,透露出一点端倪。
大隈重信,这个在康有为全集中多次出现的名字,曾经是同仁会的第二任会长,时间是1904至1922年。


大隈重信(1838—1922),政治家,财政改革家。曾任日本第8和第17两届内阁总理大臣(首相)。是明治维新的主要推手,他主导的改革让日本成功地建立了近代工业,巩固了明治政权的根基,为日本以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他还创办了早稻田大学,是一个有胸襟有谋略的政治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香港,面临着后党的通缉和追杀,就在进退维谷、险象环生的时候,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隈向他发出了邀请,派专人护送其到日本,在安保和生活上给予周密安排,由此成为至交。
在《康有为全集》里,收有康有为写给大隈重信的3封信。一封写于1900年的信是吁请大隈君动员日本政府向清廷施压,拯救光绪。1917年的信则是感谢大隈赠送的手杖、古瓷瓶、漆雕等礼物,还用较长的篇幅申述了君主立宪理论与中国的现实问题,希望得到大隈的支持。1921年的一封信,是感激大隈在小女偕婿东游时给予的关照。
1923年4月,得知大隈去世的消息后,康有为郁郁于怀,写下《大隈侯大德颂》一文,“富士之峰,峻极于天,白云蓬蓬,诞降英贤,生大隈侯,为日本魂。”他历数大隈的功德,将大隈比作管仲乐毅,比作诸葛亮和俾士麦。“蒙授餐适馆之雅,荷饮食教诲之恩,既悼夫之大德,愿永怀以终身。”
尽管大隈1922年就过世了,但他在同仁会经营多年,许多部下不会不知道他和康有为的关系,在青岛开办学校,找已是青岛市民的康有为给题一个牌匾,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尽管天游园周边的风景如画,但因为事业和交际的重心尚未转移过来,康有为在青岛的时间并不多,留下的遗迹寥若晨星。这块匾额应该是青岛现存唯一一块康有为题匾原件。
该匾的书体和传统有所不同,少了一点起承转合,多了一些宇宙洪荒,初看还有点别扭。有人认为这属于名人字,只看写字人的名气,不讲字的好坏。这个观点符合社会一般规律,在康有为这里则不好用。和一般的名人字不同,康有为的字,尽管出身山野,用笔率真,但也是有来历的,属于碑学的摩崖体,个性倔强有特点不说,还承载着南帖北碑这桩绵延两个世纪的官司,是书法界经久不衰的话题。青岛医学校这块匾,是康有为为数不多的题匾之作,也是其书风形成的代表作。只不过此匾的制作有点粗糙,布局有点满,刻工也一般。可能当时青岛没有高手的关系吧?
白驹过隙,物是人非。距康有为题写这块匾额已近一百年了。医学校没有了,匾额还在;人没有了,故居还在。只可惜了那些激情飞扬的思想,那些停留在书本上的文韬武略,还有几人研读?几人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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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老师之死

文 / 文健

12/29/2019 9:01:37 AM

我小学一到三年级是在青岛定陶路小学读的。
敎我的音乐老师先是一个女的,黑红色的脸,精瘦精瘦的,齐耳短发。时值冬天,上身着半大蓝外套,半敞着怀,蓝衣蓝裤,系一条线围脖,有格子那种色相不明的线围脖,裤脚用五公分宽的黑丝裹腿缠着,穿一双捏鼻子的黑灯芯绒角包子式棉鞋,因为她是那种包小脚包到一半又放开的“解放脚”,所以脚背露出鞋口很高。她是随着男人升迁来青岛的,四十岁不到。
第一课敎《我们一同瞧瞧》:

我们一同瞧瞧,我们一同瞧瞧,飞机来了,飞机来了,像天上的小鸟。
我们一同瞧瞧,我们一同瞧瞧,飞机来了,飞机来了,嗡嗡的直响。

她的歌声带浓厚的山东掖县腔。她边唱边表演。我们也跟随她边唱边表演。学生们的歌声由于学她而阴阳怪气。因为我们在只有两层的教学楼北面呜呜哇哇地唱,招来二楼办公室里众老师的注意,甚至有的北窗也打开了。教师们倚窗交头接耳,有的还笑了起来。她反而更来劲了。学生们本来嫌她打扮得土,有点面对乡下人似的不屑,见楼上老师们笑,可能受到暗示,开始疯了似叽哩哇啦乱喊,响遏行云。有的同学这以后好几天都哑了嗓子。不是吴校长出面维持秩序,我们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
这位老师姓吕。我们公开喊她“吕老嫲嘛儿”——老太婆的意思。她往后的音乐课显然不能顺利地上了。班主任张老师为此专门让大家举手表决,问需不需要她继续教音乐课,我们班马上全体起立,双手高举,连跳带蹦,异口同声地吼:“不要!”
不久,又调来了一位音乐教师,男的,叫王典。
初见王典老师印象挺好。好像二十多岁。他和我们张老师在学校南门里的一片观音柳前站着说着什么。他们是同乡。观音柳的枝条上长满了白疥虫,挺恶心人的。张老师剥下一个白背红腹的白疥虫放到嘴里嚼了嚼。王典老师声色俱厉,連忙阻止:“吐了!吐了!有毒!”“我看有的鸟吃它,不会有毒。”“那,那,蝎虎子有剧毒,鸡吃它也没有事!但是蝎虎子的尿,尿一滴在水里,人一喝就死!”蝎虎子就是壁虎,传统中著名的“五毒”之一,虽然后来我知道壁虎不是什么毒虫,但对王典老师的印象,因他们观音柳前的这次对话而尤著。时间好像在1957年初春。
当时,我的母亲在贵州路小学任教。我经常在傍晚时去学校迎接她回家。在她的教导处里还有教导员,一位男的叫王永亮,还有一个女的,叫王炳琪,她后来生了两个儿子,都是知名的音乐家。
王永亮是黑胖子,眼睛在宽大的脸盘上显得不算大,高个子,写一手好字。他具体的工作是刻蜡板,印试卷,再就是兼任音乐和体育教师。他的声音浑厚,唱“蓝蓝的天空白云飘”比收音机里播出的还要悦耳。他天天忙,下班的时间很晚,就是个劳动模范胚子,但为人太热情,不会将热情用在刀刃上,所以仅仅只是一个劳模胚子,粗胚子。我母亲必须等他工作结束之后才能回家,所以我要等他们好长一段时间。他的家似乎在台西一路,毗邻西康路北头,是我们回家必经的地方。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说起才调来的音乐教师王典。王永亮伸出大拇指——当时正经过一个路灯,他伸大拇指的手投在他的脸上,让我陡然生出一种莫名的不祥之感——或者这是人说我有鬼眼的原因吧。他说,王典是沈阳鲁迅文艺学院音乐系出身,写过很多歌,广播电台还播出过他创作的歌,具体什么歌他忘了。那时上过艺术大学的人寥若晨星,我听后肃然起敬,甚至从此坚信壁虎有剧毒,直到今天噩梦里还是常常出现摇头摆尾的壁虎。
我上小学转过几次学,一次在“反右”之后,一次在“大跃进”开始。
“大跃进”开始那年,我转到濮县路小学上五年级,我每天吃晚饭要到贵州路小学。王永亮在刚过去一年的“反右”运动中居然能全须全尾、完好无损,所以我得以天天接触到王永亮老师。
那时,小学生们必须要读《中国少年报》,这张报的编辑不知中了什么魔怔,见天连日、连篇累牍地宣传“少年科学家”“少年发明家”,什么什么“家”的张狗丢。这张狗丢天才的发明,竟被很耀眼地印在报纸的当中间:他在一个硕大的萝卜上戳了些洞,洞里放进玉米种、麦子种、高粱种、谷子种……有没有苹果杏子等种子我忘了,总之好多种子都发芽了,欣欣向荣地从萝卜里冒了出来。那时不兴宜“脑残”“傻逼”这等血糊淋剌的词,但我对此也没有同义词可以用。
适逢王永亮备课,欲敎学生们唱《我是小小的科学家》,那歌词开始本来是这样:“我是小小的科学家,我的志气比天大,人家说上天没有路,我就能造一匹上天的马。”
我顺调改成了:“我是小小的癞蛤蟆,我的肚皮比天大,人家说上天没有路,我就吹出一匹上天的马。”
没想到王永亮竟唱顺了嘴,“小小的科学家”不知不觉唱成了“小小的癞蛤蟆”。此时我母亲严厉地喊了声我的乳名,顺手拿起教鞭做出要打我的样子。 王永亮知道自己唱走了嘴,连连掌自己的嘴。
王典老师好像长过肺结核,当时这病有点像今天的初期癌症,大家都有谈虎色变的意思。虽然他的结核钙化了,校长还是让他说话的距离不要离得学生太近,他似乎也很留意。他经常请病假,所以上音乐课的时间不是太多。只记得他给我们上的两堂课,一堂在临暑假前,另一堂课敎的歌名记不得了,词曰:“一根紫竹直苗苗,送给宝宝做管萧。箫儿对准口,口儿对准箫,萧中吹出时新调。小宝宝,吁嘀吁嘀学会了,小宝宝,吁嘀吁嘀学会了。”
我素来记性好,所以他敎第一遍之后我就会唱了。他叫我站起来唱一遍,我脱口而出。他很欣赏地看着我,捂着嘴,靠前问我:“以前学过?”随即自言自语:“不可能学过,这歌我也才发现……”
临放暑假前一天的音乐课,教的是《我是一只小渡船》:“我是一只小渡船,天天靠在小河边,小何东岸是工厂,小何西岸是农庄。劳动人民来渡过,我就送他到对岸,小何东岸是工厂,小何西岸是农庄。”
唱几遍之后,我们差不多都学会了。他把一学期音乐成绩的分数单分给了我们。时间还富裕。也许为了加深同学们对这节课歌词的记忆,王典老师忽然提问:“你们如果是小渡船该怎么办?”同学们当然就把《我是一只小渡船》的歌词齐声背了一遍。王典见我不随大家一起背歌词,让我站起来,问我原因。我回答道:“我要是只小渡船,不管是不是劳动人民,我都渡,因为我是一只小渡船。”
王典“嘭”地一声扣死踏风琴盖板,勃然大怒:“日本鬼子、蒋光头你也渡!”
我竟然回答:“我不是船,我是人……”
王典好像头发都竖了起来,冲到我面前,抓起我的成绩单,将上面的平均分数改成了零分。原先的平均分数是一百分。
下课后,我找班主任张老师诉说此事,张老让他和缓怒气,将分数复原,但他坚决不宽恕我。
不久后的暑假,学校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王典是不是栽进去了,我已无心打听,因为开学不几天,我转学到了潍县农村的一所完小。
下面这段时光,我因惧怕回忆而忘记了准确的日子。只记得那年——可能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交接,天气尚冷的日子,要一块枪毙很多人。我被叫到青岛西藏路、费县路相交的三角花园接受“教育”,看看反革命分子灭亡前的场面,从而不敢再“乱说乱动”。
枪毙人的車一辆接一辆,插着“亡命牌”的人一个接一个,“亡命牌”是白粉新刷的,有些上面还有插“亡命牌”之人的手印。打着血红“×”子,被枪毙者的罪名几乎就一个,曰“现行反革命分子”。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在死囚两旁一边一个,他们一只手向上掀着赴刑人反缚的手拐肘,一只手向下摁着赴刑人的双肩,一副重任在肩的伟岸神气。
突然,我看见一个“亡命牌”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王典”,再仔细一看就是王典老师!他下巴抵在汽车驾驶室的外顶棚上,两只眼睛似乎拼命地看着蓝天。我不知为什么觉得天旋地转的,尽量不眨眼,我想跟着車走一段,又怕旁边监视我的人就此无中生有……
还没回过神来,我又看见一个“亡命牌”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永亮”——他满脸沾了“亡命牌”上的白粉,一根雪白的绳子勒进了了他的嘴里,嘴角上的鲜血已经干枯。显然缚绑他的时候他挣扎了一番,所以他脸上有“亡命牌”的白粉;他不服枪决,故而喊冤辩屈时被勒住了嘴……他穿着崭新的细花蓝绸子棉袄,那一定是他妻子送他上路而做的棉袄,他妻子很传统,是那种男人们吃饭自己绝不上桌的女人,男人要去了,她会按中国人的老规矩,给他做一身新寿衣寿裤。王典老师呢,一辈子没结婚,所以他临走的衣服是旧的、脏的。
王永亮老师的死,据说是因为造“走资派”的反造过了头……其实,凡是动了“逐鹿”之心,哪怕“鹿”小如鼠,孰对孰错,我是不愿置喙的。
性格惹人讨厌的王典老师之死,据说是因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众老师们为了表现自己的立场正确,纷纷指证他的“恶毒”,况且他是一个单身汉,倒霉也不过就倒一个人的霉,于情于理,他都该在大难临头的生死取舍问题上舍身吧。
王典老师死了多少年之后,有关部门发现他犯罪的时间地点有些矛盾,很虚妄,欲再落实一下,结果给他“恶毒”作证的人,仿佛串了供,个个死死咬定王典的“恶毒”是他们亲耳所闻,千真万确。也许这样他们就没有责任了。不过作证的老师,没听说临死时有疑神疑鬼、害怕天谴的。他们毕竟是唯物主义溉育的教师。
王永亮老师如今子孙满堂,有很多后代遗传了他歌喉优良的基因。今年仲夏,得知音乐诗人李建任“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我竟做了一个梦——王永亮老师的一个孙子被选上了。愿上帝保佑他的子子孙孙!
临末我还得说一句话,据说“吕老嫲嘛儿”没有为王典的“恶毒”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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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畬书法的古拙美

文 / 李工

12/29/2019 8:59:48 AM

岛城书法家田畬所赠条幅,我常拿出来给造访的客人看,大都没谈什么意见。其实是没有能力欣赏,既看不出“门道”,也看不出“热闹”。犹如当年文革中交响乐团下乡给贫下中农演出,那时的老农敢批评交响乐团演奏得不整齐!
不过我说的这些朋友,还是很有修养的,不懂不能装懂,对田畬的书法只能表示未置可否的沉默。
青大中文系的魏韶华教授是艺术的行家里手,一眼就看出田畬书法有一种古拙美,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田畬书法的艺术特色所在。
古拙美的古,是古朴淡雅的书法与远古的隶、篆、甲骨文字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古拙美的拙,是拙中藏巧,是拙笔藏千钧,丑字寓神奇。
稍懂点书法的人都知道,拙中藏巧是书法的化境,而且是书法走过“柳欧颜赵”后,又另辟“旁门斜道”方能到达的化境。非一般书法家奔波在正统路上所能实现的。这是一种个性的体现,也是其学问的“倒影”。
古拙美不同于纤巧美,纤巧美就是村姑农夫也会喜欢,例如赵孟頫的字人人都喜欢。
但我不喜欢赵孟頫的书法——太完美了——过分的完美总是给人一种缺了点什么的感觉。人世间没有完美的东西,太完美就不真实了。所以有人说赵孟頫的字总是透着一种虚情假意的媚态。,不是吗?人人都喜欢,不可能人人都懂书法,其中的缘由便是很值得书法人深省的借鉴了。
古拙美不可能人人都喜欢,就像阳春白雪,不可能人人都喜欢一样。但下里巴人,人人都能看明白。
田畬书法体现出的古拙美,就不是一般的人能欣赏的。
古拙美是美人的愁容——比平时的容貌多了一份十分难得的动人神色。
古拙美是苍松的老态——比通常的青松多了一份沧桑,那是经年累月的结晶!
古拙美是江奔三峡,那是万古不衰的神奇力量。
古拙美是河出潼关,那是不可阻挡的豪迈气势。
古拙美犹如石林的奇观,处处可见叹为观止的鬼斧神工!
所以,能创作出古拙美的书法家都非等闲之辈,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精湛的艺术造诣、脱俗的精神襟怀、高超的思想境界。不要说傅山、郑板桥这类古拙美的典范,都是学富五车的人,都是诗文俱佳的学者。就是创作了古拙美的当代田畬,其丰厚的古典文化修养也是岛城的凤毛麟角。田畬用自己的书法艺术成就彰显了“书法是书法学问的”这个至理箴言的光彩。


读潍籍友人怀乡诗有感联


闲吟


中秋寄友一首


赠均华


题《大关知青回忆录》


龙年岁首戏赠友人伉俪联


贺刘经南院士七秩晋五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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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二中留忆

文 / 史晨

12/29/2019 8:58:09 AM

1957年9月我考入青岛二中。二中有海滨的本校和马路对面的分校,分校原来是清末的总兵老衙门,它是青岛建置后修造的第一所行政与军事类建筑,座北朝南偏东,青砖黑瓦的正房和厢房,好像是三进的四合大院落,还有几个跨院。我们初一(1)班教室在一进大门的三间东厢房内上课,房子是梁架砖木石混合结构,院内那几棵高不可攀的银杏树,至今仍然根深叶茂,耸立在如今的人民会堂周边。人民会堂是1959年拆掉老衙门在原地建成的,毁了原本就稀缺的古建筑,让青岛人耿耿于怀。
我们在老衙门分校有不少难以忘却的经历。最初是批斗山东大学的右派学生,我们围成一圈席地而坐,“眼镜青年”站在中间,大家鹦鹉学舌一样指责他“吃瞎了人民的小米!”刚入中学就学习与人斗,大学生潇洒博学的形象被击打得粉碎。与人斗完再学与天斗,1958年除四害记忆犹新,每位同学都从家中将脸盆、水桶、棍棒等带到学校,在同一时刻大家疯狂敲打呼号,整个城市顿时好像天崩地裂,如同世界末日,天上可怜的麻雀们惊慌失措,飞来飞去无处停顿休息,结果一只只筋疲力尽,从天空掉下来活活摔死。上头一句话,鸟儿全遭殃,幸好麻雀后来被平反了,不然现在天空连飞鸟儿也看不到。2007年6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白庆利有期徒刑1年,罪名是毒杀麻雀647只,那么50年前决定灭绝麻雀的人该怎么判呢?
回顾1958年大炼钢铁,更属疯疯癫癫不正常,初二的学生不会垒小高炉,也不会去“坩埚炒钢”,就分配你去搞材料。在人行道上扒砖用来砌炼钢炉,又不是耐火砖,纯粹是开国际玩笑。为了寻找废钢铁原料,少先队大队给中队分任务,中队给小队分任务,小队再分成小组走街串巷找废铁。我和谢德海、张淑武三人是中队委员,自然应该做积极分子,除了用锨镐挖掘废弃的自来水管子外,太平路海滨的铁栏杆、别墅院的旧铁门、建筑物的排水管……统统卸下来为大炼钢铁服务。我们的眼睛一个个像吸铁石,手拿钳子和羊角锤,连墙上的铁钉、地上的铁都不放过,这些锈迹斑斑的废品竟拿去炼钢炼铁,天下如此滑稽事,当时谁也不敢戳破。那时,只要你敢想敢说,世上似乎就没有不敢做的事!到太平角淘铁砂,也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每个学生人手一盆,就像淘米一个样,从海沙中淘来少得可怜的铁砂,这也能炼出钢铁?鬼才相信!浪费掉宝贵的学习时光,去做毫无价值的傻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们幼小心灵深处,早早注入了不诚实的基因。
大跃进的后果是三年灾害,身处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记忆终生不忘。从中学开始,学生年年都要下乡劳动,主要是在三秋大忙季节,1959年是第一个灾荒年,印象还不太深刻,可以后的下乡经历,就不是好奇好玩,而是一种磨难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校生活很单调,我体质较弱,不太喜爱体育运动,所以体育课分数大多是及格。那时学校球类只有篮球、排球和足球,我喜欢打羽毛球和乒乓球,可没有拍子没有球,我没有零用钱购买。我曾想学学乐器,或小提琴或手风琴,然而家长当年是不会花这个钱的,所以我至今对乐器一窍不通。在我做了父亲之后,我时刻观察儿女们的爱好,让他们练书法学绘画。女儿要锻炼,给她买自行车;儿子要学吉他,我借一把先给他练习;儿子说爱打球,篮球、排球给他准备齐全。我的青少年时代没这些条件,现在物质环境改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一对儿女的要求。上中学时,我对集邮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是“老纪特”邮票,没有钱买新票,只能集“信销票”,大部分还是靠同学之间的交换。我记得四方路有一个南方人开的集邮店,一张信销票1—3分钱,可我去看的时候多,花钱买的时候少,因为这相当于一支冰糕或一张电影票的价格,我哪有这种购买能力?当然集邮爱好充实了我的课余时间,我到处搜集旧信封,将纪念邮票剪下用清水浸透,再用毛笔将背面的浆糊或胶水洗净,然后一张张贴在窗户的玻璃上或夹在吸水的本子里,品相好的保存下来,重复的或品相差的留做交换。闲暇无事或心情不畅时,翻开集邮册马上心旷神怡,方寸之内有日月山川,有古今中外,有名人逸事……这是种廉价的享受,是一种精神寄托。说到集邮册,还是自己用纸卡制做的呢,那时透明的塑料纸叫做玻璃纸,十分难找,装订也十分麻烦,可我却乐此不疲,集邮册做得像模像样。1950年代的老邮票我现在仍保存着,只是缺少高面值是个遗憾,更不用说小型张了,不成套的黄山、菊花、梅兰芳等纪念邮票都已送朋友,现在感到追悔莫及,因为每张邮票都来之不易,都能引发一段岁月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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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多的青岛人

文 / 胶澳子

2019.12.27

奥兰多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一个中型城市,约有200万人口。这里四季如春阳光灿烂,加之有举世闻名的迪士尼乐园,每年全世界前来旅游观光的游客已达近亿。美国总统川普的庄园离这里仅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八年前我初到这里,曾很渴望能在异国结识到青岛的几个同乡。
去年春节大年初二,十来个青岛人凑在一起,在Z&W夫妇家包饺子喝威士忌。 谈到这里入籍的青岛人早已过百,持绿卡者比入籍者更多。加上在读的青岛大中学生年年增多,还有从台湾来的上百名老青岛,青岛人上千人定居在此不成问题。
如果不是很熟悉的朋友,询问你是怎么来的美国,定属缺乏教养及非礼行为。三毛的一句歌词说得好,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如果成了朋友,我会主动对你讲述我移民的故事。
青岛的戏法大王王鼎臣的传人宋先生,从南非辗转数年来到奥兰多已十几年了。他夫妻二人在跳蚤市场上开了一家中国特色的工艺品商场。美国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多次报道他以特殊专业人才身份表演获奖的消息。
1942年出生在青岛浮山所的苏女士,开着她的越野车来参加基督教家庭聚会包饺子。她乃抗日英雄、青保领军人物高芳先的干女儿。老市府对面德县路市南法院办公楼原来就是高芳先的家。父亲与高芳先是八拜兄弟,故与高芳先同住一楼。旅居日本20年后她选择移居美国奥兰多。
Z&W夫妇是一对1960年代出生的老青岛。曾在俄罗斯做过多年倒爷。最后还是选择美国奥兰多作为自己的归宿。他们的女儿小贝子是个喜欢参政的大学生,经常在美国一些知名电视台发表力挺川普的政治演说。W女士经常收到法院寄来的支票,原来是她被美国地方法院邀请为陪审团成员,故政府给她按时发放酬金。
S&Y夫妇是青岛京剧团退休的演员。女的擅长花旦,男的出身武生。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每逢华人春节晚会夫妻便在剧场登台献艺,全套戏装,字正腔圆的《梨花颂》让满座观众掌声如潮。
L&R夫妇是老青岛四方的居民,来美已十五六年。他们二人在一家华人开的春天超市卖快餐。我路过时讲了两句话她随即问我是不是青岛人,我说是啊。原来我们出了国门的青岛人对“青普”特别敏感。一听就知是青岛人说话。过了一周我们两家人就一块开车去可可比奇海滩钓鱼去了。
还有一位青岛大学退休的W教授。这老弟经常在社团活动中自摆擂台象棋比赛,还喜欢挥毫泼墨。他在《佛州大众报》以汉澜子为笔名做了一个专栏的版主。还有有一位家住湛山做外贸的女士每周在华人社团教大家唱歌。
读过龙应台写的《大江大海——1949》就容易理解那一大群1949年从青岛乘军舰去台湾后又移民美国的老哥老姐们。他们是一帮民国时期的老青岛。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如佛州山东同乡会的会长于文孝先生就是平度人,1949年随军去台。他的妹妹于文女士早在1940年就是青岛江苏路小学的学生,后在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任《中央日报》社记者多年。在她家里挂满了和美国政要及世界知名华人的合影。如里根总统、陈香梅女士、顾维钧大使、京剧大师张君秋等。
还有些台湾退休的军人,祖籍虽是四川、湖北、云南等地,因父辈1949年驻军青岛,他们的童年是在青岛度过的,有的母亲就是胶东人。他们对青岛的记忆虽已模糊,但青岛同乡聚会时他们也积极报名参加。他们自认也是青岛人。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我一回到美国,大家就要我讲讲青岛港最近发生的新闻。
我的候鸟式旅美生活颇受同乡首肯。大家常在一起谈论,美国的自来水比不上崂山水,美国的海鲜不如青岛的海鲜好吃。但美国的文明与自由让大家倍感幸福。
何时美国梦和中国梦都变成世界之梦。


你看这个出生在美国父母都是青岛人的17岁女孩,正在美国CNN电视上发表力挺川普总统的演说,令我感到青岛人的后生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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